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春长篇小说《川乡传》：在乡村传统中探索时代之路

开始读李明春的《川乡传》，已知其是一部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变革史的长篇小说，早早就在春夏相交之际的艳阳下，准备好了一杯浓浓的酽茶。一是因为关于类似题材的作品近些年不胜枚举，要准备好面对它写作中可能出现的一般性；二是因为对于这样开展跨时代书写的作品，素材线条定然有其繁琐之处，同样要准备面对它的复杂性。读毕，实则有些意外之喜，在当代乡村题材的书写中，李明春适当地展现出了他在类似题材创作之中的不同一般。

《川乡传》以城坝大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为主要内容，着眼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人文风土的变迁，塑造了以欧阳生为代表的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探索、不断经历着经济形态、思想观念历史性嬗变的人物群像，呼应了中国当代社会演进的整体风貌。应该说，在当下以乡村题材为内容的长篇小说作品中，《川乡传》的独特价值在于，在时代性的书写中，对乡村传统风物人文予以了较为系统性的观照，在人物的塑造中辅以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营造了更为整体性、更富人情味、更具流畅性的小说叙事。

李明春在《后记》中说，他曾以下乡知青身份，由生产队监收员干起，从大队支部书记一直干到乡党委书记、区委书记。有理由相信，《川乡传》中欧阳生的成长与他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我们在文学创作中所提倡的到生活中去，没有比这来得更真切、更实际、更具实效了。也因此，他把对乡村发展的了解、把对乡村文化的融入，都付诸笔端，而且在如何来恰当地建构一个长篇文本上，如作者自己所说，也下了工夫、花了心思。

客观地说，我国工业化的社会进程与农业社会传统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它已经具备了现代科学精神，但同时也有难以抛舍的千百年来农业社会的基因传承。所以即使在当下城镇化进一步加快的大背景下，源于乡村的传统伦理观、道德观、家族观，仍在全社会层面保持着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这也正是乡村题材一直以来在我国文学传统中占据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传统乡村的治理体系中，姓氏宗族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和形态，成为作家们介入乡村题材写作的重要切口，《平凡的世界》如此，《白鹿原》也是如此。由姓氏宗族构成的乡村社会关系网，深刻体现着中国积淀几千年的家庭观、伦理观和道德观，从文学的角度说，它又为美学上的创造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在勾勒人性的独特性与多变性上别具优势。这一点在《川乡传》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小说开篇中，曾杨氏的葬礼本身就是一次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传统的回归与展示，它所具有的文化载体的属性，一下就拓展了小说的叙事视野和伦理空间。由它而起牵涉到城坝大队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政策上的放宽，有传统因素的介入，有人事世故的圆转，也有利害关系的牵连，使以欧阳生这个下乡知青为中心的相关人物全都活动起来，很快就铺展出一幅具有浓烈时代特色的蜀地乡村风貌。

同时我们注意到，小说中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大先生。可以说，在欧阳生处理大队事务的过程中，几乎无处不听从大先生的意见，无处不需要大先生的介入。大先生是乡村传统文化的承载者，是农民眼中的智者化身和他们精神上的依靠，同时在作者笔下，他也是传统观与现代观的衔接者，是宗族势力和现代治理的调和人，在多处重要环节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可以看到，小说对于乡村生活的生动展现，始终保持在一种对乡村传统伦理的尊崇与现代观念的博弈间，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从“太先生”到“大先生”再到“小先生”的尊称延续和实际功能上的逐渐弱化，这根延续小说始终的、带有文化根脉性质的暗线，恰恰是小说最珍贵的内核。

小说选取的事件也非常具有代表性。总体概括之，就是丧事、田事、婚事、财事。这些事件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们看起来都是局部的小事件，但实际上，从历史的维度来衡量，它们又都是牵涉到乡村从制度到观念根本性变革的大事件，对于汇集纷繁复杂的人物形象、呈现针锋相对的观念斗争、展现矛盾冲突的不断演进，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这其中，丧事主要以曾杨氏和大先生的丧事为代表；田事主要指包产到户政策的探讨和实施；婚事则以欧阳生和曾繁琴、祥菊的婚姻为主，以他和英姿的情感纠葛为辅；财事则指向更广泛，包含了改革开放以后城坝的人们不断致富、直到完成脱贫攻坚的全时段全过程。这四种事件在时序上相互交错，在文化上形成包容，在影响上互有作用，有只属于家庭的细末小事，也有属于城坝大队、公社乃至渠县范围的格局变幻，更有观照到整个社会层面的宏观之局。

代表性事件的选取，体现了作者在小说整体架构和时间进程上的考量，而人物的精准塑造，则为小说的写作注入了精神与灵魂。欧阳生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主要人物，既是小说中的被塑造者，同时也成就了对其他人物的塑造。可以说，《川乡传》尽可能地为我们展现出了在时代变化中一批具备不同心理的人物形象，既有欧阳生这样立身正统、但不无缺陷的知识青年，也有庆素这种有小计谋、搞小经营的大队干部。既有庆贵这样持小农思想和保守观念的一方势力，也有繁琴这样敢作敢为、敢闯敢干的新女性。在此之间，作者语言的生动性也得到了充分展现。如胡公安劝大先生筹办丧礼，说“是不是要给你提块腊肉来才肯说”，还有“土地爷不开口，狐狸不敢咬鸡”等，这些土话俚语也准确地营造出一个个让人倍感亲切的乡村场景。

我们常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来说，《川乡传》以文学文本呈现了一个乡村走向现代化的精神探索的历史片段，它着眼于历史变革中的阵痛期，通过准确地挖掘，深入到人物内心，把接受新事物、新观念过程中的各种相互碰撞、摩擦予以全景式展现，从而也获得了一种可贵的小说叙事经验。如果一定要提出一些建议，我认为，从故事的角度，小说设定的矛盾冲突还不够激烈，还缺少一些更能直击人心的力度，它们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能发挥点睛的作用，也可以给小说增加一些更有支撑力的血肉和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