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
壹
“新南方写作”已经是当代文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命名过于宽泛，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应《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栏目讨论的要求，本文也采用“新南方文学”这一说法，与“新东北文学”相呼应。但我认为，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界还会纠结于这个命名，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关于命名本身的讨论，也有利于对命名对象的认知。期待一种命名能完美概括处于变动中的文学是不现实的，“任何的学术命名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命名有利于归类、总结、提出问题；另一方面，命名本身所难以避免的漏洞和局限，最终都会因为定义的不准确而导致边界不断被突破，命名慢慢地就会失去原有的意义。……哪怕是不成熟、不严谨的命名，一旦被广泛认可和讨论之后，也会显示出它自有的敏锐性和合理性，或许，对一种写作新质的发现和张扬，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批评先觉”。（1）当代文学正在面临剧变，代际分野、观念差异、地域不同，都影响着写作风格的演进，一个敏锐的文学研究者不可能等到把这一切看清楚、想明白之后再来发声，问题的提出、共识的形成都必须在讨论中来完成，而建基于文学现场的理论阐发，总是更切近文学本身。没有肉身的文学理论最容易流于空谈。
陈培浩在此之前发表的《“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一文，已对这一命名进行辨析：“一个并非没有意义的追问是：为什么是‘新南方写作’而不是‘新南方文学’？在我看来，‘写作’是大于‘文学’的概念。当‘文学’被纯化、被凝固化的时候，‘写作’带着野性横生的原力要求打破和创造。‘文学’天然地更优雅、更高大上，已经获取了相应文化资本，等着领受一份文学史叙事的馈赠；‘写作’则具有自下而上的全覆盖能力，作家可以写作，普通人也可以写作；纯文学是写作，民间语文也是写作；‘文学’因其优雅而逐渐名词化、静态化，‘写作’则始终保持其孜孜不倦、生生不息、陀螺转圈的动词性和实践性。因此，‘新南方写作’更重要的并不是某个终将凝固并成为陈迹的‘南方’或各种形式的‘以南’‘更南’‘最南’，而是为写作设置一套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更新和自我创生的活力装置。”（2）这是有见地的看法。必须对已有的“文学”保持警觉，因为一种革命的完成，就意味着某种秩序的建立，它的背后必然隐含着固化和板结的趋向；甚至一种写作声名的建立，也会让作家从艺术高地后撤，自觉进入写作的舒适区，变成一种惯性写作。这个时候的文学要有新质，就必须从固化状态的“文学”中跨出去，汲取新的叙事资源，探索新的话语方式，打破僵局，重新出发。文学史上不乏作家向民间文化、向其他艺术门类学习并打开一个全新艺术世界的例证，比之于“文学”的纯，“写作”的杂代表的是活力、不羁、在野、出格、枝蔓、野蛮生长、异想天开，不断地被规范化，又不断地突破，在这个过程中，“写作”所能调动的资源远比“文学”要多，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博采众家、自成一格。陈培浩强调，“新南方写作”也是“‘新’南方写作”，这“新”从何来？就是从对固有“文学”的反思、批判中创生而来；没有新的写作实践，没有大胆的越界，就不会有新的“文学”。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全民写作的时代，固守一种日益纯化的“文学”边界已越来越困难，并且毫无意义。“假若仍然固守文学是一种永恒的审美形式，是人类生活的精神象征这种观念，你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永恒性、精神性的光芒已经黯淡，比如，各类影像、视频正在重组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方式，那种可视、可听、可互动、可体验的综合性感受具有比文字书写更强大的仿真能力；又比如，各种媒介的融合所创造出的虚拟形象，它短暂、易变、不断自我覆盖，但它们对那些决定性瞬间的捕捉，可以抹平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界限，对很多沉浸式的消费者具有特殊吸引力——很多人对虚拟文本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现实的信任。”（3）互联网的兴起全面改写了文学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生活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立体、多维的网状结构，文学和生活之间也不再是镜像关系，写作被改造成了具有参与性、体验感和即时性的互动现场。作家笔下的现实也可以是流动的、并置的，我们过去所鄙薄的“直接现实主义”式的写作，反而成了今天新媒体上的主流，许多被技术改编和重构过的现实，看起来更像是超现实。
这是“文学”所面临的新的处境。每个人都是写作者，任何经验都能生产文本，所有媒介都可成为文本的传播平台，这种盛大的语言景象，确实更接近“写作”，而不太像我们所知道的“文学”。
但文学研究所关注的，终究是经由各类“写作”参与、重组之后最具“文学”品质的那部分作品。文学批评本就是检索、发现、阐释、判断，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披沙拣金，简单说来，就是从各种驳杂的“写作”中辨明何为真正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关于“新南方文学”的讨论看作对“新南方写作”讨论的一次专业升级，或者是在一个更清晰的视野里重申“文学”的价值。
贰
不少作家、评论家都参与了关于“新南方文学”的讨论，不少话题都有延展讨论的空间。对一个地方的重新审视，对一种写作趋势的警觉和发现，往往会成为文学批评场域里最具活力的部分。“朦胧诗”“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口语写作”等命名是从思想观念和文学形式的变化切入，相比之下，“新南方文学”与“新东北文学”这样的讨论，直接从地方性的知识和经验入手，它会不会从一种内在文学经验的辨析转向外在的写作标签式的描述？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因为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性经验并不会真正生成文学意义上的地方风格，任何写作风格的形成，都是在地方经验、个体精神和文学想象共同合力下完成的。
但也必须承认，这个与地方性有关的文学话题的讨论能够影响广泛，和之前文学界对南方的书写和认识远远不够大有关系。“新南方”，就是俗常说的南方以南，它在文学界的声音一直是比较微弱。讲到南方，大家想起的更多是细雨绵绵的江南美学，像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虽有经济崛起的显示度，在文化上对它们的认识偏见却普遍存在。照杨庆祥对“新南方写作”地理范围的描述，除了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还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4）而对于后者的写作现状，我们更是陌生，至少缺乏全面的了解。这些地方的作家笔下出现的文学新质，难以被第一时间发现，不同区域之间的写作有一些怎样的精神气质上的联系，也不太会被人重视。这里的写作者，更像是散养的、野生的，当然也是自由的，他们的声音散乱微弱，传播不远，与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南方以南被误读、被漠视、被概念化密切相关。
以岭南文化为例。岭南文化由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融会构成，到明清两代，这三种文化的冲突、激荡、贯通、落实，已使岭南文化自成气象。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吸纳了中原文明的精华，又受开放务实的海洋文明所影响，慢慢孕育出一种既具世俗包容力、又有精神创造力的地方文化。这种文化和俗常意义上的南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才使得岭南文化在清代中后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也就是1840年以后，岭南文化成了近代中国在政治和文化变革中的思想发动机。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法，从孙中山倡扬民主革命到历史性地建立中国第一个民主政府，这条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到岭南文化之于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意义。有人说珠江文化骨子里是一种世俗文化。同时也是一种革命文化，也有人不喜欢这里的文化，顾颉刚就说，他来广东之后的感受是此地不文，令人不喜。可岭南人独有的精神和“雄直气”，（5）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带的人却未必有。陈寅恪在1933年12月读了岑仲勉的论著后，在回复陈垣的信中强调“此君想是粤人”，并说“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6）岭南作为如此重要的文化一端，相当长时间里都被人鄙薄为“文化沙漠”，文化偏见之深可想而知。因此，以“新南方文学”的讨论为契机，重识一种南方以南的写作，并对“南方”做扩展性的、全新的解读，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其实，早在1905年，梁启超就撰有《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从交通角度论述了自古以来广东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以比较“中国里面的广东”和“世界里面的广东”之不同。就中国史而言，梁启超认为，很多城市和地方都比广东重要：
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价值者也。……就国史上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虽然，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地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7）
说“无丝毫价值”当然夸张了，他的目的是想对比强调，广东在古代中国对外海洋关系史上的地位比在国内更为重要，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交通、海运和对外开放日益频繁，这一重要性还不断被凸显：“若其对于本国，则自我沿海海运发达以后，其位置既一变；再越数年，芦汉、粤汉铁路线接续，其位置将又一变。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8）但梁启超同时也指出，近代以来，西欧海洋强国崛起，广东反而成了中国的忧患之地。自从元朝将欧亚大陆连为一片之后，陆路成了东西方交往的主要通道，只是，由于15世纪土耳其帝国的崛起阻碍了东西大陆的联系，这个时候的欧洲人一定会想起《马可·波罗游记》等著作，里面关于海路交通的记述也必定会激发他们的航海想象。事实上，欧洲海洋帝国的殖民力量正是通过海路进入中国的，而地理孔道意义重要的广东自然成了中国经受西方帝国主义冲击的最前沿。广东最早受西方侵略，也是当时思想最活跃的地区，那时的北方和中原思想界还处于闭塞状态，广东有识之士已借力日译本开始大胆向西方学习。尽管岭南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但当中原日趋腐朽之时，身处南方的广东却面朝大海，一片生机。海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梁启超当年重视广东未来之于中国的价值，尤其指出粤人在古代就借力发达的海路交通向南洋等地拓展，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力衰弱，粤人仍然坚持远航，最远抵达了墨西哥等地，就是从这种朝向大海的生存努力中，梁启超看出了晚清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效仿西方和日本的强国之路的想法，同时也意识到广东对于中国将来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意义。
而像康有为的弟子欧榘甲等人，更是乐观地以为，随着广东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岭南完全有可能逐渐替代北方中原而成为中华文明新的中心。广东不是广东人的广东，而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广东——正是这种文化自信，近代以来处处领先的广东人立志成为汉民族新的代言人。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世界视野的建立显然与此相关。岭南人即便有“民族主义”意识，也是以汉民族主义为基本内涵的，虽居于一隅，却也从未有身处边缘之感。我们将梁启超、欧榘甲等人对广东地缘意义的强调，和清代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左宗棠等人对西域地理政治地位的强调相对照就会发现，到底哪里是一个民族的心脏地带、哪里是一个民族的边缘地带，一直都是在变化的。文化、文学的发展路径也是如此，“新南方”也并非没有从边缘地带向心脏地带逆转的可能。
叁
论到“新南方”之“南”，“岭南”当然是重中之重。但很多人不知道，与“岭南”相类似的，还有“岭海”一词。“岭南”在唐代特指南岭以南地区，到清代专指广东。“岭海”一词出现较晚，唐代用得少，到了宋代才开始广为运用。“岭海”指的也是当时的两广地区，因这个地方北倚五岭、南临南海而得名。韩愈的《鳄鱼文》里有“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刘长卿的《送独孤判官赴岭》里有“岭海看飞鸟，天涯问远人”等；到宋代，“岭海”就不只用于诗文，更是对两广地区这一行政区划的指代。“岭海”之“岭”，很容易理解，山也；“岭海”之“海”，指两广地区与南海相接，指海洋，也指海中的海南岛。山海相接，海天一色，必然会造就不一样的文学品格，所谓“山风海骨”，正是文学写作的一个极高境界，刚柔相济而风骨凛然。
一个有海的南方和一个没有海的南方是不一样的，这种地理差异对文学的深刻影响还远没有被充分认识。
之前“新南方写作”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重申了海洋书写的文学意义。杨庆祥概括的“新南方写作”的几个“理想特质”，其中一个就是“海洋性”。他所划定的“新南方写作”的地理区域，“与中国内陆地缘结构不一样，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部分地区都与海洋接壤。福建、台湾、香港与东海，广东、香港、澳门、海南及东南亚诸国与南海。沿着这两条漫长的海岸线向外延展，则是广袤无边的太平洋。海与洋在此结合，内陆的视线由此导向一个广阔的纵深”。（9）面对这一纵深的海洋书写，已不仅是一种地理题材，背后也代表着一种不同于土地想象的美学：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中国经典的古代汉语书写和现代汉语的书写中，以海洋性为显著标志的作品几乎阙失。在现代汉语写作中，书写的一大重心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平原客》等，即使在近些年流行的“城市文学”书写中，依然不过是“人与土地”关系的变种，不过是从“农村土地”转移到了“城市土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几乎是一种“土地文学”，即使有对湖泊、河流的书写，如《北方的河》《大淖记事》等，这些江河湖泊也在陆地之内。这一基于土地的叙事几乎必然是“现实主义”或“新写实主义式”的。因此，“新南方写作”的海洋性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摆脱“陆地”限制的叙事，海洋不仅仅构成对象、背景（如林森的《岛》、葛亮的《浣熊》），同时也构成一种美学风格（如黄锦树的《雨》）和想象空间（如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与泛现实主义相区别，新南方写作在总体气质上更带有泛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10）
生活在海南的小说家林森说，一个没有去过北方的海南人，对四季是没有概念的，他只知道暑天和凉天。海南人对四季之变、节气之变也许并不敏感，但他对海洋和台风的认知却远超很多北方人。经验差异的背后，是感知方式的不同，继而是话语方式和想象方式的不同。就像西北的作家有权力写土地的厚重，海南的作家也可以尽情书写大海的博大——之前并不是没有人写，可确实写的人不多，而且这一类作品受到的关注有限。既然海洋造就了广东在世界史上的独特地位，海洋能否孕育出令人震撼的“新南方文学”？“往更早的时期追溯，下南洋、出海外，不断往外荡开，不安分的因子早就在广东人、广西人、海南人的体内跳跃——就算茫茫南海，也游荡着我们劳作的渔民。但是，这些元素远远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视野，远远没有被我们写作者所重视、所表达、所认知。”（11）
不必讳言，这些元素是根植在南方以南，甚至是只在南方以南才有的；也不必否认，“海洋性”就是“新南方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根性。地方性的经验与知识，固然不会直接形成文学的地方风格，但没有地方性经验与知识的支撑，写作就是无根的、飘浮的。我注意到，之前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总是过多地纠结于“南方”一词，由于担心落入地域文学命名的俗套之中，参与讨论的人说到“南方”时，多少有点遮遮掩掩，给人的感觉既是“南方”又不限于“南方”，都想将“南方”阐释为一个不断在移动的边界线，一种文学想象的可能，一次语言不羁的旅行。但我想说的是，如果真要让“新南方文学”的讨论得以落实、得到认同，恰恰要大张旗鼓地强调它的地理边界和地理特征，这是“新南方文学”的物质基础。要大声宣告，“新南方文学”所指称的文学，就是从一个特定区域里生长出来的文学，由于地理不同，文化就不同，文学面貌自然也不一样。命名一种“新南方文学”，就是要重新发现“南方”，重新发现海洋，重新发现一种不同于很多地方的气候、风俗、语言和日常伦理，进而重新发现这个地方的一大批作家到底在写些什么，这些作品有何新质，前景何在。
就像近代以来重新发现了岭南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海洋文明所代表的包容和开放之于中国走向世界的意义，以岭南为重镇的“新南方文学”，有没有勇气站出来申张自己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当年的梁启超等人看到中原文化的腐朽、没落后，就为广东大胆发声，甚至视广东为新的文明中心，他和孙中山等人才成功通过思想北伐而变革了中国。近代以来，从南方而起的革命，都预示着中国的未来，包括40多年前肇始于深圳的改革开放，也从生活、观念上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变革可以从一个地方开始，一种文化的新变也可以从一个地方萌芽、壮大。照着钱穆的研究，“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即是文化展扩”。（12）由是看，就文学地理而言，对“新南方”的发现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意味着潜藏在这些地方的文学元素、文学气质有机会被照亮。
这也是一次小小的文学“新生”，是一次文学上的“扩展”。
肆
既然名之为“新南方”，就表明原有的“南方”概念已经容纳不下这些作家和作品了，需要突破、重构，而这种突破和重构，才是南方的“新”之所在。由此还可推论，以北方为中心的文学评判标准也需要被重新审视了，至少不能再用单一的标准来评判文学，而是在土地美学之外，也看到海洋美学；在皑皑白雪之外，也感受一年四季都炎热、腥臭的海风；在高粱、小麦之外，也知道菠萝和椰子；在政治之外有日常生活，满汉全席之外有精致的早茶点心；在北方以外还有南方，南方以外还有南方以南。总之，文学不是只有一个标准，不能只有一个中心。文学在自由和散漫中最易生长，必须不断发现新的生长点，并让这些点在中国各地各有所成，这才是中国文学最具活力的状态。
我希望“新南方文学”的出现，是一次小小的打破文学中心论的尝试。近年来，文学界的这种中心崇拜愈演愈烈，不说评奖、立项目，仅各地作家的作品研讨会，都是排着队要去北京召开，这成了一种风习，并派生了一系列潜在的评价体系。一些地方上的人，似乎失去了“文学自信”，只认可这个文学中心做出的判断。这并不是合理的文学秩序。钱穆举文化的例子说，欧洲文化起自希腊，是有文化中心的，文化传播的路径是由中心向四周发散。希腊衰微之后，文化中心便由希腊搬到罗马，由罗马再向四周发散。到近代列强并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再由此向四周发散。但这种文化中心的转移，常常造成文化中断的现象，一个地方衰落后，在另一个地方兴起重演。但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
中国文化则很难说是由这一处传到那一处，我们很难说中国文化是由山东传到河南，再由河南传到陕西，由陕西传到江西，由江西传到江苏，如是这般地传递。中国文化一摆开就在一个大地面上，那就是所谓中国，亦即是所谓中国的“体”了。……有“体”便有“用”。试看当时齐、晋、秦、楚各国散居四方，而一般文化水准都很高，而且可说是大体上一色的。这就可见中国文化水准在那时早已在一个大地面上平铺放着了。我们不能说汉都长安，汉代文化就以长安为中心，再向四面发散。当时的长安，不过是汉代中央政府所在地，人物比较集中，却不是说文化就以那里为中心，而再向四周发散。所以中国文化乃是整个的，它一发生就满布大地，充实四围。（13）
如果真有“新南方文学”的“理想特质”的话，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满布大地，充实四围”这一文学景象中的一个点，并以此讨论为契机向四周发散。尽管它并没有明确要反抗什么，但让一个个点壮大，这本身就是在释放文学的活力。从一种文化中心形塑的美学秩序中挣脱出来，发现更多地方性经验，培育更多自由的个体意识，敞开新的艺术想象力，可以看作一个作家面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和处境的自觉省思，也是面对自我的一次艰难确认。
如何在地理上找寻真正的写作归属，这件事也许比许多作家想象的更为重要。现在的写作者都博览群书，在精神脉络上找到自己的师承并不难，甚至多数人还是在西方作家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的，但写作所体验到的精神要落实，还是要有一个物质外壳——这个物质外壳最重要的就是地方和物产，只有这些才能养育细节、还原场景、塑造人物。去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才能写好巷子或厨房；看见自己触摸过的物产，才能闻到味道、看清肌理。韩少功移居海南30多年，写得最多的还是湖南汨罗，而不是海南生活；莫言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一下笔多半又是“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写他的商州，格非写他的江南，都脱不开地方和物产对他们的召唤。这样看，“新南方文学”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地理学意义，它不是对居住在“新南方”的所有作家的统称，而是专指那些能够写出南方生活新质、创造新的南方美学的作家作品。
从地理上说，“新南方”是偏远的，但也是辽阔的，从这里出发，就是从新的空间、新的故事出发，培育新的人物，养成新的精神。
岭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端，它世俗而生猛、雄直又现代的文化品质，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所以，岭南文化曾在近代以来引领中国前行。“新南方文学”也有自己的物产、气候、故事、人物、族群、伦常、话语，现有的作家群中不乏风格卓越者，不少代表性作品也曾引起热议，现在缺的就是引领中国文学前行的自信和勇气。文学的核心秩序为北方所建立，也可以在南方被打破，并由“新南方”的写作实践来重组。能够写出南方生活新质、创造新的南方美学的作家毕竟是少数，但少数人也可以远行，至少文学史上的那些伟大变革，多半由少数人完成。“新南方文学”也许无意于颠覆什么，但至少要有成为新的文学一端的自觉，既然旗帜已经举起来了，不妨站稳在“新南方”这一山海交汇的独特区域，真正开创出属于这个地方的经验、省思、想象和讲述。
由于“新南方文学”的大本营在岭南，我自己也身处岭南，我想就这个讨论多说几句与岭南相关的话。
做过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曾作有《广东与中国》一文，他说：“从文化的各方面来看，广东不但是新文化的策源地，而且可以说是旧文化的保留所。从历史或今后的民族抗敌来看，无论在消极方面或积极方面，广东都可以说是抵抗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为何是“旧文化的保留所”呢？“因为我国北部经过五胡乱华，而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后，北方人士之有气节与能力者，多向南迁移，因而我国固有文化的重心，也随之而向南推进。”（14）香港就是很好的例证，它被殖民百余年，行政体制、法律制度、工作方式都是西式的，但香港人的日常饮食、人伦法度、价值体系却多是中国传统的，香港对旧文化的保留甚至比内地很多地方都多。这些旧文化保存在哪里？主要是保存在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才是文化永不破败的肉身。而论到岭南的日常生活，它的精微与细致，正是“新南方”极具写作优势的地方。
在“新南方”，日常性和海洋性同等重要。
为什么又说广东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呢？“自中西海道沟通以后，西方文化继续不断地输入，中国文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都受了重大的影响，逐渐地趋于新文化的途径……因为地理以及其他的原因，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的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15）这其实就是现代性。岭南集聚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陆地与海洋的各种元素，有酝酿新文化、新文学的基础，陈序经希望广东人“要格外努力发展这种新文化”，此话也可用以鼓励“新南方文学”的写作者们——“新南方文学”的命名和讨论以岭南为据点，或许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新文化的策源地”，“新南方文学”不能只停留于此，还要多一点引领中国文学前行的气魄。苏东坡当年被贬海南，即将离岛北上之时很肯定地说，岛上写的文章，终归要传回中原。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隐喻。
不久前，我把在花城文学院召开的“新南方写作”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题目叫《文学写作中的南与北》，文中我认同文学上的南北之分，同时也认为“文学最终必然走向南方与北方的融合汇通”，“写作之道，不仅要超越功利，也要超越南北，拘泥于地方，或抑彼扬己，都会失了文学应有的广阔视野”。（16）但我想，没有对南方的理解和对南方的深情，没有对南方日常生活的实录和对南方文化地理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南北同体的融合汇通，也不可能在日常性、海洋性和现代性的交汇之中开出新篇。故此，我再作此文，算是对《文学写作中的南与北》一文的补充。
注释：
（1）（16）谢有顺：《文学写作中的南与北》，《文艺争鸣》2023年第8期。
（2）陈培浩：《“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南方文坛》2023年第2期。
（3）谢有顺：《存在一种令人愉悦的“文学性”吗？》，《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
（4）（9）（10）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5）“雄直气”一词，出自清代诗人、毗陵七子之一洪亮吉的诗，他在评论广东岭南三家和江南三家时说：“药亭独漉许相参，吟苦时同佛一龛。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见洪亮吉：《论诗绝句》，《洪亮吉集》第3册，第124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明代汤显祖因“假借国事批评元辅”的罪名被贬谪为广东徐闻县典史，途经广州时为其繁华所震撼，赋诗时也点出了这个“雄”字：“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广城二首录一·咏广东》）。
（6）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8）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梁启超全集》第6卷，第1683、169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1）林森：《蓬勃的陌生——我所理解的新南方写作》，《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1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3—1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2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4）（15）陈序经：《广东与中国》，《东方杂志》第36卷第2期，193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