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真实到文学虚构的旅程
2020年《雨花》第一期开始以“时代与肖像”为栏目名称发表王尧的散文，而在这一年的年末，王尧出人意料在《收获》发表长篇小说《民谣》（2020年第6期）。“时代与肖像”系列发表后，王尧在散文写作领域声誉鹊起，他在和媒体的谈话中说起，如果非要有一个头衔，他愿意接受“散文家”这个称号，足见他对《时代与肖像》以及其他散文写作的重视。对中国文章传统的重视，是王尧的一贯想法。但随着王尧长篇小说《民谣》的发表，在整体上讨论王尧写作（暂时不涉及他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也变得复杂起来。从王尧后来的访谈及《民谣》单行本的后记中知道，《民谣》这部起笔于20年前的小说，在2020年春节后恢复写作，大致完成于6月底，这就是说，“时代与肖像”的部分篇章是和《民谣》同时完成的。如果阅读了《时代与肖像》和《民谣》，就会发现：散文中的个别人物、几个故事在长篇小说中也以相同或变化的面貌出现了。自然，这不是简单的重复，也不是简单的重写，甚至不是一般的“纪实”与“虚构”的关系。无论是谈及散文还是小说，王尧多次使用了“记忆”这个关键词。如果我们简而化之，把《时代与肖像》视为记忆的书写，视为通过这种记忆书写还原生活，那么，这其中的部分记忆植入小说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和散文的差异又是什么，就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我想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由个别到一般，尝试做些分析。
1
初恋
《时代与肖像》开篇《那是初恋吗》，依次提到了几乎让自己丧魂落魄的冬妮娅，一个穿着裙子在大桥上出现的上海姑娘，一个穿着凉鞋来念初二的女生小朵，以及一个高中时期坐在自己前排的镇上女同学。
这个“并不漂亮”，但“花裙子像一阵风刮着”的上海女生，在《民谣》卷三第8节中出现，功能却与散文中没有象征、没有隐喻而直接过渡到也穿裙子的女生小朵不同，成了勇子和秋兰谈对象最初暴露的微妙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上海姑娘小月（小说中她被命名也意味着，她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情节推动作用）的裙子成了“中介物”。这就像化肥袋需要连缀在一起，小说需要这种至关重要的一下敲击。这段为《民谣》而虚构、隐秘生长的情感，在夏天轻盈地飞扬，被缝纫成形。但两人的感情并没有随风飘扬，一年之后的秋天（卷三第10节），让人心头沉重的麻烦终于来了：“一个有前途的大队干部，如果娶了富农的女儿，他可能就做不了革命事业接班人了。”现实显然是阴郁的，这从两条裙子的不同花色安排上就可看出。没有历史包袱的上海姑娘小月穿的是花裙子，秋兰的裙子则是藏青色，“亮中发黑”。但如果我们相信，作者在构思时，潜意识中必定先有关于“她”命运的走向存在，那么这第10节，开头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已经适度暗示了希望：“秋天的河水似乎比夏天浓稠，转身自水中上岸时，从脚面滑落的秋水像丝绸一样。”是的，像丝绸一样。不是那用来擦干血泪泥汗的毛巾布，被水一泡，沉沉一大坨，而是那尼龙化纤的绸布，不吸水，不会被所谓历史问题拖坠。在经过设计的延宕之后到了第16节，第一句话就是：“勇子和秋兰的喜酒是在1974年元旦办的。”小说和散文的一大区别就是，小说总得绕远路，路得绕得错综、复杂，这样才能让读者觉得，这段感情是费劲的。散文则直率，不闲扯。
散文中只占一段的小朵，在小说中则拥有了自己的姓氏——方。有时她叫方小朵，有时她叫朵儿。她从《民谣》卷一第1节的第三段就开始出现，一直断断续续，直到小说的四分之三处。散文中，“我和她并没有交往”，小说中，这一记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朝着无法预测的方向向前。方小朵第一次出现与嗅觉有关：“后来方小朵贴近我时，她觉得我身上还有这种味道。”五月，麦子散发着霉味，整个村子散发着霉味，“我”散发着霉味，霉味煞风景地出现在情窦初开那个瞬间。这令人不快的直接的嗅觉被精心设计，使人联想到乏味、厌倦、断念等所有的滞重。与愉悦无关，与品质生活无关，甚至暗示了初恋价值的低廉——“如果没有可以预期的未来，就没有开始，我们及时终止了最美好的一段记忆。当后来不动声色地想起这些时，我发现我和方小朵在当时都是残忍的。”
如果说，散文解决事实性的陈述（不高明的散文也会根据某种规范做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评判），那么，小说则需要更进一步，它不能仅仅为了陈述事实而存在，它需要提供高于自身事实的陈述，去处理所谓的意义，去承载象征、隐喻、意象。如果方小朵真有其人，那么关于方小朵的真实记忆就成了小说的酵母；如果方小朵是虚构的，那么问题不是散文是否可以虚构，而是散文和小说中的记忆都带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王尧是通过真实的记忆还原生活，还是通过虚构的记忆重建生活？我的理解更倾向于后者，在这里具体文本中的记忆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已经次要，重要的是记忆或许只是通过虚构来重建生活的一种方法。
在文本的内部构成上，为了有助于情节，小说还可能需要向读者提供大量有关因果的信息。它们出现在那儿，不只作为信息存在，还要塑造人物性格，拉扯想象空间，或者提供某种宿命的指向。
散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一天她发现她坐的是不久前死去的同学的座位，在放学时突然大哭起来。我是班长，就请示班主任同意，跟她换了位置。她问我，你不怕死人？我说，一起长大的，他不会吓我的。”在小说中，前面叙述基本一致，但新增加的一句回答，有了启示性的作用。“‘他是我一起长大的同学，怕不了。’我回答说，‘你胆子这么小啊。’”这是一句对人物的判断，它更像是随口一说，没从心里过，也并没存心“挑衅”对方。但它却开启了下面一段，小朵从心里掏出的一些（作者虚构出的）真实：“我后来知道，方小朵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她母亲的突然去世。方小朵没有说出她母亲去世的详情，她说她父亲到西鞋庄劳动改造时认识了她母亲。其实，村上的人几乎都知道了，供销社新来的老方以前是‘右派’，后来改正了。”这三句话非常写实，有海明威八分之一冰山的简练。它邀请读者自行想象，七十年代，一个戴帽右派会经历些什么，而那位勇敢爱上的母亲，又会经历什么，以致猝死。又由于转述的关系，它看起来，并不那么功利地聚焦、强调。（这反倒更容易让读者上升到一般情况下。）与散文相比，小说这一部分的处理，把小朵从“我”认识的语境中抽离了出来，她的经历，也因此有了时代的普遍性。私人的记忆材料，暗示出了公共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其实比散文提供了更多被分享的可能与意义。
王尧把散文中“到我们这边的邮电所工作”的小朵爸爸的职业，换成了小说中的“在供销社百货柜台工作”。和站柜台卖货这个工作相比，无论是在室内负责寄信、邮件分类，还是骑车送信，邮电所的工作都拥有更多个人空间。作者此处的虚构，有意无意限制了老方精神自由的可能。
小说如此拐弯抹角，我们读者却离认识的真相（注意，不是事实的真相）更加接近了。
2
李先生
《时代与肖像》中，《李先生的文言文》和《民谣》中的李先生形象，几无二致。比较大的差别之一是在老先生投水死后。小说中增加了前去磕头情节，于是老先生的二儿子转交“我”一张纸条，上面是《孟子》里的一段话。鉴于那是小说正文最后一段，可以推测，这一情节纯属小说家造物，为了被他人理解，为了产生意义。
差别之二，是小说中的李先生十九次和风水一词发生联系（散文中则不见风水二字）。我们来看看其中重要的几次：一次是因为红卫兵从家中抄出民国国旗，被批斗的房老头儿吊死在大桥下，李先生自言自语说：“风水坏了。”还有一次是李先生认为，“四周有水的村庄都不是那么穷。这就是风水”。
在四面有河的地方，先人们筑巢而居，庄出现了。在田野的河岸旁边，舍出现了。这就是李先生说的风水。接受了这一观点的“我”被江南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勇子批评，勇子说，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为了能让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大队决定学大寨，填东泊。“勇子跟我说，你外公很固执，（因为外公坚持，“自古只有开河的，没有填河的。”）你那个李先生还说填东泊，坏了风水。”奇迹不会因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热情而发生，围湖造田以失败告终。
风水这一情节的设计看似漫不经心，但作者的旨归是明确的，它所暗示的是比它自身丰富得多的东西，比如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到，就像被人为阻断的河流一样，风水这样的传统文化，因“文革”出现断层。但风水这样的词，经由老私塾先生说出，又是完全自然的。在小说中，这是特别巧妙的一笔。或许，王尧在开篇破费周折地介绍村庄地理时，已经暗藏了“风水”的玄机。
如果说，散文结构最低限度，只需要把事件按同一个主题或松散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伞状），那么小说结构最低限度，则是要抓住这些事件相互之间的关系（网状）。散文可以不关心表现出的总体结构（所谓的“形散神不散”），可以随意抓取事物，让它们或坐或站，只要它们所呈现出的面貌，符合一个作者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如果能在此基础之上，营造出一种可以加上定语的总体氛围（比如有趣，比如苍凉……），能通过这些事物表示出作者的一种态度，那它已基本成熟。但这对小说而言是不够的。比如小说需要呈现出的作者态度最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多维的。无论处理什么年代的叙述，小说都是无时间刻度的现在。小说需要给出不同的声音，所谓众声喧哗，应以“有生”写“有声”。小说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不能把作者本人凌驾于其他人物之上。小说甚至不能像散文那样天真、孩子气，不能“无耻”承认作者自身缺陷，并因此洋洋洒洒却无所作为（读者对散文的态度有点像老一辈对孙儿的溺爱，没什么原则）。小说还需要闪转腾挪，在多愁善感（过度了就是煽情）与零度叙事（过度了就是麻木）之间不断找到平衡。
所以，如果说小说需要虚构，那么这里应该加上定语，小说需要实用的虚构。这种实用性，需要自觉，也需要精确。风水的嵌入，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这里需要强调，虚构，和想象不是一回事。虚构，其实无视文本的真实或虚假。我们不会知道李先生究竟有没有送给“我”清朝年间颇为值钱的《康熙字典》，而“我”又有没有真的为他磕头送行过，发生，还是没发生，一点都不重要。虚构，其实就是允许小说家使用文本（包括事实），重组它，改装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关真，也无关假。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大概也就是看所有用来构建的文本，为作者的什么诉求服务；这一诉求，是否有智识上的启发性影响、情感上的共振性影响（即是否改变了读者认识外部世界、内在自我的方式）以及怎么服务。
为了服务好作者的诉求（这诉求我们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意义），文本常常被改变顺序。散文中，作者先写李先生之死，再写对李先生发表过新诗的《嘤鸣》杂志来龙去脉的探寻。小说中，则先写探寻《嘤鸣》，在搁置了整整两节后，才写到李先生的死。为什么调整成这一叙述顺序，才令小说家王尧满意？为什么他会认为，这样处理，读者才能把握“先生之死”更深的意义？
在我看来，那是为了让先生主动选择的死，产生更辽远、更复杂的回响，让这位先生和他的时代在黑暗中沉没，而沉没前的那点浪花也无人察觉。邮差总敲两次门，那是宿命论的天道安排。小说的结尾最好只掉下一只靴子，余音绕梁，等不到另一只靴子掉下的读者，才会犹犹豫豫地，将注意力聚焦于这最后的一段遗言。即使再迟钝的读者，或许也会被这文字书写下的仪式感打动，叹一口气。这一口气，便成就了这部小说，更普遍的、人性上的意义。老先生写在纸条上的孟子语录于是也就成了悬念。
3
“神经病”
散文集《时代与肖像》中，第十七篇是《“神经病”》（加上后记，一共二十二篇），篇幅仅占两页零四行，共计1128字。主人公名为胡增和，散文主要叙述了这几件事：他一边自称老子一边打老婆；和人吵架试图投河自杀但看围观者无人相救又自己冒出来；打牛号子打得好。
到了小说《民谣》，这个“神经病”却成了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他的名字从胡增和，变成了胡怀仁。小说中的怀仁“行船，耕田，打牛号子，给死人收殓”，比散文中的增和多了两份工作，一是行船，二是给死人收殓。
行船，意味着具备流动性，能将庄、舍连接成一整个村庄。胡怀仁因此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河水，串联起了许多故事，将村庄公共空间里发生的事，与“我”的家族私人空间里发生的事，相互交织，自然地融合起来。
行船，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碰撞与变化。搭船的人与行船的人，一些身体会遇到另外的身体，而这些身体，涉及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阶级身份。比如，父亲不敢从船里跨上岸，“无奈之下，怀仁只好搭上了跳板。这个时候，父亲才上了岸。这确实有点尴尬。让父亲一辈子记住的是怀仁跟他说的那句话：‘你之前是少爷，现在不是了。’”
行船，也为小说中的“我”建立了凝视与风景之间的距离关系。一路行船，“我”一路给朵儿讲村上人家的掌故，自家的往事。这个看似浪漫的傍晚，却在这有距离的凝视与讲述之中，让十四岁的“我”，“看到了无法改变的生活”。“就在朵儿问我未来时，我突然发现了一种循环。……我下意识用竹篙击水，好像这样能打破循环。”
船行水上，显然会受水的影响，水决定了人能经过哪里。自然环境一旦变了，人也就变了。“我掉转了船头，无法向东，也无法向南了。之前，向东，再向南，便是东泊，现在东泊被土填了一个角落，我们无法像以前一样在河里绕庄子一周。河水的循环被打破了。”是的，“循环”一词，呼应前文，再次出现。这是一种暗示？这次行船意味着，“我”与必须艰辛劳作才能有所收获的土地，是可以分离的。果然，两年之后，“我”离开村庄，去了镇上读高中。“我如果读了高中，毕业后不会回乡扎根的。”在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处，是年轻一代命运的苍茫感。
而给死人收敛，如果结合时代背景，这一编码则释放出了至为丰富的内涵。
怀仁帮西头老太、大少奶奶、外公、李先生……收殓，“谁家死人了，都是怀仁去收殓，他在这个时候成了最重要的人物”。而收殓，“是一个复杂的仪式”，整个村子，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代替。
自杀而死、老死、病死……因了收敛仪式感的存在，死亡有了需要肃穆对待的理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粗暴或许是很多普通人对待他人的方式。被粗暴地对待，又粗暴地对待他人。一个连活人都不能被温和对待的冷酷世界，就更别说对死者尊重了（尤其，可能还有畏罪而死的）。而所谓怀仁，应该就是心怀善意，平等对待每一个生者、每一个死者，不管他们是怎样的生法，又是怎样的死法。
在那样一个扭曲的年代，“增加平和”显然是虚妄的、不切实际的。于是王尧重新命名。就像圣经里上帝告诉亚当夏娃他所命名的事物以后，世界从此不同一样，王尧赋予了胡老头以意义。怀仁，心怀仁义、仁爱……“仁”是什么？是儒家最基本的社会伦理范畴。指认了仁，其后的礼、义、廉、耻这些才能接下来展开，而这与李先生写在纸条上的那句话又内在联系了起来。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晰地辨别出，从真实的素材到虚构的小说，这迢迢之路，完全由作者的观念、意图构成。好的小说，一定是信息丰富的作品。（就像“转卖：婴鞋，全新”这个六字故事一样，据说这是海明威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与人打赌写下的。）面对散文，我们几乎没有对戏剧性的期待，面对小说，我们却会期待它的不可预期，如果我们期待出现的，最终却没有出现，那只能说明，这部小说没有准备足够多的富含审美的“过剩”信息。
结语
就“意义”这个层面而言，王尧的散文集只是指向了那个年代，那片乡土，那些人、物、事，他的小说则实实在在体现了那个年代、那片乡土，那些人、物、事。作者笔触细腻，长篇小说中的每一细节，无论外部环境还是人物内心，都经过感官与情绪的浸润，其饱满、感性的光泽度，丝毫不逊于其精致的散文。而且，这些细节和故事的内在联系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读者去思考和处理。这种有难度的写作也让阅读增加了难度。如果说，散文集《时代与肖像》还只是学者王尧、评论家王尧在谈论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小说则让这个王尧“成为”了王大头、王厚平。
但其实，这一对读，似乎使得散文集又变得模棱两可、暧昧难明了。它似乎也在使用无声的唇语呐喊：请拿我当真，但不要拿我当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