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文章也可以是“文学”的
1992年，葛晓音先生在给钱志熙博士论文《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作序时，谈到了自己对于学术研究范式的一些看法：“大体说来，凡是先确立了理论框架和主要思路的研究模式，都会遇到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这就是思维单调和直线化的问题。……如果研究的出发点或理论原则定得太高，主要观点一插到底，就更是如此。因为研究对象是立体的、不规则的，每种研究的视角都能发现一些接近事物本质的东西，而不能顾及全面。即使锲入深层，找出许多问题的内在联系，也很难都拧到一条主线上。”说实话，葛晓音先生对这种愈趋理性化的“新派研究”是持一定的保留意见的。
的确，理性思辨是一种因果性思维，它凭借诸多概念、范畴、命题展开一种逻辑的推衍，所凸显的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在于，文学研究的对象是“立体的、不规则的”，或者如钱锺书所说，“文学如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因此，葛晓音先生认为，因果性思维的单调和直线化只能“发现一些接近事物本质的东西，而不能顾及全面”，而且，“深思也会带来言不尽意的问题”，使语言文字的表达难以跟上思路的发展，论述便难免显得空泛和一般化。事实上，因果关系是机械的、外在的关系，只是事物诸多关系的可能形式之一。在因果关系之外，事物还有各种内在的联系，有诗意或魔力的世界关系，它意味着人与物由一种深刻的共情联结在一起。逻辑的、线性的方式是无法表现这种非线性存在的。因此，钱锺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引述格利尔巴泽（F.Grillparzer）的话说：“逻辑不配裁判文艺。”
那么，如何克服这种“逻辑的障碍”呢？葛晓音先生提醒我们，必须对以演绎和推论为主要特征的“新派研究”保持警惕，也就是保持一种必要的距离。葛晓音先生注意到，“从三十年代过来的许多学者都受过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熏陶，但始终没有忘记作为研究客体的文学具有给人艺术感受的性质”，他们的文学研究往往能将“感性和理性这两种特质完美地统一起来”，而“使深曲的思绪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这无疑提示了一条克服“逻辑的障碍”的路径。
近日读到黄药眠先生的《关于当前文艺理论问题的几点意见》（1980）一文，其中谈道：“现在的批评文章，有些是不够过细的。有些文体则写得很是枯燥，作者不爱读这类文章，读者也不爱读这类文章，只有我们的同行，爱读这类文章。假如只有同行爱读，这就有点可悲了。文学批评最好能变成批评文学，有风格和华采。……我记得艾青就曾以警句的形式来论诗，这很好嘛！让更多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也都成为诗人吧！”这令我惊喜不已。黄药眠先生正是“从三十年代过来的”学者之一，他的这段文字正可与葛晓音先生的文字作互文性读解。
依据上下文语境可知，“批评文章”包括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的文章。黄药眠先生批评当时的批评文章“不够过细”，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关注具体的现实问题，没有结合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没有联系具体的文学作品，没有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分析。概言之，它们没有黄药眠先生所倡导的“具体的思维”，只是一味地搬弄术语进行逻辑的推理、演绎。我们知道，思维是对思想的把握，思想则是话语所呈现的意义。由于“具体的思维”的缺席，那些“批评文章”只能产生抽象、晦涩的思想，并呈现为单调、枯燥的文体。他们用“行话”来写作。对于未经学术训练的一般读者而言，这些“行话”无异于“黑话”，读起来味同嚼蜡，而只有“同行”才“爱读”这种文章。其实，“具体的思维”的匮乏，加上局限于专业术语共同体，极易导致我们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言不及物，沦为一种“语言的空转”，其所产生的文化效应、社会效应亦微乎其微。因此，黄药眠先生说：“假如只有同行爱读，这就有点可悲了。”
怎样打破这种局面？黄药眠先生呼吁：“让更多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也都成为诗人”，“用诗的形式来论诗”，“以警句的形式来论诗”，使“文学批评最好能变成批评文学”。显而易见，黄药眠先生强调了诗性思维或隐喻思维在学术写作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述学文体的创造问题。在这方面，葛晓音先生与黄药眠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
时至今日，黄药眠、葛晓音当年所指出的问题似乎被人遗忘了。当下不少学者普遍缺乏一种语言意识、文体意识，诸多学术论著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无论男女老少都长一个样。坦率地说，不少论著“以艰深文其浅陋”，不仅一般读者不爱读，就连同行都不爱读！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很多的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未曾真正经受“语言的转向”的洗礼，未能立足于汉语的主体性，从世界存在的角度看待问题，“在语言之中”写作，“在汉语中出生入死”。他们的语言观念基本停留在语言工具论的层面，没有意识到你“怎么写”决定了你“写什么”，而“在语言之外”写作，即将语言理解为表达某个观点、思想的工具或载体。多数人只是“约定俗成”地写作，没有认识到学术研究是一门艺术，是一种个性化的事业。实际上，文体的基础是语言，创造思想的同时也创造着语言；学者之述学与作家之创作是相通的，一部理论或批评著作亦可写成一部具有文学性的作品。用黄药眠先生的话说，“文学批评”可以变成“批评文学”。也就是说，理论文章也可以是“文学”的，并形成与学术思想相匹配的文体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