凝神于世间小事而洋溢出哀乐

郭爽的记者经历为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讲述者地位，但她令人讶异地颠覆了客观讲述的新闻立场，而是采用了大量的、甚至有些絮叨的对话与心理表达组织起了她的故事。这些故事揭示了女性视角下的人际与物际世界的关系。郭爽塑造女性比塑造男性显得更为成功，比如《峡谷边》中的陶医生，虽然他表现出打架方面的能力和勇气，但与彭伯伯的对话却有着形式上的失真：两个人互相坦白弱点，传统上是缺乏男性气质的表现，似乎是有意为了增加男性气质，作者还特地在主人公父亲的名字中加了一个“勇”字，但他的姓氏又与“逃”谐音。逃避可以说是郭爽小说中人物的普遍特征，《拓》中失踪的连思齐、《挪威槭》中逃走的母亲、《换日线》中拒绝改变的裴盈盈等等。不是说这些人没有勇气，没有理想，相反他们有些强大而神秘的特质，但“逃避”的幽灵总是如影随形，游荡在人物周围，成为她的作品中一些令人难以理解之处。然而这些难以理解之处也正是郭爽小说的魅力，在东方社会里，个人对单位和家庭总是有着说不尽、道不明的依赖关系，这或许是我们文化中的一种无意识，亲密感与恐惧感，还有为生存而斗争的压抑与满足，统统融合在一起。中国美学是主情的，这里的“情”指的不是西方文化所看重的激情，而是因为长期比邻而居产生的深情。逃避与依赖是东方式深情中必不可少的一对矛盾，正是强大的依赖让人渴望逃避，逃避一个人情化社会，逃避一个过度社会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强调，个体不允许脱离社会而生活，生是社会人，死是社会鬼。但这个人情社会同时也是人们自然形成的情感的保护伞，他人既是地狱也是天堂。

或许是跟生活经验有关，郭爽小说中的家庭关系总是充满了不安，她擅长用伦理上的不和谐制造和谐，在人物之间的对立中寻找审美和解。除此之外，她还特别喜欢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反思这些伦理关系，在小说中，这些人物总是感到他们的某种身份、某种关系是被社会强加给他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同事之间，都产生这样强烈的感觉。郭爽笔下的角色是变成人形的甲虫，它们在一个遍布着固定关系的世界里感到恐怖，正是这个世界里各种名称产生的魔法把他们变成怪物。在这个意义上，《正午时踏进光焰》《月球》中的故事和《我愿意学习发抖》指涉的德国童话是相通的。同样是早期的作品，《鲍时进》里的鲍时进和《拱猪》里的丁小莉对身份的思考不是特别突出，但在《把戏》中，蒋立立开始在网络面具“周淇”和真实身份之间摇摆，面具遮住了她的快乐和悲伤，也制造出新的快乐和悲伤。对假名代替真实的恐惧，这是虚构作品特有的恐惧。小说家讲述故事，希望通过讲述来揭示心灵中隐秘的部分，但揭示出的却是比心灵更加隐秘的事物。

她有时忽然无意识地意识到写作的危险性，并不是想象吸引着读者，而是关于想象力的视觉表达在发出诱惑。这种诱惑才应该被视为一场“完美的游戏”，而不是故事本身。比如在《离萧红八百米》的开头，魏是昀拉动比例尺鸟瞰城市，竟然可以达到“比例拉到最大时，地球变成一颗可以握在手心的蓝色球体，熠熠生辉。而跌到最低时，他清楚看见所住小区天台上的花盆。按照电子地图的更新时效，花盆下正对的601室的客厅里应该坐着一年前的他，他总是在电脑前的。”人造卫星视角和滞后的计算机时间打破了日常的时空感觉，同时增强和减弱了我们阅读的真实感，产生了视觉上的延留，让读者在这段话的结尾处，依然是从天花板上窥视室内，我们的眼睛如同一台监控器。小说的结尾又回到了这种视角，“卫星正摄录他们的影像，不久后更新的电子地图上，他和琳琳的头顶也许能幸运地成为两颗黑色圆斑。”郭爽特别强调了视觉的作用，魏是昀告诉梅芬：“如果你总是从取景框里看世界，就会排除很多杂音和干扰，只剩下画面里的信息是有效的。”都市视觉、异域视觉、游戏视觉、病态视觉等等，共同构成了郭爽小说的全景画。

郭爽的小说优点和缺点都比较明显，她能在女性日常经验中，找到一种至暗与至明之间的平衡，对人际关系和社会赋予个体的身份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此同时，她常常在关键时刻回避真正激烈的生活斗争，只是刻画生活灾难留下的废墟，以及在这片废墟上，人们如何继续生活。她的讲述方式是通过对某个生活灾难的内心感受和思考一层层叠起来的，而且残留着青年写作的影子：太多童年回忆，这些回忆往往指向的还是内心感受而不是生活灾难。情节的前因后果在小说里显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感伤。这个问题在青年写作中常常显得比较严重，情节几乎可以简约成一个隐喻，比如《九重葛》里的顽强植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读者几乎可以用一句话讲完小说的情节。概括起来，我觉得缺点就是感伤有余，浪漫不足。我觉得好像大家对世情小说有些误会，中国古代小说反而不会写得通篇都这么悲切，世情的幽暗和社会宏观上的跌宕并不互相排斥，就好像世界上注定要有男有女，故事也应该有悲有喜。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小说也是，但我在郭爽的小说以及其他青年作家的作品里常常只见到“兴”和“怨”，其实小说应当提供更为丰富的情感。

但另一方面，郭爽的缺点何尝不是她的优势？她细致地刻画了一批当代的局外人形象，他们等待着审判，他们自以为是有罪的，但既不知道犯下了什么罪过，也没有正式的传票交到他们手中。他们只是生活在局外，既是犯人又是彼此的证人。他们是一群小人物，又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小人物。他们拥有一份关于错误生活的指南，被要求从中寻找自己的问题并且大声地宣布出来。这种宣读的姿态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里面的人物既逃避生活，又在语言中反思和谴责自己的逃避，郭爽正是这一小说类型的创造者和熟练的使用者之一。她写下的故事是枯叶埋葬的秋天，她提供了一种从卫星观看秋天的方式，但在显微镜下，新的细胞也同样在寒冷中繁殖得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