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图示、空间诗学与地缘文化
饶有兴味之处在于，当下海洋文学书写重新焕发生机，首先得益于文学地方性的探讨。杨庆祥定义“新南方写作”的概念时，提到所谓“海洋性”：“‘新南方写作’的海洋性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摆脱‘陆地’限制的一种叙事，海洋不仅仅构成对象、背景（如林森的《岛》、葛亮的《浣熊》），同时也构成一种美学风格（如黄锦树的《雨》）和想象空间（如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与泛现实主义相区别，新南方写作在总体气质上更带有泛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从“新南方写作”延伸与衍化开来的关于海洋的书写，正因其博大澎湃而难以规约，也因其驳杂繁复而充盈着异质与异数。在这其中，海洋文化的对撞与融合、热烈与凶险、丰富与浩瀚、浪漫与现代，等等，都能够指示一种浩瀚无垠的宏阔生命，以及在流动中抵达无限可能的空间美学。由此形成的“新海洋文学”，也许意味着个人史、地方史与国族史乃至世界史的交汇。
王德威将“新南方写作”最引人瞩目的地理特征视为“海洋”，“海洋的深邃与广袤，还有航行指向的冒险与未知，萦绕在写作者心中”，在“南方以南”的地理区域划定中，海洋面积之广袤可谓得天独厚。王德威倚重巴斯威特的“潮汐论”、葛力桑的“群岛论”，指出潮汐起落和板块碰撞之间的南方新变，恰似对应着文化中心论与文化辩证论的简单化理解，“巴斯威特的‘潮汐论’以海洋潮汐韵律为灵感，想象岛屿（和岛群）文化非线性的、反轴心的、跨国境的开放律动，正与源自欧洲大陆的、无限上纲的‘辩证法’针锋相对。葛力桑则提醒大海散布的岛屿，自成文化与社会；岛与岛之间的所形成的若即若离的脉络，与时俱变的关系”。因之潮汐的翻滚流动，海水的居无定形，如陈春成“夜晚”之“梦游”，漫游于毫无边际的洋流与宇宙，生发出地缘文化的形态与变形（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
本人也曾谈及海洋写作的心理向度以及精神伦理命题，指出当代海洋文学既是对象也是镜像，“映射出更为深刻的生理和心理、死亡与存在、他者与自我、历史与当下等的多重对照，此外还在叙事结构的交错熔铸中，凝而聚为一种方兴未艾的磅礴气象”，这不仅是一种新的地方路径和灵魂图示，“大海涌动着历史与岁月的印记，折射出精神的跌宕与守持”（曾攀：《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而且意味着空间诗学的新拓——海洋固然代表着一种异质性空间，“同时也可以说包孕着新的地域整合与地缘想象，那里当然不乏作为文化场域与竞争抢滩的多种可能，也可以包孕新的家国想象和世界书写，因而我更倾向于将海洋文学视作一种意义装置，其催生了不同于既往的地理意识与空间想象，并且创造出新的主体经验和未来维度”（曾攀：《空间诗学的开拓与地方叙事的新探——关于当代海洋文学若干问题的讨论》，《海峡文艺评论》2023年第3期）。但也需要指出，“海洋性”不等同于“海洋文学”，当下的海洋书写也未必具备新的质地，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海洋书写而言，有必要提出“新海洋文学”的概念，以此重新思考海洋的新质与新义，特别是在“后全球化”语境之中，以及基于当下文学地方性浪潮而生发的新的海洋写作，如何通过“海洋”及其文学所构造之“新”，穿越内在精神的迷障与地方文化的局限，重新勾连和构造新世界主义的想象，显得尤为重要。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海洋带来的新的边地/边界/边缘视阈，与陆地的地域和疆界之史观多有不同，从地方文化到地缘政治，从海上风物到情感结构，“新海洋文学”都显现出可观的异质与包容，苍茫大海中的相遇与遭逢、交互与交锋、恐惧与超克，更成为文化多元主义的重要载体，也趋向于文化辐射力以及价值输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海洋的存在及其在不同地缘环境中的延伸、折叠、变形，于不同地域文化而言，都意味着一种广博而独特的链接与融合，板块的勾连及其激荡生成的风土情势和人文想象，不仅对应着翻涌变幻的美学形态，而且地缘的摩擦及文化的碰撞，往往带来种种撕裂、重组、再造的可能。
以往文学中的海洋，固然也对地方元素有所映射，但以“地方”涵括海洋，似乎另有新意。这里的问题在于，地理上比单一“地方性”还广阔的海洋，何以为“地方”的诉求所关联甚或涵盖？准确地说，在讨论“新南方写作”的过程中，海洋与地方相互交错又彼此延伸，“地方”视阈中的海洋，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启示意义为何？地方性的“写作”在这种地缘情状下如何激活“海洋”的新生与新义，又或者说，文学地方性在何种意义上将“海洋—岛屿—半岛—海峡”的诸种形态，激荡出关乎地理/超地理的当代意义。
这里将通过“新海洋文学”的主体经验与心理图示，透析一种具有当代价值的诉诸风物与人文的空间诗学，围绕其中之跨域、跨界以及跨越——又或如王德威所言之“跨越、逾越与穿越”（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在区域文化与地缘政治的对话中，探究这一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开放性、联结性、想象性与未来性等意义形态。
二
从当代海洋书写的众多可供探讨的文本可以见出，“新海洋文学”首先构筑的是一种极富当代人心史的情感结构，在彰示主体性、经验性及基于此塑造的文化性征上，都呈现出非同于既往海洋写作的形态。其中既不缺乏自我的召唤，试图构设海洋界域中的新的经验主体；也在排异与包容中，投影出文学地方性中的种群、民族、家国的情感纵深。
林森的小说《唯水年轻》中的青年主体，浸润着南中国海的风俗与风物，关于海洋的“诅咒”成为其无法磨灭的禁忌，“海不扬波”既是赶海人美好的愿景，也是矢志不渝的航海梦想；《海里岸上》的船长老苏，怀抱光荣与梦想，也曾守护家国与主权，林森在“南方以南”的“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开放性门户”中，见证并描述了真正的“海洋性”，那里有漂荡或沉没的航船，更有克服畏怯、超越现实的航行者，其中不断浮现的是几代人的坚守，也是南方青年的心之所向。
林棹的长篇小说《潮汐图》更是将人的主体与作为物的主体的巨蛙并置，从广州到澳门再到英国，不同的视阈在海洋的漂泊不定中不断挪移，然而却也因此形成冒险与安稳、变幻与幻灭、战争与和平的多元视角，这是一种源于晚清中国之巨蛙的异质性象喻，同时也由于海洋的流动和区域的转换，不断塑成新世界主义的理念与景象，如此确乎映射着百年来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史的精神图示。
李师江的长篇小说《黄金海岸》写的是东南沿海的滩涂现实，故事中的新人形象李师海充满了闯劲，尽管走了不少弯路，但是心里的那团火始终燃烧着，感情上坦荡豪迈，事业上也不认命不服输，发奋图强有所作为；与此同时，海燕也是有情有义的女性形象，几次三番帮助李师海，自我意识和情感守持也在此过程不断生成。李师海创业失败，成为一个悲剧英雄，历尽曲折艰辛之后，直到第三年，他的对虾养殖才得以成功，由负债得以翻身，然而在这其中的挫折和磨难始终如影随形，这是一代人的奋斗史与心灵史的表征。
杨映川的长篇小说《独弦出海》，塑造出了一群京族青年的形象，他们求学归来，在“南方以南”的北部湾思考海滨城市的文化方略，无论是其中关于海水堤坝的科学设计，还是关于海洋与半岛的情感心理，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身的理念和价值观，尤其是在边地的北部湾海，少数族裔对于边疆海滨之城的现代化构想，颇能见出一种想象性的美学见解以及亚热带海洋的风物与风格。
孙频的中篇小说《海鸥骑士》，写父一辈与子一辈的疏离、沟通以至融合，大海与陆地代表着两个迥然有别的世界，小说写到父亲在陆地上几乎没有朋友，甚至语言能力都退化为古生物。“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他代表的是海洋之子的心理，两个世界的碰撞，对人内心的震荡甚至撕裂所在多有。小说提到父亲从海上回来，也曾试图做一个“陆地生物”，从生灵到生物，并不是刻意贬低，而是揭开另一种人生，打开另一种生命的类型和精神的状况，“父亲看起来干旱而笨拙，如一只刚刚开始进化的史前动物，离开海洋,误人了陆地，言语变得愈发稀薄了。人际关系的周旋使他看起来愈发干旱愈发史前，古老如一只鲎，我时常想在他身上浇些水,怕他会在陆地的社交中干渴而死”，他们的生存意念、认知系统和话语方式，都与一般意义上的陆地生物迥异。他们往往被视为蛮荒，也不得不忍耐空寂的折磨。小说中，在海陆之间看船，成为了“我”和父亲的唯一交集，而书信的往来则是母亲与父亲的有效沟通。这样也就使我有了一个“幻影父亲”，在“风和云居住的远方”，我们采取既实又虚的方式形成或隐或显的交流。随着父亲的跳海失踪，“我”翻来他的遗物，第一个日记本是他的海上日记，更多的是写实。第二个日记本是他记述的海上传奇，多与海难相关，但均为虚写。第三个日记本“贴满了不知从哪里剪下来的各种名画和印刷品”。在其中，能够见出作为海员的父亲的爱好，或曰寂寥。父亲的经历震动了“我”，“我”也下决心要追随父亲的脚步，去大海做个水手。于是海洋视阈便从间接经验进入了直接经验，而两代人的精神沟壑也不断填平甚至出现了某种超越性的灵魂交汇，更在陆地与海洋的切换中推动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多维度转圜。
周嘉宁的《浪的景观》恰如其分地将中篇小说的能量和意义释放了出来。在她的写作中可以见出中篇小说的合法性与主体性，其不是要写宏大历史或者个人史，却是凸显一个横断面，但又不是精巧的卖弄技艺的短篇感，而是于焉彰显中篇的跨度与深度。具体而言，中篇小说有非常钝感的元素在，不是锋利的，也不是厚重的，而是浑浊的、迟滞的，回应历史的局部纠葛与主体的丰厚细节，从回答一个问题变为回答一系列关联性问题，甚至包含杂乱无章的及秩序凌乱的问题，对应一个时代的泥沙俱下的文化与荒芜混沌的思想。她的小说时常对焦“浪的景观”：“太冷了，只有我们两个人走在栈道上，四面八方都是海，岸边的浪泛着白色的泡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然而我不知怎么的，感觉乏味，不为所动。”浪是一种漂移的美学，有浪则必然有风，那是个体性的风格与时代性的风气，从而形成浪的形状或景观。浪随风起，形成自身的规则、形状和运动方式。表面上是海水中漂浮地移动，实际上显示着浪潮的日夜冲刷，在沙滩上、沙地里留下深刻痕迹，更不用说对礁石的碰撞与塑型。不得不说，《浪的景观》回到人的处境，回到历史的暗夜与光明，景观是中性的，而个体心灵图示的景别却具有极浓重的主观性。海浪的景观有时却容易形成危险的浪潮，带来冲击性乃至毁灭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浪是具有浮力的，能够将人及其灵魂推向远方，当然也需警惕其将人吞噬，使人沉没。不仅如此，在周嘉宁那里，现实的阻滞倒逼着写作者重新回看历史，施行对于实用主义的时代、封闭的与撕裂的现实、缺乏自我的怀疑与外部等的反省。比如《再见日食》里面写的“世界正在变糟”，而于此时，更为紧要的在于重整内心的序列。周嘉宁触及了世纪末的精神难题与文化回响。那是一个时代之“浪潮”汹涌而至的年代，也是承前启后的开放时代，如浪涛之汹涌充满种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周嘉宁在小说中通过作为景观的“浪”，为同代人预设了一种集体记忆，成为某种共同体的底色、基调。在无用与无聊之中，却多是自由和自在，那是非功利性的，具有游戏化的性质，如此不就是审美的本质吗？我们将自身放空，经历空旷和虚无，蹉跎着年岁，却有无尽的渴望，游离于系统之外，仿佛无所依傍，却又处处“体”验与“体”悟着生命本身。由是如“浪”之景观，形成新的游荡者美学。“这个想法在指挥部引起轰动，我想令我们多数人神往的并不是演出本身，而是与朋友们一起度过法外之徒的时光。在山里，在海边，飞沙走石，彻夜狂欢。”周嘉宁的小说擅于营造世纪末青年的精神状况，从经海之浪潮，流荡而成个体的经验和心理的情态，外部世界的风驰电掣与内部心灵的波澜起伏若合符节，并通过“浪”的回荡和激荡而不断地联络、链接、连结。
三、
“新海洋文学”常常意味着重塑一种话语体系和美学风格，因为海上的世界自成一体，陆地与大海不同的地缘空间，决定了海洋叙事的重要及其生成全新意义和特异诗学的可能。在这里不仅要关注写海洋的什么，怎么写海洋，更需关心通过海洋营构怎样的文化空间。从这个意义而言，海洋是一个支点，借此可以撬动更多的“板块”，更能激荡浩繁的美学浪潮。
这样的海洋文学书写时常蕴蓄出一套新的整体性的话语体系，如夏曼·蓝波安在《大海浮梦》中提到的，陈老板请了一位教授谈论关于南岛民族的迁移史，但是教授“只是在捍卫西方人类学的纸上理论，没有阅读过南岛民族的航海民族志，满口学术语言，却不懂星星、月亮的语言，不值得参酌……”而陆地上的人们对于海洋的误解同样显明，“陆地的想象力常常把一海里视为平面纸上的一毫厘，放大人的汪洋上安全的密度指数，浓缩降低骇浪的险恶”（夏曼·蓝波安：《大海浮梦》，见王德威、高嘉谦编《南洋读本》，台湾麦田出版，第448、450页），对于海洋的误读比比皆是，原因在于相互的参照系统亦多有不同，对于伦理的指认以及精神向度的量度，也能见出相当的差异性。小说是在大海中寻觅浩瀚的星图，仿如无法复刻的唯美艺术，那里充溢着信仰的宗教以及向往的生活。在浩如烟渺的大海，人的灵魂深度及其与天地自然的沟通，形成了新的文化参照。在漫无边际的航船中，生存与死亡的伦理观念都是可以颠倒的，繁杂的现实与幻化的诗学随时可以在星辰大海之间无缝切换。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深具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的作品。
如前所述的林森“心海”三部曲系列小说写出了父辈与子辈、传统与现代、海上与陆地的多元对照，那是浓郁繁复的南方风物风景描写，也包含伦理与生态的地方性表述，建构出内在的成熟、自足、自省的话语系统，在修辞风格与叙事格调上，讲求整一性的与总体化的调性，不同的地方风俗、方言习惯、心理境况等，于焉得以熔铸、转化。值得一提的是，林森的小说很多风物的、景观的、生态的表述，和小说内在的伦理、价值、人性等的传递是若合符节的，对于当代海洋文学而言，关键还在于有没有形成一个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整体性叙事结构。事实上，林森的“心海”三部曲，以南中国海为容器和场域，探求的却是当代人的情感结构，以及他们精神空间的畏惧和守持，其对大海的无限向往反而造就了某种精神的图腾，在敬畏与崇高并置的灵魂叙说中，能够体认命运的归属感与心灵的认同感，这是一种新的空间性、价值观和意义感的创生历程。
王威廉的小说《鲨在黑暗中》，在海洋与人世、生物性与人性之间形塑了一种颇具意味的参照：
他愣了一下，随即点头：“深海中的一切都是原始的，那里的某些生物甚至都不能叫作生命。”
“那里才是真实的吧，人类都太虚伪了。”我盯着他的眼睛。
“当然，因为我也是人类。”
“你总把人类挂在嘴边吗？”
“还放在心里，时刻牢记。”
小说中，海中之“鲨”被拟人化，更被隐喻化了。“鲨”的生存空间对应着人类的精神之所，就在其进化与蜕变中，形成批评性的空间经验，“海洋”和人的主体性时常如影随形，对看当代人最为宏观的存在性问题。
四
“新海洋文学”呼唤一种博大的海上史诗，以精到细致的风物、人文、信仰，如浪潮扑面甚或惊涛拍岸般，对撞/碰击有关“海洋”本身的当代性征，并于一种地缘文化的映照中，不断显露自身的总体面貌。在文化联结与地方视阈中，以“新南方”的“海洋性”为例，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陆海新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东南沿海、海峡两岸和“新南洋”的文学写作，都能够呈现出不同地方和区域的交错融合。陈大为的诗歌《在南洋》：“在南洋历史饿得瘦瘦的野地方/天生长舌的话本连半页/也写不满……”诗人不禁感叹：“十八、十九世纪的婆罗洲，华人的足迹接踵而至，然而历史却渐渐饿得瘦瘦的。所有错过的、遗忘的能否在那会馆、茶楼，那唐山英雄中回返？混杂的历史、迟到的说书人，近百年的华人迁徙史，岂能一页道尽？”（王德威等编《南洋读本》，第370-372页）南洋的历史或宏阔或幽微而难以尽述，对应着海洋书写中的磅礴尖锐，那些国族的史诗、生活的现场以及时间的繁复，都指向大海的茫茫深处与不可捉摸。
黄锦树的小说《迟到的青年》中南方的海洋书写同样独树一帜。人物主体身份的不断悬置与被误认，西方各式窥探中的“到达”与缺席，与那个神秘的青年踏海而至却又仿佛始终未曾到达的“临界”状态，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南海书写的风物志，也超越乡愁式的与景观式的书写，在多元文化的交织碰撞中，“迟到”所引发的后之来者的世界性想象，代表的是新的空间诗学与地缘文化的重构。黄锦树的小说布满野性与腥臭味，那种充溢着亚热带气息的关于东南亚洋流的空间赋格，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陆地与海洋、身份与心灵、地域与世界的联结。在悬置/悬疑中诉诸地缘政治的想象，也询此构筑当代海洋文学之“新”貌。
王安忆在《漂泊的语言》中述及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境况及其信仰持守时，谈到一位小曼太太带她参观一座古庙，那是华人来到岛上筚路蓝缕开始创业的见证，“华人们乘着船，经过海上的风浪颠簸，九曲十八折地来到荒凉的岛上，唱着歌儿种植橡胶园，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他们和这岛再也离不开了，这就是他们的家园啊!我从小曼太太的话里忽然领悟了另一层不仅是退守民族后盾，还是进取国家地位的含义，这含义是一个积极的执著的认同。我不由想，这大约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希望所在。民族是我们情感的源泉，而国家却是我们生存于这危机四伏的世界上的保障，它是现实的家园。没有国家，我们谁也不行”。海洋本身充满着地缘政治的属性，对于纠葛其间的人们而言，立锥之地也是立身之所，于文化的错杂交融中生存谈何容易，宛如置身无边的现实与未知的未来。而在此时，海洋却生成的是一种对于个人、民族、家国而言都至关重要的历史载体和现实依托。
五
总体而言，“新海洋文学”在心理图示、空间美学以及地缘文化等层面，形成了自身的丰富内质。在开放性、联结性、想象性和未来性中，推导海洋的地方属性与当代意义，在区域的整合与新的世界主义观念中，探询其可能路径与未知维度。
首先是开放性。一方面对于陆地而言，进入海洋意味着更为广阔的界域和更为自由的想象，海阔天空与星辰大海的景观、景象，况且，航船大海间，人的心态、心理与心灵往往产生折叠、异变，“开放”既是地理场域的新景别，也是心理空间的新状态。既定的大陆型的理法与伦理，在大海深处往往遭受裂变；而文化间性的碰撞和融汇在海洋世界显现得尤为明晰，更遑论公海海域所释放出来的共同性与共享性。林棹的《潮汐图》将行迹遍及中西，思域亦是徜徉四海，巨蛙与人群、南北与东西、差异与同化，在潮汐的涌动之中没有阻隔。小说中的巨蛙始于中国的南部，却纵贯中西，于世界而言，那些航船已经抵达的地方，“新海洋文学”正在不断抵达。陈继明的《平安批》，“下南洋”的历史轨迹与使命中凸显的忠义、诚信、爱国，以及豪侠与仗义等传统精神内质，同时以海洋勾连不同文化的对话，以此作为新的世界意识与历史想象，这是在新的区域整合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图景与主体塑成。
其次是联结性。海洋具有一种虹吸效应，从文化的融通和界域的联系角度来看，地缘文化既是一种张放，也是某种拉扯与聚拢。而且，在新的世界主义及其全球性价值的辐射下，往往能够激荡出不同地理板块和航海区域的不同文化反应。《大海浮梦》中两个少数族裔的海上遭逢，思想、文化与信仰的差异性，被海洋的浩大驳杂，以及精神和文化上的惺惺相惜所融通。《黄金海岸》中不仅联结海峡两岸的当代历史，而且将东南沿海滩涂的辽阔与盛大展现了出来，其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而堪比黄金地带，在那样的鱼米之乡，联系着纵横交错的复杂的当代地方史乃至中国史，尤其是时代呼唤价值的新创与新人的辈出，其中诸多人物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意志，如此牵引着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奋斗史与成长史，同样意味着“海洋”与历史、与现实及与未来的“联结”。赵德发的长篇纪实文学《黄海传》首先在于见人、见性，以“我”穿针引线，主体性在文本中极为鲜明，在传主与叙事者之间构筑桥梁，共同诠释“黄海”的形象及其新生的姿态；其次是见时间、见历史之伟力，描述了一个史诗般的“黄海”，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十九世纪末“黄水洋”正式改称“黄海”，清朝后期要建海军，对海洋的认识有所提高，海洋学知识渐渐普及，对海域也采取了精准命名，然而却与现代中国一般沉浮跌宕，构成了时间与历史的隐喻；再则是见天地，创生阔大的境界与深刻的见识，同时也对海洋怀抱着无尽的热忱。作品勾连黄河与长江，勾连中国文化与历史，勾连民族与大地，“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
再次是想象性。海洋及其航行现实所内置的漂浮和漂泊状态，在不稳定的摇晃以及未知的浮游中，容易在精神层面滋长丰富的想象；加之不同区域或航海过程的主体于漫长时段与局限空间中的交互，以及海洋所涵纳的不同风情与风物的交织，从而激荡出特异而丰盈的想象；并且海洋本身的无边际性与不确定性，在美学上同样易于生发超拔于实在界的变幻。我本纯洁的长篇小说《沧海归墟》亦实亦虚，描绘了陆扬、陆远征、赵卓娅、沈学兵、邵总以及小可、萧敬、琼等人物群像。其中陆扬所控制的新月号，在某个时间点，仿佛与百年前的人和事物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小说描述的沉船之内，死一般的寂静，鲸的身躯仿佛比下方的沉船还要大一些，它是海中的庞然大物，移动时就像是一座小岛，所到之处，自然而然地生出了强大的压迫感，那不仅仅是体型所带来的对比，还有一种难以言尽的想象。陆扬的新月号、萧敬的银河号，包括反派小可的星空号，竞相追逐，没有阻隔。这是在现实和科幻之间游弋的海洋书写，与沉船相遇，与历史相遇，与鲸鱼相遇，与那个不断成长的自我和青春相遇。那些鲜活肆意的青年群像，颇有青春小说的内涵，将海洋从抽离的想象导引至当代生态观念，同时经由动物叙事、家族叙事、青春叙事以及商战、海战等元素，激活传统的海洋资源而想象性地赋予当代意义。
此外还有未来性。海洋的不可知与不可测，包括从浩瀚无边际的大海之上，足够广博的知识、景观和文化，及其所涌动那可供畅望的辽远壮阔。也就是说，海洋能够形成一种推离传统与现实的媒介，从前沿而至前瞻，眺望无法触及、只可遥想的远方，又或是以幻想、科幻以及超越性的视阈，跃迁至可以预见或不可行至的未来。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中，作者将想象力视为人类进步的源动力，而且以极富于隐喻性的“潜水艇”，投掷于幽深而神秘的“海洋”及其开辟出来的新的想象空间，那是一个陌生而未知的世界，亟待超验的充满想象的方式相与撞击，以开辟平行界域中的诗学幻术和空间想象，最终真正推动世界向前、向上。此外，从当代海洋文学的生态话语角度，亦是探询“新海洋文学”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等引发的世界命题和忧虑意识，在人类社会可以想见的未来中，将长期面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并且由此带来地缘政治的复杂挑战。从这个意义而言，“新海洋文学”是及物的与充满现实感的，其确乎将承担某种使命性的存在，将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意识具象化出来。
六
总之，“新海洋文学”首先意味着创造另一重异质性的空间，另一处精神的伦理，也时常推及另一种价值和信仰；其往往牵引着当代人的情感结构与精神扭结，而且在新的文化形态、地缘政治和世界局势中形构新的世界主义意识；不仅如此，浸润着地方性的“新海洋文学”出现了于曲折中塑成的复杂立体和丰富界域。地域形态中的方言、风物、习俗，构筑的是海洋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从地方出发，饮食起居、习俗信念、出航做海、文化引连，凸显的是当地传统与当代历史，以及于焉形构的多元文化与区域联系。
“新海洋文学”依托的自然是书写海洋及其周遭景象，更在于回应新问题、塑造新人物、创生新文本，在个体与群体、民族与国家、地方与世界之中，注入当代性、联结性、想象性与未来感，更准确地说以自身之博大广阔和深邃复杂，对照当代人之精神世界的芜杂繁复，更指向将来世界之多维构象和无尽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