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艺术美学的空间性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2023年国际期刊《比较文学与文化》（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策划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专栏、2024年“全球史视域下的文明特性与文明互鉴”被评选为中国人文学科年度十大学术热点之一，跨文化艺术现象日益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李庆本教授的新著《跨文化艺术美学》将文学、艺术和美学的发展看作一种在空间中的互动和延伸，通过遵循居间之中道，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之间，探寻了比较文学中国范式的跨文化阐释方法。
围绕跨文化阐释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以及“术语与话语”“本源与本体”等议题，《跨文化艺术美学》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辨析与系统阐发，关涉到跨文化艺术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跨文化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古今中外’这一百年难题。”[1]“古今中外”同时蕴含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从时间维度看，东西方文明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时性演进；从空间维度看，二者都实现了从“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到“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的空间变迁过程。所以说这是百年难题，是因为自18世纪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的驱使下，西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美学精神总是被赋予理性、成熟、进步、思辨的性格特质，东方的艺术和美学精神则被归入非理性、幼稚、原始、单一的边缘地带。如黑格尔笔下的东方文明始终处于“永无变动的单一”状态；孔塞多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强调了中国历史的停滞和野蛮；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斯金和威廉·琼斯认为东方艺术是“幼稚”的。这种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东西二元论的认知框架，通过“空间的时间化”生产机制，成功编织出一幅看似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中为古、西为今”的现代世界秩序想象图景。这种秩序不仅预设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与优越性，更将非西方文明置于线性历史进程的“过去时”位置，从而强化了西方在现代性话语中的主导地位。
《跨文化艺术美学》通过对跨文化阐释范式的系统建构，为解决“古今中外”这一百年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从18世纪黑格尔到19世纪罗斯金、琼斯和鲍桑葵等西方学者，他们对中国艺术与美学精神的阐释始终遵循着一种时间性策略，即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前理解”框架对异质文化进行单向度解读。这种阐释方法虽然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中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在处理异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与阐释问题时，不仅难以实现真正的文化对话，反而容易陷入文化中心主义的泥沼。有鉴于此，《跨文化艺术美学》提出：“跨文化阐释学成熟的标志……还必须实现从‘时间性阐释’到‘空间性阐释’的范式转换。”[2]与时间性阐释不同，空间性阐释致力于解决异质文化间的理解与对话问题。通过将传统的“空间的时间化”转换为“时间的空间化”，使“过去、现在、将来统合在同一意义空间中，使时空叠加的线性时间转化为时空的多重折叠”[3]。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跨文化艺术美学》创新性地引入“内比法”，倡导“价值中立”“时间中止”和“空间中介”的阐释原则，从根本上重构了传统的“中为古，西为今”的线性坐标。这种重构摒弃了先进/落后、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将东西方艺术文化置于平等的空间维度，为跨文化阐释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指导。
对“时间的空间化”的理论探索，特别是对立体时空维度的重构，自然导向了一种更具活力和生产性的跨文化阐释环形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拓展了传统阐释循环的时间维度，更从空间维度重新审视了中西文化关系。通过强调空间维度，跨文化阐释环形模式将“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视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过程。以庞德诗歌艺术的文化旅行为例，传统研究往往将中国诗歌对庞德意象主义的影响与庞德意象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割裂考察。而跨文化阐释的环形模式则突破了这种研究范式，不仅要解释庞德和胡适如何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还要以一种融合民族文学特殊性和世界文学普遍性的多元普遍主义理论，进一步追问这种理解和阐释问题的发生如何可能。这种环形阐释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它揭示了中国传统诗论与现代诗论之间的内在连续性；其次，它促使学界重新审视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性价值，使我们从割裂中国古典传统与现代性的惯性思维中摆脱出来。正是由于这种模式能够揭示传统研究范式所遮蔽的丰富内涵，哈佛大学大卫·达姆罗什教授对跨文化阐释环形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种研究模式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
总体而言，《跨文化艺术美学》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它不仅丰富了艺术美学的理论体系，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艺术对话提供了中国学者的智慧贡献。
作者简介：许志益，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1] 李庆本：《跨文化艺术美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24年，第55页。
[2] 李庆本：《跨文化艺术美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24年，第121页。
[3] 李庆本：《跨文化艺术美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24年，第1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