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丛皞：不居成规的短篇小说
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还是新时期文学的东风第一枝《班主任》，或是开辟了小说新观念的《虚构》，无不是短篇小说。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敏锐感受时代的新变，以强烈的思想和艺术的实验性与先锋性风格扭转文学史惯性，为文坛竖起鲜明界碑的，多是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虽常有着开风气之功，但由短篇而中篇、长篇，往往被认为是文学创作走向成熟和成功的标志。无论是现代文学三十年，还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实绩都是以长篇小说的涌现和成为主流作为标志。文坛的成就，作家的功绩，在很多人的想法里，仿佛就理应由鸿篇巨著来证明。更多时候，短篇似乎是文学发展史中量的积累，长篇方才验证了质的变化。短篇的成就不仅无法与长篇等量齐观，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似乎已成为牢不可破的观念。甚至二十世纪末，王朔仍以没有长篇创作质疑和否定鲁迅的文豪地位，乃至很多鲁迅研究专家不得不搬出契诃夫、莫泊桑来辩护。
短篇的地位不如长篇，此中的缘由不难勘测。短篇在概括历史和总结时代上往往力有不逮，而长篇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成为长篇创作的主要动力。弋舟曾说：“写作长篇小说的动机似乎更容易被描述，它们宏阔庞然，有着清晰的身躯，并且，描述起来也容易满足人类追求‘确凿’的本能，换一种说法，就是它们也许更容易被说明和更容易被理解。短篇写作的动机天然地具有更大的偶然性与随机感，它们难以被捕捉，捉到了，也难以被轻易地表达。”①显然，在弋舟看来，小说规模不同，感知结构也会相异。长篇小说常常带着对历史的信仰，遵循着某种文化规范和经典话语，依托丰富的社会学知识讲述故事。而短篇创作的动机有时却是微妙难以言传的，似乎有着生命内部的某种本源性和神秘性的力量主导。这种欲说还修、欲罢不能的存在，是灵感和神迹般的存在。正因为它是无法规划和突如其来的，因而也凝聚了更多的自由与反叛，激情与超验，而这些素质显然更切近文学话语的纬度，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生命的乌托邦。
巴赫金曾将长篇小说比作绿林中的好汉和罗宾逊，认为它可以破坏成规，让众生喧哗成为可能。的确，长篇小说的宏大结构和复杂线索可以兼收并蓄地安放诸多话语，为反叛性和异质性的思想表达和对话创造可能，并由此获得了超越和瓦解既成价值体系的能量。正因为长篇小说的这种巨大的包容性和建构性，使之在中国现当代新思想的开疆拓土上发挥了莫大作用。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杨沫的《青春之歌》就因为承载了饱满的新的价值信念和理想主义，而在几代年轻人的精神成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受史传传统和现代启蒙思想的影响，近代以来的小说一直承担着救国济民、改良群治的时代重任。长篇小说全体在目和包罗万象的优势，是短篇小说所无法匹敌的。因而，以占据社会全景为雄心志业的长篇小说，自然地承担起历史代言人的角色，更多时候都会自动聚焦并匹配政治生活的主流现实和社会机制的外在变化。
短篇和长篇有着侧重不同的象征体系和意义表达方式，因而也不容易彼此调和与转化。在一些作家看来，通过写短篇来积累长篇，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但这方法却常常会被证明不甚高明。被誉为“中国农民革命的史诗”的《红旗谱》，就由《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夜之交流》《父亲》等中短篇积累而成。而这也造成了叙事难以弥合的裂缝，被视为艺术上的瑕疵而写进文学史。即使是茅盾的《蚀》这样的文学史经典，也被认为实际上不过是中篇似连实断的拼凑。历史似乎在告诉我们，将独立的短篇嫁接和拓展为长篇是不太容易获得内在的统一构成的。这不仅说明了驾驭长篇的难度，而且也提示着短篇和长篇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排斥。
在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史中，有一个现象我们无法回避。就是经常被重新发现价值，文学史地位不断攀升，经过世纪风雨的洗礼，却历久弥新的，不是长篇小说，而是短篇小说。以《子夜》成就殊荣的茅盾，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典作家的地位就不断松动，甚至在王一川的“中国现代十大经典作家排行榜”中落选。而相应的，却是张爱玲、沈从文、萧红、汪曾祺这些短篇作家作品价值不断的被再发掘，再肯定，在文学史的章节中的攻城略地，变得炙手可热。
如前说述，短篇无法像长篇那样登高望远，把握整体，让每个细节都蕴含着深刻而全面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也无法获得具有深广度的对社会的分析和判断。但短篇小说没有长篇小说之所长，也就避免了长篇小说之所短。当它不再必须身处前台焦聚公众经验和群体意识时，就可以更多地关注有体验实感的个人感受，更多地焦聚扎根生命内核的私人经验。当写作可以对日常生活作原则性不强的表述时，就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敞开。这不仅有利于生活神韵和生命诗意的开掘，也更容易获悉自得的审美情感和生命热力。远离社会效益意义上的时尚性，也就远离了时间发展意义上的泡沫性，也就更容易获得超越时间和超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对此，沈从文早有见解：“社会一般事业都容许侥幸投机，作伪取巧，用极小气力收最大效果，唯有‘短篇小说’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玩花样不来，擅长‘政术’的分子绝不会来摸它。‘天才’不是不敢过问，就是装作不屑于过问。即以从事写作的同道来说，把写短篇小说作终生事业，都明白它不大经济。这一来倒好了。短篇小说的写作，虽表面上与一般文学作品情形相差不多，作者的兴趣或信仰，却已和别的作者不相同了。”②在沈从文看来，长篇小说致力于对有机广阔社会图景的发掘与营造，试图铺陈出对历史、时代和人生的一整套讲述规范。这不仅是主流社会话语建构的需求，也是作家实现天才自我的依凭。正因时代大事和致力于做大事的人无暇顾及，短篇小说反倒获得了更多的解放，为自行其是的介入随机应变的日常生活，以及负载人类的、人性的和个体人格的意识创造了更多可能。
短篇小说篇幅虽小，但写好绝非易事。即便是长篇佳作也无需每个结构和细节都足够洗练，但短篇小说要天然浑成却真要周至的构思，正如冰心所言:“短篇小说应该是在比较短小的篇幅中，用最经济的手法，极其精练地写出故事中最精采最突出最生动的一个场面，如同星在长空中划过，我们所看到的最灿烂活跃的一段。一篇好的短篇小说，最能显出作者对于生活的熟悉，对于事物的敏感，对于材料的剪裁。”③
我们正处于相对主义有强大力量的多元时代，曾经的以社会价值为轴心的观念日渐稀薄，真实、规律和必然性等概念也被动摇，历史和现实被认为是偶然的、散漫甚至矛盾的。对世界上帝视角的整体性把握，在很多人看来已无可能。城市生活成为大众生活的主体，城市文化也在不断赋予现代人以现代生活的渴望与活力。随着个性意识和私人话语的日益扩张，文学的叙事风格和介入现实的方式也在不断调整，生活的直感和生命的感性，复现成为文学表现的重心。这一切都无疑会让短篇小说更有用武之地。
注释：
①弋舟：《短篇小说的动机》，《无论那是盛宴还是残局》，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页。
②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谈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③冰心：《试谈短篇小说》，《冰心全集》（4），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