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的《大地中国》(文汇出版社),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历史地理通识读本。该书以饱含历史感的笔触描绘了一幅由古至今的中国大地的精彩画卷。各朝各代、各族各地的人们与自然的交互被还原,他们生活的样貌被生动地演绎出来,中国文化也正是在这种交互之中凝聚成形。
该书获评“中国好书”后,目前累计印数已达12万册。它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除了学术上的严谨,本书所具有的某种“文学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学性,帮助这本小众的历史地理著作走向了更多读者。
打开《大地中国》,你可以看到自然穿插的《诗经》的优美诗句、民间俗语和传说故事,以及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关于山川河流、春种秋收的点滴记忆,这些文学化的表达,不由得令人对中国大地产生一种源自于血脉的亲近之感。本书虽然也有其内在的学理结构,但就整体而言,形式自由灵活,学术随笔的写作方式增添了作品的文学性。
具体表现有三:
一是引用材料的文学性。书中对诗词歌赋等的引用,可说信手拈来。
讲到《都江堰与天府宝地》这一专题时,先引唐人岑参《石犀》,描绘出水利工程未修建时的成都平原:“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极力表现当时蜀人的水患困境,更凸显了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使“百姓飨其利”,两千多年来造福地方的情状。
《何谓东西》中,以“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的对联入手,勾画出中国西北、东南大地的风光之别,从而,读者看到界分中国东西的“胡焕庸线”就易于理解了。这是地理学家对东西之别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谈及云梦泽的变迁,以《神仙传》麻姑见“沧海桑田”之变故事,讲述这一古湖泊从烟波浩渺的大湖到今日良田千顷的变化原因,让人想要一探究竟。引用司马相如《子虚赋》华美的文辞,更是为云梦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李白名篇《蜀道难》也被运用于诠释川陕通道的艰难凿造过程:“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极言修建栈道付出的代价之大,雄奇瑰丽的夸张与想象,使读者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现实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引《诗经》“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来说明这一片肥沃而苍茫的平原,原来正是“宅兹中国”之地。
韩茂莉教授在书里写道:“人类的行为是有序可循的,在寻常生活中获得大家未注意到的地理发现,正是学术研究真正的乐趣。”古人有感于山河壮丽,兴叹于世事变迁,或是经历着最平常的农事耕织,都将之记录于诗文辞赋之中,这些文学作品本身便是某一个时空的真实记忆。能从字里行间发现那个时空之中人们生活的痕迹,窥见历史一角,“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落在大地上”,也许就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乐趣与价值所在吧。
二是切入角度的文学性。本书的不少议题即是从文学话题娓娓道来。常用我们熟悉的文学作品、人物故事来导入,由此展开对一个有趣的历史地理问题的探究。
如《西厢记》为何以“西厢”定名?从这部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入手,以此谈论的则是汉传佛教寺院的建筑布局问题。严肃的学术话题就显得不那么枯燥了。
又如从《三国演义》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的情节,来谈论这一带气候的变化和江河湖泊的改变等等。很多人看《三国演义》都知道“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而对这条泥泞的华容狭路大多只知其名,不知其在何处。书中《从云梦泽变迁看曹操败走华容道》这一专题结合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巧妙地将我们熟悉的故事与云梦泽的变迁相联系,就如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这段历史,别有一番趣味。
贾谊《过秦论》是耳熟能详的名篇,但我们通常都把视线聚焦于商鞅变法、各国谋士纵横捭阖,而很少讨论关中地区本身作为“根本之地”的重要地理优势——“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在《秦统一的地理基础——关中》这一专题中,作者以自然地理的角度带领读者重新审视了秦国取胜的原因,并将视线延伸至后来依托关中地理优势而成功的朝代,将关中这一形胜之地置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
三是叙事内蕴的文学性,这一点可能最容易被人所忽视。
本书开头两篇《一万年前的世界与中国》《第一次浪潮与中国》,主要讲述水稻、粟、黍等粮食作物在中国种植的历史,在条分缕析地引述文献和考古发现论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人工栽培这些粮食作物的国家之后,作者这样写道:“农业是中国送给世界最大的礼物”“浪潮溅起的不仅是几朵水花,大潮涌来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时代。第一次浪潮引导人类步入农业社会,从距今一万年前一直持续到18世纪,这是人类社会持续最长的发展阶段,在这漫长的时空中,从起步到整个过程,中国人都是舞台上的主角。”
你只要稍作留意,就可感受到其“笔锋常带感情”。那些历史的帧帧画面仿佛近在眼前,再也不是史书上平静的几行字或是地图册上几个冰冷的点,而是生动的、鲜活的。这种基于学理又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无疑能唤起读者内心的共情,升腾起对中国大地的深厚感情。
中国史学历来有讲求文学性的传统,《史记》被鲁迅誉“无韵之离骚”。近年来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的不少国内外社科著作,往往也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好的研究著作包括考证文章引人入胜,有的甚至具有探案小说一般的迷人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一些学术著作、研究文章的确让人望而生畏。前不久,华东师大教授谭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当今,阅读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艰难的“理论跋涉”,使大量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其症结或许在于“文学性”的缺失。事实上,这种现象在许多学术著作乃至普及读物中都普遍存在,不唯文学批评如此。一堆难解的术语和诘屈聱牙的行文,成了读者阅读的拦路虎。
因此,当我们今天在谈论学术普及读物文学性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谈论它们的可读性。什么样的作品才会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可能会有很多答案,但增强作品的文学性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在这一方面,《大地中国》已作出成功的尝试,或许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