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胜杰：迟子建城市文学的区域认同感
中国城市文学中展现的城市景观和空间都包含对现实城市的反映，也与作家自身的城市经验相关，表达作家对城市文化的认知，于城市寄寓的理想，对城市历史的回溯、现状的批判。哈尔滨是一座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都很独特的城市，城市文化异质性特点非常鲜明，是文学地理研究的一个绝好的对象。迟子建之于哈尔滨的书写由来已久，早在创作《晨钟响彻黄昏》（1994）时她就开始关注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北方城市，她最初的都市写作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与城市有着隔膜与生疏感，她也曾产生困惑：“我背离遥远的故土，来到五光十色的大都市，我寻求的究竟是什么？”她试图用文学创作来寻找答案、用文学阐释城市历史，创作了《伪满洲国》（2000）、《起舞》（2007）、《白雪乌鸦》（2010）、《黄鸡白酒》（2011）以及《晚安玫瑰》（2013）、《候鸟的勇敢》（2018）、《烟火漫卷》（2020）等书写哈尔滨的作品，从北国边陲小镇宁静的北极村到喧嚣洋气的哈尔滨，创作空间的跨越是她渐进融入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过程。
一、从“血脚印”到“烟火”：哈尔滨城市的认同感
一九九〇年迟子建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毕业回到黑龙江，在北方文学杂志社开启编辑工作生涯，此时她已经凭借《北极村童话》在文坛崭露头角。对于迟子建来说，哈尔滨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更谈不上城市认同。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不必非得写她生活的城市，“初来哈尔滨，我的写作与这座城市少有关联，虽是它的居民，但更像个过客，还是倾情写我心心念念的故乡”。所以，从北极村走出的迟子建尽管生活在城市，但她的文学创作依旧是对故乡的回溯，但回望中也不乏对城市的关注，其中《晨钟响彻黄昏》（1994）以及《伪满洲国》的酝酿就是证明。探寻迟子建对哈尔滨的最初认知，还要从她父亲谈起。迟子建的父亲迟泽风曾任黑龙江省塔河县永安小学校长，尤爱中国古典诗词，童年在哈尔滨四叔家度过，叔叔家本就孩子多，迟泽风中学毕业后就独自报名参加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直到一九八六年因病去逝，再没有回过哈尔滨。迟子建说：“父亲的回忆里，哈尔滨的体验是贫穷与饥饿的滋味，哈尔滨对于我来说，是一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可以是一只血的脚印，也可以是一颗露珠。”哈尔滨在迟子建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作品中是一个“脚注”。
《伪满洲国》的创作动机萌生于一九八八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求学期间，而直接触动迟子建写作的机缘是一九九〇年年底的一次日本访问，当时一位日本老人（老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新闻通讯记者来过中国）对满洲国的询问使她产生了创作长篇小说《伪满洲国》的想法，试图借此还原伪满时期底层社会的生活图景。她筹备了七年，一直没有动笔，“我知道这是块难啃的骨头，很担心写作会损伤健康”。这七年，她在哈尔滨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可以安定而踏实地读书写作；她也走入了婚姻，一九九八年与塔河县委书记黄世君结婚，婚姻带来的幸福和稳定让她有信心开始写作《伪满洲国》。《伪满洲国》的写作让她耗费大量精力收集伪满时期的历史资料，整理民俗和生活细节方面的笔记，以求能真实还原当年的味道。她常常“提着资料和手稿奔波在哈尔滨与故乡之间”，正如作家自述：“直到上世纪末我打造《伪满洲国》，哈尔滨作为这个历史舞台的主场景之一，我无法回避，所以开始读城史，在作品中尝试建构它。”（《烟火漫卷·后记》）《起舞》《黄鸡白酒》《晚安玫瑰》是具有延续性的三部中篇小说，逐渐完成了创作题材的转变，《晚安玫瑰》的创作了却了她对哈尔滨的一种情结。至于对哈尔滨是怎样一种情结，她称很难说得特别清楚，大概就是从不喜欢哈尔滨这座城市到逐渐接受它，创作时也不排斥都市题材了。她说：“因为我在哈尔滨生活了二十年，从一开始不喜欢到渐渐接受，到现在逐渐认可并微微喜欢，但也不是深刻喜欢。”
二〇二〇年出版《烟火漫卷》，也是迟子建来到哈尔滨整三十年，父辈的伤痛记忆渐渐淡去，迟子建作为个体开始对哈尔滨这座城市里的芸芸众生多了一份体恤与理解。迟子建说：“我是一九九〇年来到哈尔滨的，至今生活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孕育一个生命，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从出生到三十岁，他都要娶妻生子了。我对哈尔滨，从最初的隔膜到现在就是水乳交融了，你在这座城市当中了解它的历史、文化、风俗等等一切，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在升温，对它有了表达的欲望。”于是《烟火漫卷》中迟子建开始对哈尔滨进行直接叙写，而不是再在大量历史资料中爬梳，不再通过“大量吞吃素材”进行创作。读者可以跟随主人公黄娥的脚步丈量哈尔滨的每个角落，她为儿子绘制的哈尔滨地图和记事本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化，哈尔滨就像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提到的左拉城，它的特别在于“能一点一滴地留在你的记忆中，那些连贯的街巷、街道两旁的屋宇、房屋的门窗等等，虽然并不显得特别漂亮或罕见，却能占据你的记忆”。新世纪以来关于哈尔滨的城市书写是迟子建对自己生活的城市逐渐产生感情后的创作，《烟火漫卷》开始将哈尔滨作为叙事的主体呈现，其中有哈尔滨的建筑、哈尔滨的地理。在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的生活展开时，整个城市的地理也是真切的。可以说从《伪满洲国》到《烟火漫卷》，哈尔滨终于在迟子建作品中以强悍的主体风貌独立呈现，哈尔滨在小说中成为主角，而不仅是作为故事发生地的背景，更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也是一个文化、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特殊载体。
二、教堂与街道：哈尔滨城市景观的文化记忆
“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看不见的城市》）哈尔滨被称为“流亡者的城市”，它随着一条铁路的修筑而繁荣。它的建造者中有两类人是不容忽视的：一类是为了躲避战乱和自然灾害，来自山东等地的本国流亡者；另一类是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来自于俄国、德国、波兰等国的犹太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人数量多达数万，对于犹太流亡者来说，哈尔滨是第二故乡，他们的智慧与心血都凝聚在这座城市的建筑上。宗教是与民族意识紧密相连的一种团结人群的力量，可以把完全没有共同性的人群集结在一起，城市的“魂”某种意义上就在教堂和庙宇，哈尔滨的教堂数量多，东正教教堂、清真寺、犹太教教堂、天主教教堂、路德新教教堂等，这些风格各异的教堂建筑是哈尔滨特具的城市文化景观。对于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来说，教堂会唤起已逝的久远记忆，这些建筑物构成了文字和图画的载体，我们可以称此为石头般坚固的记忆，它们不仅向人展示了过去，而且为人预示了永恒的未来。教堂扮演了文化记忆的角色，使得这些漂泊的、无所归依的个体找到一处精神的家园，他们被边缘化的内心得到慰藉，教堂成为他们精神的庇护所。
《起舞》中的混血儿齐耶夫把圣母守护教堂和尼埃拉依教堂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每受到歧视的时候，教堂总能带给他慈母般的慰藉；《晚安玫瑰》中犹太老会堂不但救赎了犹太后裔吉莲娜，也温暖了在异乡城市打拼的赵小娥……“哈尔滨那些有着穹顶的教堂，带着鲜明的上世纪城市生活的印记。对于犹太会堂来说，那样的穹顶在我眼里就是泪滴！这泪滴关乎故园，关乎爱情，关乎宗教，关乎生死，一言难尽。但我用心感受到了——这样的泪滴就像晨露，历经沧海，依然闪闪发光！”（《创作谈：穹顶上的泪滴》）教堂、流亡、暮年……，这些都在冥冥中汇聚成一种莫名的苍凉与悲怆。作家阿成在回忆童年的时候，最清晰的记忆是“教堂的钟声一响，哈尔滨城到处都回荡着天国的圣音”。教堂的钟声庄严而悠扬，流亡的灵魂得到洗涤，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的心弦也会被触动。正如作家阿成在《和上帝一起流浪》中所说：“一座建筑一旦进入一个人的生命史和情感史，它就会变得不平凡起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建筑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建筑而存在的，也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建筑艺术呈现给它的后人，它们同时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是犹太人生命的见证、欲望的见证、情感的见证，包括幻灭和理想的见证。”
建筑和时装一样都是风格和形式的集成表现，建筑形式作为人适应环境的产物，又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和文化环境，体现的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时代社会条件，对人类群体行为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影响。迟子建的城市叙事很大一部分都与建筑有关,把城市建筑布局的美与故事叙事的想象融合，故事还未开始，读者已经被迟子建笔下展现的城市空间所诱惑。她在进行书写时总是非常细致、不厌其烦地描写城市的街道以及街道两旁的建筑景观，比如《黄鸡白酒》中对玉门街以及与玉门街相邻的其他四五条街，迟子建都一一做了描述。依着春婆婆给起的名字，有烟火街、门窗街、水腰街、上朝街和银瓶街，无论名称还是街道两边的景观，都散发着市井生活气息；尤其是对烟火街的叙述，可谓极尽详细之能事。商铺是烟火街很重要的一部分，迟子建足足列举了十几家，不但如此，她还把商铺做了固定与非固定的区分：酒馆、面馆、水煎包店、烧烤店、洗衣店、美发厅和旅社七家商铺属于烟火街固定的商铺，卖粮油杂货的、卖烧饼切面的、卖蔬菜水果的、卖鸡鸭肉蛋的、卖外贸服饰的五家商铺属于非固定的商铺。一早一晚流动的摊贩数不胜数，也足足列出十几家：卖粥、凉糕、冰糖葫芦、酸菜血肠、包子饺子、凉帽鞋垫、杯盘碗盏、猫狗、金鱼盆花、旧书头饰等日常用品的，甚至卖假古玩和盗版光碟的都应有尽有。这样的街道布局貌似没有章法可循，但是身临其境就会感受到它的井然有序。对于生活其中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街道既是生活必需，也让人感到生活的真实。这条条充满生活气息的大街呈现出城市特有的人情风俗，小城因为街道建筑的详细繁复而愈加真实，成为一个个完整的空间结构。迟子建小说中的街道布局各异，让城市具有真实感的同时，更突显出街与街之间的建筑美。“你若活腻烦了，走在烟火街上，也是厌世不起来的，那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宛如一缕缕浮动的银丝，织就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头到脚地罩着你啦。”（《黄鸡白酒》）
街道成为映射生活的舞台，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具空间性与立体性。文学作品中城市的建筑布局，一方面是城市市民生活常态的再现，另一方面也与作品中人的精神状态照应；“现代大都市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隶属于某一特殊的亚空间或亚场域，它赋予了个体一种文化、性格与身份”，精神情感状态也会通过空间感受的影响而产生某种暗示。所以，迟子建所选定的城市空间是市井细民聚集的场所，泥泞的老街、小酒馆、米黄色的小楼等老建筑，没有都市的奢侈与琳琅满目，有的只是普通人家的烟火与柴米油盐，所展现的也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即所谓的“藏污纳垢”的民间，这是现实的生活也是生存的真相。街道景观凸显的城市文化只有在读者的阅读体验中才能鲜活起来。迟子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哈尔滨故事因为繁复细致的街道景观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一方面源于作者在结构每一部作品前都要认真实地勘察，更重要的是源于作者创作时的构思过程。巴赫金说：“大多数情况下，创作想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确定一个完全具体的地方。……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城市是历史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要超越现实时间的限制，迟子建运用“空间中的时间记忆”处理方式，具体空间确定，情节与人物可以在具体空间内自由切换，这样在空间中插入不同时段的历史记忆，由此更能透视一个城市的历史整体性空间。迟子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也曾说自己在写小说时最先构思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城市建筑空间布局，比如在创作《白雪乌鸦》时，她最先把二十世纪初的哈尔滨分成三个区域——埠头区、新城区和傅家甸，然后再把小说中涉及的重要场所逐一绘制在图上，最后再标注上相应的街道名称，地图上有了房屋和街巷，如同一个人有了器官、骨骼和经络，生命最重要的构成已经有了。
三、女人与城市同构：绽放即不辜负生命
新世纪的城市文学中，城市仿佛都有着一副女性的面孔，女性成为城市的主体，是城市表征，“城市/女性的同构书写”成为城市书写中普遍的文学现象，比如在铁凝、王安忆、池莉等作品中，城市与女人一直在相伴相随。城市空间的文化蕴含是丰富的，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塑造生活在其中的市民，作家在作品中对城市空间的选择取决于个体对城市的理解和对城市的情感。阅读迟子建新世纪城市文学创作，会发现当她把城市作为主要书写对象时，哈尔滨这座北方城市寒冷中透着温柔。在她的作品中，女性是都市的产物，她们是都市的观察者、叙述者、表现者，在讲述关于城市“老建筑”的故事时，最后的守护人都是女性，在女性与城市之间建立起鲜活的血脉联系，构成充满张力的话语系统。《起舞》讲述了生活在哈尔滨“老八杂”的“半月楼”里的三代女人的故事；《黄鸡白酒》中的春婆婆一生与哈尔滨这座城市紧紧相连，用自己的生命长度丈量了城市历史进程，女人的品质诠释了城市的风格；《晚安玫瑰》讲述的是犹太后裔吉莲娜这个生活在被物质包围的世界，却一生做着精神世界主人的女人的故事。
哈尔滨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大舞台上，迟子建让其出场的始终都是小人物，但也正是这些小人物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起舞》中迟子建围绕哈尔滨的棚户区只剩下半座楼体的残破的楼房“老八杂”展开故事，开篇迟子建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暗淡、破败的“老八杂”，是矗立在高楼林立、现代繁华城市中的“一截糜烂的盲肠，不切不行了”。“老八杂”旧日的繁华已经随着时间与历史无情地流逝，留下的只是一段凝聚在处于中心位置的“半月楼”里有关三代女人命运的传奇故事，就像一座纪念碑，让秘史成为传奇，记忆得以永存。“半月楼”的传奇故事由三代女人进行演绎：第一代女人的故事是风尘女子蓝蜻蜓用舞裙杀日本人的爱国故事，这个故事因无人相信成为历史传说；第二代女人的故事是女工齐如云起舞受孕的故事，过程无人亲见但结果真实可信，引得世人多加揣测而成谜，而目睹这一神奇现象的大概也只有这座残破的“半月楼”；第三代女人的故事是丢丢探寻“半月楼”之谜的故事，古老的“半月楼”行将消逝，正是因为丢丢的执着，两代女人的传奇故事和“半月楼”的昔日辉煌才逐渐浮出，可是空间抵挡不住时间的侵蚀，最终“半月楼”还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倾颓，成为对历史的模糊记忆。“半月楼”是凝聚了历史时间的空间形式，这种城市空间不可能是现代社会的消费空间，而只能是城市的精神空间，在文明现代化进程中这些都行将消逝。吊诡的是，这些城市建筑空间正在或者已经被毁灭的时候，却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永生，并且成为现实生活中看不见的城市象征。《黄鸡白酒》中的春婆婆的命运是苦难的、悲剧的：出生即成孤儿，生活辛苦，爱情坎坷，孀居一生。但迟子建对春婆婆字里行间无不透着欣赏，春婆婆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平凡女人的史诗，虽不惊天动地，但她在世俗生活中，隐忍、宽厚、善良、惜福、懂得爱、百折不回，这都是让人欣赏的女人的品质。春婆婆最让人动容的是她那段短暂而刻骨的爱情，她的爱情被埋藏在城市的角落。春婆婆对爱情充满仪式感。每年的十月十九日，春婆婆都会很早起床，把自己精心装扮一番，然后走很远的路到中央大街找到一块特殊的面包石，她轻轻抚摸叩击，再唤一声“我来了——”，深情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的爱人马奔是中央大街的铺筑者，在那块特殊的面包石下埋藏着一双鞋样子，是他们爱情的见证。迟子建塑造了一个具有浓重烟火气的孀居者形象，并且用她来演绎一座城市与女人的关系，女人爱情绽放的瞬间缔造了城市的传奇。
《起舞》中的“半月楼”和“半月楼”里的三代女人，让哈尔滨的“老八杂”始终充满活力。在“半月楼”居住的三代女性的生活轨迹完全不同，而唯一使她们精神相通的是对于“起舞”瞬间生命绽放的痴迷，在起舞中爱与生存，寄托自己身体内的巨大热情。迟子建在小说中多次提到“腿”，“腿”是女人起舞的支撑。小说中的女人都天生有美丽的长腿，齐如云的“双腿润白，就像两杆透明的蜡烛”，平日里总是要细心呵护；傅丢丢同样有着让人羡慕的双腿，“小腿圆润，大腿结实却不乏柔美”，虽然不会跳舞，但“似乎你摆到她面前一双舞鞋，她就能踮起脚尖，轻盈地起舞”。蓝蜻蜓“起舞爱国”，齐如云“起舞受孕”，傅丢丢“起舞失腿”；“起舞”的结局对三个女性的现实人生来说都是残酷的，但她们都选择用生命去守护。“起舞”是生命的绽放，迟子建在重复描写“腿”的细节中“真实隐含了生命本能蓬勃欲求的合理性”，是“人在社会道德束缚中的自由本能的体现”。三个女人与一座城市：起舞的女人不曾辜负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