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边》的创伤书写
冯良的长篇小说《西南边》是一部有关创伤的小说。创伤书写,可谓冯良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她是彝族作家,曾在西藏工作数年,一度被视为先锋作家群的一员,但她始终坚持的,还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在长达几十年的现实主义写作中,她最常写到的,是人的死亡、伤痛,情感的破裂,以及生而为人,在命运之前的无奈。冯良的创伤书写,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幽微,描写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发生,不被特别注意,又习以为常的创伤事件。而对那些由战争,或巨大的自然灾害等引起的灾难性创伤,她似乎并不关注。
《西南边》的创作历时十年,延续了冯良一以贯之的创伤书写。小说以三对彝汉结合的年轻夫妻为主线展开叙事,笔墨所及之处,牵出了20世纪50年代及此后几十年间,西南边地的凉山彝人裹挟于时代的洪流之中命运浮沉的历史。但是,《西南边》不是宏大的彝族史诗。恰恰相反,《西南边》是作家依据自身经验及相关史料,以虚构的方式,对现代化进程中凉山彝人个体情感创伤、身份迷失及延宕的集体创伤的集中书写。它既是冯良对血脉相连的族人与故土的重新审视,亦是她远走他乡多年后,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对故土的一次深情而决绝的回望。冯良的创伤书写,笔锋细腻,语言丰富、生动,能深入人物的性格及精神层面,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幽暗之处,揭示创伤的本质,却不露任何斧凿痕迹。
一、情感创伤与身份迷失
“创伤”一词,源于希腊语“τρυμα”,最初指外力对人体造成的物理损害。随着创伤理论的发展与成熟,该词的含义逐渐扩展至精神层面。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在《无人认领的经历：创伤、叙述和历史》中首次提出“创伤理论”的概念,并将创伤定义为“一种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无法回避的经历,人们对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性现象反复出现”[1]。这一定义准确描述了创伤的性质：创伤是一种压倒性的体验,它的迟滞和重复反应会影响人们现在的生活,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耐性。在当代,创伤的含义已从战争、自然灾害、纳粹集中营等带有毁灭性质的暴力事件中脱离出来,指向日常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并未引起特别注意的个体创伤事件。
创伤书写“以一种滞后的方式间接指涉历史,体现在时间结构上,即表现为过去不断地侵袭现在,在这种侵袭中过去与现在的界限被模糊了”[2]。冯良的创伤书写,往往以凉山彝人的个体命运指涉历史。在这方面,冯良已做过许多尝试。《老阿牛的死》《一个苏尼》《欧婆婆传》等作品,都是鲜明的例子。《西南边》的个体创伤书写最为集中,也最深刻,其以长篇小说的体例,囊括了意外凶死等身体创伤,目睹亲人离世、经受情感背叛等情感创伤,花彝们的身份迷失,以及彝汉杂糅的文化背景中人的精神困境,等等。不过,冯良重点描写的还是个人的情感创伤与身份迷失。
一部小说如果没有情感,必然是一部僵死之作。《西南边》的情感非常浓郁。亲情、爱情、友情等的描写真挚动人,引人共鸣,尤其情感创伤的书写,更能深入人物情感的底部。《西南边》情感创伤书写的主线围绕黑彝女子曲尼阿果展开,她是整部小说中最为鲜活的一个人物形象,与其他人的相关性也最强。小说伊始,扎进阿果脚上的那根刺便以身体创伤的形式,上升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创伤符号。夏医生拔刺的失败,使曲尼阿果遭受第二次身体创伤。这也暗示,他将成为阿果生命里永远无法剔除的一根“刺”。阿果的第一次情感创伤,与传统彝族社会观念的日趋瓦解息息相关：自小倾心且订过娃娃亲的表哥古侯乌牛无视婚约,无视族规,与一个白彝女子相爱。这一行为,从情感和规则两方面将阿果抛弃。“经历了一次创伤事件之后,人类自我保护的系统似乎进入了永久性的警戒状态,好像危险随时都可能重现。”[3]亲密关系的破裂,在极大程度上破坏了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对于恋爱期的少女而言,更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坍塌。这次情感背叛象征曲尼阿果与传统彝族社会的背离,尽管这背离是被迫的。经历过失落和幻灭,阿果打破黑彝不与汉人通婚的陈规,与夏医生结为夫妻。但是,这一选择又成为曲尼阿果另外两次情感重创的根源。
曲尼阿果经历的第二次情感创伤极为复杂。一是亲人的离世：二姐曲尼阿呷和家爹曲尼拉博先后死亡。“当创伤患者曾目睹其他人的痛苦或死亡时,负罪感会特别严重……目睹家人的死亡,也最有可能让创伤患者发展出棘手而长期的创伤症候群。”[4]更为糟糕的是,这一噩耗,阿果是在一瞬间知晓的,完全没有反应和缓冲的时间。二是丈夫夏觉仁的背叛：这个关键时刻,他不仅没有与阿果一起承担丧亲之痛,帮忙料理二姐和家爹的后事,还出卖了她的家支[5]兄弟石哈。三重创伤事件的叠加,彻底摧毁了曲尼阿果的意志和求生欲望。
创伤事件的伤害不仅是当下的,也是延后的。创伤事件“在当时并没有被完全体验或消化,而在之后的生活中,受害者会在对暴力事件反复的再体验中,完全吸收或体验当时的情景”[6]。尤其是情感创伤,更是具有反复发作的魔性。情感创伤的再体验,使曲尼阿果犹如行尸走肉。夏觉仁口述道：“阿果不吃不喝不睡,瘦得脱形,关键是打不起精神,没日没夜地躺在床上,动也不动。我们的儿子小,以为他妈妈死掉了,老跑来医院喊我。那么钟爱的两个娃儿也不管了……女儿儿子走了三十来天,阿果才有反应,天上地下,好一通找,人又蔫了,还得回娘家。她回去长肉,回来消肉。”[7]照顾阿果的护士也在感叹：“阿果好虚弱哦,呼出来的气多吸进去的少,蚕丝般,热乎劲都没有。”（第263页）失去生的欲望,是创伤受害者最常见、最严重的症状。阿果强烈的回娘家的愿望则是在创伤事件中失去安全感,“禁闭畏缩”的体现。直到最后,她甚至完全退缩至自己的出生地,躲避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非现实”的理想世界,不问世间疾苦,整日里只与花间的蜜蜂追逐、嬉戏,看似超然物外,宛若精灵,实际上只是为了逃避现实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措施：停留在无忧无虑的十几岁。在那个世界,阿果全然忘记了现世的苦痛,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母亲,还有一双儿女。
这样的情节设置,也影射这部长篇小说的自传性质。母亲早逝、母爱缺失的创伤记忆,使作者在潜意识中希望母亲并没有过早地离世,希望母亲能在她的笔下复活,但与此同时,这种母爱经验的缺失,又让冯良无法书写曲尼阿果与女儿相处的细节,甚至无法将曲尼阿果书写为一个母亲。
反复的创伤经历,一方面会加重受害者的破碎感,但另一方面,也会使受害者对现实有所防备,并对再次发生的创伤事件感到麻木。有些受害者也能在长期的自我修复中超越这种痛苦。经历第三次情感创伤时,曲尼阿果的内心已明显有了云淡风轻之感。这一次,表哥古侯乌牛暴毙,丈夫夏觉仁出轨好友沙马依葛。这两件事,又与几几嫫小儿子的死和吴升夫妻间的情感背叛相联系。这时的曲尼阿果,一袭传统服装,荷叶帽,百褶裙,斜襟宽大衣裳,俨然礼服;眸子清亮,神清气爽,不染一丝尘世之气,也好像对现实世界里的创伤事件毫无反应。这代表着阿果心理上的成熟和超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夏觉仁对她族人的背叛,远远大于对她个人情感背叛的伤害。
另一位女性,即沙马依葛的情感创伤,也在此时显现。与曲尼阿果的被动承受不同,沙马依葛是一个积极响应号召,追逐时代浪潮且事业心很强的女子。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能迅速付诸行动。一旦发现追求夏医生无望,便立刻选择同为军医的吴升作为结婚对象。在工作中,沙马依葛更是步步为营,利用一切关系站稳脚跟。但对于夏觉仁,她始终怀揣着爱情的种子,一经撩拨,便迅速发芽,开花,盛开得轰轰烈烈。她以为夏医生早已对“疯掉”的阿果死心,与她旧情复燃,却发现所有的一切只是一个骗局。
在欺骗中献身,付出真心,这使沙马依葛感到羞耻,并生出强烈的幻灭感。极端情绪的支配下,她不顾个人形象,气急败坏,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地发泄道：“脑壳坏了、眼睛瞎了,脸不要,家不要,哈巴狗不如,比不上乞丐,围着你这个没有恩义的坏蛋转。你呢,完全在骗我,骗着给你那个供在云朵上的老婆摇尾巴示好哦！”（第328页）这些咒骂与自嘲,隐含着一个女性的无奈,以及爱情幻灭之后的绝望。一般来说,在情感遭遇重创的情况下,创伤受害者通常会生出复仇的渴望。“受害者在被欺凌后的愤怒下想象,复仇是唯一让她感到恢复力量的方式;并且她会想象,这是唯一能迫使加害者承认罪行的方式。”[8]沙马依葛此后的复仇渴望,以及勾结俞秀对曲尼阿果的报复行为,根源就在于此。
“彝汉根子曾经很是困扰我,让我敏感。”[9]在一次对话中,冯良曾这样说。“彝汉根子”的身份,既是冯良的独特之处,也是她作品中抹不去的印记。冯良是彝族,母亲是凉山传统的彝族女子,父亲却是汉人。“彝汉根子”的身份问题,成为她生命最初的创伤记忆。她在散文《彝娘汉老子》中也谈道,小时候,不经意间得罪了小伙伴,会被骂“杂交鬼”。她因此对“杂交”这个词没有一丁点儿的好感,觉得它“太阴暗了”,以至于对“杂交水稻”“杂交水果”这类的词也提心吊胆。此后,“我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我尽量地不去招惹别的孩子,以免他们说出让我尴尬主要是羞惭的话来。如此一来,我在少年时期变得十分的孤独。”[10]童年的创伤经历一旦得不到及时的疏导,便会像肉中刺一般拔不出来,甚至找不准具体位置,却时不时地隐隐作痛。
这种困扰在《西南边》中以创伤书写的形式得到艺术再现。小说选择以三对彝汉结合的夫妻（黑彝女子曲尼阿果与汉族军医夏觉仁、白彝女子沙马依葛与汉族军医吴升、汉人女子俞秀与彝汉混血的彝族奴隶娃子木略）为主要叙事对象,且这三个家庭,都生有带着“彝汉根子”的孩子。选择这样的群体展开叙事,正是冯良对同伴的下意识寻找。同时,她也在潜意识里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西南边》里的身份迷失,除了表现为主要人物的身份设定,具体的细节展现则大多聚焦在曲尼阿果及女儿索玛身上。阿果第一次怀孕,就深陷于这种身份迷失,常常感觉到难为情和尴尬。身份迷失引发的心理创伤,像扎在脚心里的刺,并不致命,却让人寝食难安。“三姐和三姐夫生的娃儿是彝人呢,还是汉人?”二姐阿呷借弟弟的话与她打趣,结果“曲尼阿果扑过去要撕她的嘴”（第171页）。有一次,索玛玩耍回来,声称“有个小朋友骂她花彝、杂种”（第202页）。这让阿果失控大哭。索玛还是个孩子,并不明白这些词背后的含义,只是觉得有些苦恼,有些疑惑,倒是阿果的大哭,阿果对夏医生的嗔怪,体现出她对这一身份的介怀。她的行为又似乎在隐隐之中回应着冯良记忆最初的心理诉求,冯良也在这样的创伤书写中,完成了对自己童年创伤的修复。
此外,这种身份迷失在以木略为代表的花彝娃子身上也有体现。木略的爹是汉人,在翻身之后,他甚至找到了自己的汉人爷爷,也已经认祖归宗,但面对极为棘手的事情,依然会把希望寄托于彝人特有的“天菩萨”。考虑到死后灵魂的归处,更深觉自己是个传统的彝人,灵魂该归于三处。然而事实上,他们的内心深处是无根的,没有归属。这种无根性,又一直延续到《西南边》之外那些已经考入大学、走出凉山的下一代花彝们未来的生活之中。
二、延宕的集体创伤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脱离集体、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西南边》除了关注那些浮于历史表面的、个体的情感创伤与身份迷失,还着重描写了那些隐藏在具体的人物背后,作为底色的凉山彝人的集体创伤。冯良的出身,为她的书写提供了先天优势。她本身就是凉山彝人,母亲及亲属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黑彝。对彝族社会的熟悉,切身的生活体验,以及记忆深处那些鲜活的人物群像,都使她在书写西南边地的群体时,能够轻松地进入,精准地把握。
值得一提的是,冯良与她对故乡的创伤书写不仅血脉相连,还保持着难得的距离感和表达的自由。这与她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不无关系。自上大学开始,冯良便远走他乡。她看到的世界,从一个传统的以血缘和家支为核心的彝族世界,转换到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北京,再到以藏传佛教为底色的西藏。这个跨度,不仅在于地域上的距离,更在于文化的差异。“凉山,西藏,包括我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生活于此的北京,这种种同质异质的文化自然生发于我的生命历程,是记忆,也是想象,不局促于时空的遥远、阔大,保有生动、鲜活的面目、心灵,虽然偶尔会碰疼我,也有尴尬无解的时候,但它们给予我表述它们的自由……”[11]显然,彝、汉、藏等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极大地拓宽了冯良的认知世界,拓展了她的想象力和语言的边界。
离乡途中,冯良曾有过多次回望,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凉山彝人的故事,如《一个苏尼》《老阿牛的死》《喜德县》《彝娘汉老子》《欧婆婆传》等。不断的回眸和书写中,一个小说家捡拾起了那些破碎的,关于家族乃至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如果说之前这些作品是冯良对于自我身份的初步审视,甚至还带有戏谑的、自嘲的、反叛的成分,那么《西南边》便是她在自身血脉的反观与回望中对发生于故土的集体创伤的一次集中而彻底的书写。冯良的创伤书写是一个找寻的、隐忍的、诠释的以及探知的“我”,通过探究家庭历史,完成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个人、家庭的创伤记忆与民族、时代连接起来。
《西南边》的集体创伤书写,首先关注的是凉山彝族,尤其黑彝这个群体。彝族内部有五个等级：兹（最高统治等级,后来大部分被“诺”取代）,诺,曲诺,阿加和嘎西。其中“诺”就是黑彝,“曲诺”是白彝,“阿加”被译为“安家娃子”,“嘎西”被译为“锅庄娃子”。“诺”阶层的黑彝自视血统高贵,不与“曲诺”阶层的白彝通婚,更不与“阿加”“嘎西”及汉人通婚。白彝则相对汉化,思想上更为开明,与汉人通婚也是常有的事。《西南边》一开篇就写到彝族奴隶制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的颠覆与重构。黑彝们做惯了主子,眼看着祖祖辈辈挣下来的土地、森林和牛羊即将被娃子们瓜分;眼看着娃子们即将直呼他们的大名,与他们平起平坐;眼看着黑彝的女儿们将要外嫁给曾经的奴隶娃子,玷污他们黑彝清白的血,“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第4页）
对于黑彝的守旧、精神痛苦与过激反应,冯良以第三者的口吻骂道：“死脑筋,以为不管何时只要他们振臂一呼,四面山上家属的百姓,白彝们,就会自备枪支弹药,有马儿的,骑上,跟着他们冲锋陷阵。结果,稀稀拉拉,还都是头发斑白的。年轻人,算上黑彝自己的子弟,五六年里,不断出外,远到北京,近到成都的民族培训班学习去了。学成归来,多在地区县里区上工作。就地参加解放军、参加工作的也不在少数。”（第4页）从这一段略带自嘲的自白里,更加可以读出现代化进程里,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因固守世代相袭的观念而致的集体哀歌。
然而,黑彝对传统彝族社会规则的坚守又进一步加重了自身的苦难。小说中间部分,黑彝女儿曲尼阿呷的意外凶死之所以能再次成为祸端,引起一连串蝴蝶效应,导致黑彝的解体,原因也在于此。这是一起由个人的意外死亡引起的集体创伤事件。先是舅子老表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将送阿呷回家的白彝打进了医院。之后,“白彝抢黑彝,把黑彝推河里淹死了”“白彝打黑彝,黑彝要断子绝孙”（第182页）等谣言四起。在这种形势下,黑彝奴隶主们各个宰牲口,烧房子,连夜逃往山中更深的林子里去了,被卷入事端的曲尼拉博也不例外。与之相对应的,是翻身娃子们高涨的情绪,他们激动地喊道：“新社会黑彝的骨头没有我们娃子的值钱……走掉好,明天我们搬他们屋里头去住。”（第188页）包括曲尼拉博在内的大量黑彝病死或饿死于奔逃途中,其余的人,一部分选择融入时代的潮流,另一部分则永远地消失在了深林里。这种集体创伤,虽未发生在战争年代,却与战争创伤有相似之处,同为一种永恒的、没有被充分认识和承认的集体创伤记忆。《西南边》中所书创痛的永恒性在于,其影响会永远地留存在尼嫫这样的幸存者及曲尼阿果、索玛等后代的记忆之中。
冯良《西南边》的集体创伤书写,并不局限于以族人为代表的黑彝,也关涉彝族奴隶社会中其他群体的创伤样态。第一类是以木略的爹克其为代表的汉人娃子。他们大多是在童年时期被蒙上头强行掳去给黑彝奴隶主当娃子的。这些被掳走的孩子们就此与父母亲人永别,又长年累月地遭受黑彝奴隶主的暴力鞭打和体能压榨,遭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创伤。更为不幸的是他们的婚姻与后代问题。“过上三几年,就近找个女娃子配给他,稀里哗啦,没几年替主子家生下七八个男女小娃子。到现在,除了木略这个幺儿子,谁晓得都让主子卖到凉山上的哪些地方去了。他们的模样呢,当爹的他也记不得了。”（第24页）失去名字和人身自由的“克其”们,在彝族社会中已不再是人,而只是奴隶主们的“牲口”。婚姻好比配种,生育的后代更是可以像“牲口”一样明码标价拿去买卖。
“克其”们的集体创伤,又包裹或延伸出另外两个群体的创伤。一类是配与他们的彝族女娃子。木略的娘,以及他的第一任老婆乌孜,都是这一群体的代表。被奴隶制摧残,又被反复抛弃的乌孜们,无疑是《西南边》的女性群像中最为苍凉的符号。另一类则是以木略为代表的下一代。如若未遇现代化的冲击,未遇奴隶制的废除,“木略”们将继续父辈们的不幸,随便配一个女娃子,生下的小娃子们再被卖与他人,终生不复相见。而他们的后代,从一出生,便又陷入这个延续了几代人的命运悲剧。创伤反应往往会出现代际传递的现象。创伤经历者、幸存者的后代会受到来自父母甚至祖辈们痛苦经历的影响,出现沮丧、没有信任感及情感压抑等症状。即便是奴隶制已经废除,娃子们翻身做主,但那些关于苦痛往事的回忆依然会反复出现。有些娃子,如木略,甚至当上了县长,但依然无法摆脱父辈与自身创伤记忆的影响。
特殊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经历,使冯良对凉山彝人的创伤书写既不同于定居在凉山本土的作家,也与那些生活在他地的或他族的作家有别。作者既与彝族及凉山血脉相连,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和具有超越性的冷静审视,以及表达的自由。正因如此,《西南边》才能超越赞歌式的故乡情怀,更不局限于家族关怀的藩篱之中。也因此,她笔下的故土,并不是田园诗人理想中的桃花源,而是一个既充满原始的神秘、朴素、自然,又不乏创伤、暴力的闭塞的边远山区。西南边地的集体创伤与包裹于其间的个体创伤相互交叉,相互促生,共同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创伤书写的图卷。
三、支离破碎的画面和感觉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数千年来,他们聚居于西南边地,用作为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的彝文,书写着浩如烟海的民族历史。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敬重山川,热爱土地,循自然之道而生存,以豁达之心面对生死。他们伴火而来,又随火而去,在祖祖辈辈苏尼吟唱的故事里,追溯自己的来路,寻觅灵魂的归处。凉山彝族的一草一木,族人们的形容举止,脚上的泥土,摔破的膝盖,空气里的荞子香、洋芋香,如此种种,都深植于冯良的记忆之中。生于斯、长于斯的她,行走在族人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将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与并不遥远的民族记忆的画面和碎片,以富有文学性的创伤书写贯穿在现实中,融合为《西南边》中的父辈及后代们生活方式的点滴。
根植于作者记忆深处、融入生命体验的创伤书写,是浑然天成,不怎么需要技术的,且作者本人对刻意的炫技并无好感。“至于‘技术’,我觉得托尔斯泰和博尔赫斯的描述都各有其现实性,虽然我偏爱后者的意象和空间。我想说的是,我在描述故事时实际上并不关心技术问题,你这么问我的话,我这会儿的回答是,故事可以把技术带出来。”[12]让故事把技术带出来,正是冯良的《西南边》所追求的。
传统的彝族社会里,毕摩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抄写的经卷,内容涵盖历史、哲学、宗教、天文、医学等,被称为彝族的百科全书。毕摩们垄断和掌握着文字及书写文化的权力,同时,他们又通过仪式的形式,把彝族的文化传播到民间。冯良生长的凉山彝区,亦是一个文字少于口述的地方。文字缺乏口述者的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缺少口述者营造出的画面和感觉。对于作者而言,她几乎是在几个姨爹声情并茂地讲故事的表演中长大的。《西南边》的叙事,便结合了传统彝人讲故事的方式,整体上以时间为轴,延续了中国长篇小说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但这线性叙事的脉络并不连贯,而是时见缺落且碎片化的。
冯良偏爱在关键的节点戛然而止,按下不提,等你回过神,她早已进入后续的故事里了。如写曲尼阿果与夏觉仁的爱情,很细腻地写到初次见面时夏医生对阿果萌生情愫乃至失神的瞬间,写他为追求心爱的女子,如何俯下身子当她的上马石,如何置整个队伍的病人于不顾,只为同曲尼阿果相伴走过那一段蜿蜒崎岖的山路……忽然,他们就成为夫妻。对于阿果如何软下心来,冒着背叛家族的风险接受夏医生这一环,作者却空缺着,只字不提。有时,作者又喜欢抹过一些场景,让那些勾人心弦又悬而未决的点,在故事发展的某个不经意间被缓缓提起。直到这时,你才恍然大悟。如夏觉仁举报石哈一事,我们总以为阿果并不知情,多年以后,提起为石哈平反一事,阿果看向夏觉仁的眼神却透露了一切。这样的叙事策略中,既掩藏着彝族女子特有的羞涩气质,也与创伤记忆的特性有关。
创伤记忆无法顺利地与我们的认知体系融为一体,也无法被准确地记住。创伤记忆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记忆,它无法用连贯一致且符合逻辑的语言进行叙述,而是被解码为支离破碎的画面和感觉。这种特性决定了创伤记忆难以用连贯而完整的语言去表达,而更多地介于说与未说之间,是那种“无法言说之痛”。从叙事策略上讲,《西南边》亦带有创伤记忆再现难以言说的特点,一个鲜明的特征即《西南边》的创伤书写倾向于与创伤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整部小说中,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在不经意间作为一个模糊的背景现身的,仿佛那些核心的创伤事件成了无法触碰、无法言说的隐秘之痛。
因此,《西南边》更倾向于对那些浮于历史表面的人物与生活细节的描述,以此带出西南边地彝汉文化的汇聚与杂糅,以及整个时代的大背景。这些特征与背景,又带动着人物的行动,促成了种种创伤事件的发生。如木略的身世和两次婚姻所带出的属于他这个群体的集体创伤,曲尼阿果与夏觉仁的六次爱情书写体现出恋人之间因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产生的隔阂,几对彝汉结合的年轻夫妻的集体婚礼又是时代号召的体现,等等。
此外,作者也擅长避开创伤事件的受害者本身,通过其余人的对话体现受害者的状态。如通过娃子之口叙说黑彝的没落;通过夏觉仁与不同人的对话,我们窥见曲尼阿果的创伤症状;曲尼阿呷与俞秀的闲谈透露出阿呷的不幸与阿果的日常;木略与俞秀关于灵魂归处的讨论,则影射他的身份迷失及彝人对灵魂归处的重视;关于古侯乌牛死后进烈士陵园还是祖灵地的争论,又同曲尼拉博的葬礼一起,牵扯出传统彝族文化中的丧葬仪式“尼木措毕”,在这个仪式的结尾,毕摩们吟诵《指路经》,沿着祖先来时的路,将亡者的灵魂一站站送回祖灵地。
实际上,彝族的每一部《指路经》,都生动地展现出一个家族的迁徙史,把每个家族的《指路经》集中起来,就构成了一部古代彝族迁徙发展路线图。这是一条穿越时空的生命线。通过寻根归祖,个体生命以灵魂的方式再度融入民族血液的记忆当中,而这,正是彝族人根深蒂固的集体意识和民族情感的根源。传统彝族社会是依靠血缘关系由家支组成的奴隶制社会。明确了这一点,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为何曲尼阿呷的死会引起舅子老表们如此激烈的、自发的报仇行动。在这里,也同样能看到石哈一系列行为的原因。他之所以信任夏觉仁,是因为按彝人的传统将他视作了家支兄弟。而对于汉人夏觉仁而言,他的文化中只有小家庭的意识,并没有这样的家族概念,他所在意的,只是曲尼阿果和曲尼拉博一家,石哈不过是一个陌生又脏污不堪的彝人。于是,他可以理所当然地选择出卖石哈,来为丈人曲尼拉博的逃跑开脱。阿果因为此事如此痛恨夏觉仁,亦是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传统的家支概念与血缘的重要意义。
《西南边》的创伤书写,虽是以文字的形式,却有着传统彝人讲故事时的声情并茂,言辞之间营造出了强烈的氛围感、画面感和感官冲击。现在的许多小说家,都没有自己的语言,冯良却在异质文化的碰撞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她的语言,是她自己的,也是她所书写的这片土地所特有的:带着彝族文化特有的绮丽,混合着远山深林的生野之气,以及当地方言中彝语和四川方言特有的节奏和乐感。这样的语言,是诱人的、生动的、活泛的。作者也曾自信地说：“如果说我有哪一点故意要‘炫’的话,我会炫小说的语言,语调和节奏都会注意,虽然川音感十足,但我们四川人可以读出声来,如果愿意的话。后一句话特指《西南边》。”[13]果真,当你试着用四川话去读这部小说,随便找一段话,都会发现别有一番韵味。
“麻药的作用还没过去,眼睛半张,软绵绵,汽灯光罩着她,白亮,似要虚化她……夏觉仁支应着,绕到曲尼阿果的头边,这位大睁开眼睛,面色冷峻,看他意欲何为。他张张嘴,被那掩在浓密的睫毛里的黑亮眼珠锋利地一刺,什么也没说出来。”（第34页）夏觉仁失神划伤曲尼阿果的脚,使她不得不缝了十几针,冯良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短短的几句,藏着两人之间多少微妙的情愫。“锋利地一刺”,整个画面就活起来了,夏觉仁的心理活动也显露无余。
“好一会儿,简直动弹不得,闪电似的想别摔残呀,那还怎么去爱曲尼阿果,或者曲尼阿果更不会正眼瞧自己了。渐渐感到古驿道上残缺的石砖、散乱的石子和硬泥把他的瘦骨薄皮肉硌得生疼。再一打量手腕、掌心,这里那里不是蹭掉油皮,就是渗满点点珠血,还沾着干泥、细石和草屑。”（第52页）描写夏觉仁摔倒在地的惨状,对其心理与生理感受瞬间的捕捉十分生动,强烈的画面感,使人仿佛身临其境。这些句子,哪怕只是在描写一个人受伤的片刻,都好像自己发出了声,在声情并茂地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
冯良的笔墨一旦转向更深处的集体创伤书写,立马变得严肃而有力。如描述木略以前的主子吉黑哈则的不幸,她写道：“梁子是他爹结下的。他爹不愿意将自家的两座山拱手让给金司令经营花果山,被金司令派人击杀在北山上。死了,还不让收尸,丢在一蓬刺巴笼子上,烂得皮肉一块块地往下掉,再风吹雨淋太阳晒,骨头架子白森森的又在那里放了好几个月。”（第66-67页）这几句话,平静且直白,没有任何渲染,却让人毛骨悚然,长久地沉默。这便是语言的力量。
《西南边》以独属于冯良的情感、经验、语言与讲故事的方式,完成了她对故乡的回望与创伤书写。《西南边》写入了太多人生的酸楚、无奈,但苍凉的底色之中,却也时时泛出温情。这也是冯良一贯的风格,无论是对个体创伤的描写,还是集体创伤的观照,都不是那种呼天抢地的恸哭,而是冷静的、写实的,并且在写实中又带有一些温暖的祝福。她写人的死亡,写人生的苦痛,但始终是平静的,笑吟吟的。在表达上,她的情感又是节制的,小心翼翼的,并不将多余的主观情绪强加在人物身上,而是任由其自己生长,或悲或哀。正如她所说：“它们给予我表述它们的自由,即使悲伤,也有逗笑我的强大本领。”[14]那些使她尴尬、悲伤的,发生于故乡的创伤,在她的书写中,也以逗笑她的方式治愈了她。
《西南边》的创伤书写以及它所蕴含的地域色彩,也为我们了解西南一隅几十年间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参照和绮丽的画卷。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南边》无疑是可读的,包括其文学性亦值得被认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南边》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它的语言和叙事还是不均匀,尤其是语言,作为这部小说的看点,在很多时候也暴露了冯良刻意营造闭塞、原始的山野氛围时的失控,这种失控体现出冯良潜意识里对某些文学之外的因素有意无意的迎合。她笔下的人物也有些阴晴不定,既有鲜活的时刻,又有被必要的事件和情节固化的瞬间。但整体而言,《西南边》仍然是一部既充满情感,又饱含文化意蕴的长篇小说,一部书写创伤的优秀之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
[2]Cathy Caruth. "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History " , Yale French Studies, 1991, Vol.79, pp.182-190.
[3]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46.
[4]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施宏达、陈文琪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
[5]“家支”意为“同祖先的兄弟”,以父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6]Cathy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
[7]冯良：《西南边》,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46-247页。以下若引本书皆不再标明出处,只随文标页码。
[8]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施宏达、陈文琪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页。
[9][11][12][13][14]吴越、冯良：《多元文化碰撞为凉山人塑像——对话<西南边>》,《当代文坛》2017年第1期。
[10]冯良：《彝娘汉老子》,天地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