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光消逝年代的文学讲述——谈谈张者的小说写作
一
张者的名字是和《桃李》联系在一起的。在此之前，他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唱歌》《纸条》《朝着鲜花去》等，里面已经埋下了他关注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线索，但直到2002年《桃李》的出版，张者才获得属于自己的清晰的文学面貌。他面对当下，体察身边知识分子的各种情状，他幽默而带着自嘲，讽刺却不失暖意，以戏谑的方式写庄严的事物，以故作轻松的姿态记录自己所目击的那些沉痛而悲伤的时刻，他试图与时代对话，并捕捉属于时代的内核：如何叙述欲望，又如何超越欲望。
“欲望”是一个时代性的主词。任何真实的写作，都要合理地处置欲望，并对它的存在加以分析并为之寻找出口。越过欲望，直奔精神的终极或直接出示一个心灵乌托邦的写作，都难以让人信任，因为身体、欲望、俗世的欢乐，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是造物主为每一个人划定的牢笼，它如同一个巨大的茧，把人囚禁其间，造成了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叔本华曾引用西班牙剧作家迦尔德隆德在《人生一梦》中的两句诗来说明这点：“因为一个人最大的罪过就是：他已经诞生了。”（1）生而为人，就会有欲望和冲动，当欲望得不到满足，人就会痛苦，可一旦停止欲望，生存又会变得空虚、无聊和荒芜，这种从一个欲望到另一个欲望的循环往复，暗喻了人生不仅是痛苦的，还是令人悲观和绝望的。叔本华认为，要逃离痛苦就要否定生存意志，而否定生存意志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艺术和哲学来实现对欲望的短暂忘却，审美的快感能让人获得一种宁静和幸福，“也就是认识从意志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忘记作为个体人的自我和意识也上升为纯粹的，不带意志的，超乎时间的，在一切相对关系之外的认识之主体”。（2）只是，艺术的拯救只是暂时的，彻底的解脱则要通过禁欲主义或宗教的力量。在我看来，文学是居于中间的，它着力写的正是人在欲望和解脱之间的挣扎、冲突、矛盾、痛苦，文学不能给出解决方案，但它可以写出下坠或上升的过程。省略了这个过程的精神拯救，都可能是虚假的。有一些作家，经常让他笔下的人物直奔空无，以表明他实现了自我救赎，这种是典型的观念写作，因为他无法回答那个根本提问：之前人物那些蓬勃的欲望去哪里了？他的欲望是如何解脱并突然消失的？
正视人的欲望，并写出人在欲望面前的两难处境，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假定人为着一种高尚的思想或理想就可心无杂念地生活，甚至为之献身的观念，催生的只会是一种假大空的写作，它有意回避、删除了人性的另一面——软弱、害怕、私欲、罪念，人成了某种理念的面具，不再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总是时刻处于欲望和精神的冲突之中，有欲望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不被欲望所奴役。
当代文学的欲望书写是和生活的日常化、世俗化趋势相呼应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余华的《现实一种》、苏童的《罂粟之家》等小说，都有力地书写了人的原欲，直面了欲望那绚烂或暗黑的力量。但真正将欲望作为现代人精神困境之一来审视的作品，我认为是格非发表于《收获》1995年第6期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它第一次把知识分子的精神溃败直接与欲望的生长相联系，并试图探寻一种能帮助人从欲望中突围的精神力量。在格非笔下，欲望不再是简单而热烈的生命本能，而是一个时刻与思想相冲突的怪兽，是实现人的尊严要克服的主要障碍。格非敏锐地察觉到了欲望背后新的人生困局。“欲望起源于情感的颓废，然而，在情感先颓废以前，思想已经先贫困了，这时欲望才乘虚而入，日益膨胀成为生存的主体。在这么一个浅薄且失去了永恒信念和神圣感的时代，现代人的信心似乎已经腐朽，内心好像是一个‘欲望的加油站’，无法再与真理达成和解，无法冲破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隔膜。”（3）《欲望的旗帜》所写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深陷于自我冲突之中的人，他们想留住爱情的浪漫、思想的尊严，所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抵抗。只是，欲望的袭击让他们节节败退，他们为之沮丧、不安、痛苦、绝望，在这种价值的迷茫感和挫败感中，我们仍可看到一些残存的知识分子的专业操守和道德良知，应该说，格非对自己所熟知的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裂变是抱以同情与体恤之情的。
而同样是写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桃李》，更多的则是揶揄和嘲讽。喧嚣、狂欢、放纵的生活背后，不仅是邵教授等人在道德上的放浪形骸，更是人性失范之后的自我贬损，是大学精神的巨大滑坡。从《欲望的旗帜》到《桃李》，可以看到一条欲望在与精神的较量中逐渐胜出的演变线索，这是中国当代现实的一个重要侧面。当市场、金钱、消费、情欲的原则无往而不胜，纯粹的学术、孤绝的精神将安放于何处？《桃李》写出了一批知识分子随波逐流、言行分裂的道德景象。和格非不一样的是，张者在小说中看到了欲望的另一种形态：“欲望本来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欲望就其本质来说是由感性来控制的。但是在知识分子身上，欲望却是在理性的指引之下的。说通俗一点，知识分子在追逐女人、在捞钱的过程中，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想好了再干。他甚至分析得十分细致，这笔钱能不能拿，这个女人能不能要。这就是知识分子欲望的可怕之处。一般的老百姓恐怕不会这样，一般人会见钱眼开，见美女一时冲动。而知识分子有时候可以坐怀不乱，也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关键是现代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守住某种道德堤坝或者操守而拒绝，而是为了安全。”（4）因为道德坚守而有的内心冲突消失了，欲望放纵到何种程度，成了一种精致的利益计算，得与失的参照不再是精神的尺度，而是利益与安全。
二
尽管《桃李》对大学知识分子的讽喻略嫌夸张，但它还是较早意识到俗世化的现实对知识分子处境的冲击，并试图写出消费主义时代来临之后知识分子的新肖像。之前的知识分子题材，多写知识分子受到思想强迫而造就的人生悲剧（如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李洱的《花腔》等），但张者写的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那就是在金钱和欲望的双重夹击下，知识分子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改造成为快乐的消费者的——这背后的力量不再是思想强迫，而是欲望的诱惑，是半推半就，甚至是主动迎合。《桃李》里所写的主人公是一大批大学教授，带着数量不等的研究生，这些常人眼中的知识精英，已不再是社会良心的代表，更不负责贡献独立而坚定的灵魂，那种纯粹由知识和学问所带来的快乐，已经不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代替这些的是物质和性——物质和性正是消费社会最重要的两个特征。邵教授和他学生们的专业是法学，法学本来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度，也是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游戏规则，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庄严的法学精神正在被改写为获取个人名利的手段。邵教授用自己的专业肆意攫取金钱和美女，他的学生有样学样，也把自己的专业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和享乐，人生普遍臣服于欲望之下。当然也还有坚守学术和道德高地的人，比如蓝教授等人，但他们已成了极少数，成了不合时宜的人。道德光芒和学术成就不再令人羡慕，成功的标志是如何展示出自己的能力，尤其是能够把自己的专业转化成物质和情欲享受的能力。以人格来影响学生成长的时代似乎远去了，学生也在消费语境中学会了向现实屈服，进而从现实中获利。正如萨义德所说：“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现在看重的是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像真理或自由这类的普遍价值。”（5）知识不再对道德负责，它就是知识本身，甚至只是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而已。
齐格蒙·鲍曼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正从“立法者”（现代型知识分子）的角色向“阐释者”（后现代型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社会已经不欢迎“立法者”（制定普遍的是非和道德标准的人）了，代之而起的是更为严格的“阐释者”（在多元文化中寻求对话和沟通策略的人）。“他们的角色变了，由原来受人信赖的教育者，一个由对自己的口味鉴赏判断力充满自信，对为理想模式社会作贡献充满自信的人，变成了注释者和评论者。”（6）整个社会似乎不再需要能为人类代言的知识分子了，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也需要角色变化，至于向什么方向变，不同处境下的知识分子会有不同的选择。《桃李》写出了知识分子角色变化的现实，并觉察出固有的大学精神正在解体和重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混乱、无序、碎片化、欲望化，这种最为迫近现实的后现代情状，其实是很难把握的，那些未经时间淘洗的、纷繁复杂的生活，涌动着怎样的精神潜流，又预示着怎样的可能性，考验着一个作家对时代的洞见力。“这代人更大的渴望在于对当下的呈现，并以此为跳板眺望未来。因此，张者最大的贡献不在于表现了诸多生活的细节，而是在现实与过去与未来的反复激荡中呈现一代人的精神隐秘。”（7）
写作《桃李》的时候，张者也许并未想到后现代之类的词，但他笔下的现实却暗合了这种后现代处境。“从道德精英向知识精英转化，从精神向技术位移，从倔强地与世俗精神相抗争到全面投身于消费社会，这正是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角色转型。《桃李》生动地写出了消费社会的特征和知识分子的这种后现代性格。”（8）类似的知识分子，不仅不再是立法者，甚至连阐释者的身份也变得可疑了，喧嚣的现实正在把他们变成一个消费者，为消费文化所引导和塑造，并不自觉地成为消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不仅道德、知识、艺术、精神可以被消费，声名、情感、性也都变成了特殊的消费品。《桃李》中的邵教授、李雨、雷文、孟朝阳、蓝娜、刘唱等人，担心的不是自己成不成得了学术精英，而是害怕自己被消费社会的潮流所抛弃。他们为物质和性而奋斗，遵循的只是“快乐原则”，在他们看来，压抑本能是残忍的、痛苦的，如果要牺牲本能和欲望这种原始快乐，他们宁愿放弃生活。
一个人如果完全被这种快乐原则所猎取，他的欲望不仅不能得到满足，甚至还会不断陷入焦虑之中——一个欲望满足了，又会有新的欲望被激发出来，占有了各种金钱和性爱之后，只会想占有更多。邵教授后来冒险到B城赴约，正是出于欲望焦虑的驱使。欲望摧毁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观念，它摧毁的更是生活本身；而生活的改变常常是连根拔起的，是更为深刻、更值得警觉的一种变化。这令我想起苏珊·桑塔格的一段话：“法西斯政权在意大利统治了二十多年，可它几乎没有改变这个国家的日常生活、习惯、态度及其环境。然而，一二十年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就改变了意大利，使这个国家几乎是面目全非。在苏维埃风格的共产主义，甚至极权的统治下，多数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仍然植根于过去的价值体系中。因此从文化的角度讲，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比专制主义统治更具有毁灭性。资本主义在很深的程度上真正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它摧毁过去。”（9）所以，读完《桃李》轻言张者只是一个好看小说的作者，甚至说他是一个价值虚无主义者的人，其实是对张者的误读。张者把知识分子置放于消费文化的沉浮之中，不仅是为了找寻一个满足大众口味的故事外壳，而是试图在一类人群身上测试他们对消费文化的抗压能力。结果发现，“消费社会比专制主义统治更具有毁灭性”，因为它催生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形态，那就是对身体快乐无度的追逐，和对商品无穷无尽的占有欲，他们的目标只是拥有“现在”、享受“现在”。所有的关于如何在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如何借由寻求“真诚的生活”而实现人格自律，这些属于“过去”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似乎都被搁置了。
三
一个只有“现在”的人，不仅没有过去，甚至也无法拥有未来。所以，《桃李》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成功。这些知识分子看起来是时代的宠儿，周旋于金钱和情爱之间，但并无胜利可言。比如，王莞和041小姐、张岩和王愿的关系，带着知识分子的幼稚和单纯，却因充满滑稽、痛苦而被时代所嘲笑。而雷文被孟朝阳所杀，孟随之自杀，邵教授婚姻破裂，最后死于情杀等结局，也暗示了在貌似自由、快乐的表象下面，其实隐藏着可怕的陷阱。鄙薄精神的代价是最终死于精神的溃败，在消费中沉浮的唯一出路，就是警惕消费社会把你磨碾成欲望的碎片——任何时代，都要保全自己精神和人格的整体性。
也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桃李》之后，张者又写了《桃花》和《桃夭》。它们所构成的“大学三部曲”，都是通过日常生活来写知识分子的处境，三部作品之间贯穿着一条内在的变化线索——从校园到社会，从背叛情感到对真情的守护，从道德崩败到良知上的坚守。由此可见，张者的精神底色并非对人生取游戏与冷嘲的态度，而是在貌似戏谑的话语下面试图伸张对良知的坚守，热切渴望重建精神秩序。陈晓明说：“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直觉得张者在嬉笑，在玩闹。看到‘老板’在市场经济中扑腾，弟子们在情场上追逐，读着很好玩。但不难看出，有些东西藏的很深，整部作品一直在探讨一个严肃的话题，这个话题隐藏在其中成了一个基本的格调，那就是作品始终在考察法在当今时代与利益和欲望的博弈。在《桃花》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傻博士，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试图坚持法的正义，这种坚守贯穿整部作品的始终。”（10）大概是《桃李》出版之后，因为“好看”的故事流于通俗，甚至有迎合巿场趣味、偏于油滑搞笑的猜疑，张者在后续两部作品的写作中有意做了纠偏，他为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精神画了一条曲线，从低处往高处攀缘，并表露出了一种为困窘、失重的精神找寻救赎之路的冲动，以对人物过度沉迷于金钱和性爱的生活做出抗辩。“大学三部曲有一脉相承的东西，但每一部都不同。用一句话来概括，《桃李》写的是放纵，而放纵就会偏移，会出轨；《桃花》写了坚守，而坚守可能会固执，会保守；《桃夭》写的是挣扎，而挣扎中就会出现变形，会失控。挣扎与突围，突围与救赎是《桃夭》贯彻始终的主题。”（11）
这条精神曲线，也一直影响着张者后面的写作，使得他在追求一种幽默和讽刺的叙事效果时，警惕自己不要流于油滑，而多了一份郑重之心。长篇小说《零炮楼》写的是抗战，这种民族之殇本是庄严的题材，是不能游戏和调侃的，但张者仍然在找寻属于他自己的切入角度。施战军说，“它首先是平民的小格局的‘家史’，由亲情、家事、村庄遭遇构织而成”；（12）孟繁华说，“支撑小说的骨干情节还是民间内部的民族性格的争斗”。（13）故《零炮楼》的话语方式虽然不乏幽默，但幽默中多了许多凝重的东西。《老风口》也是如此。新疆兵团人的生活常常是以诙谐、欢乐的方式来表达的，但故事的色泽终归少不了沉重和伤感，“在那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一切的幽默都被大风刮走了，剩下的都是凝重和伤感了”。（14）看得出，张者是想通过不断变换写作领地来拓展自己的精神边界。他不想重复自己，他也确实有比一般作家更为丰富的题材库——据他自己所说，他童年在河南农村的外婆家长大，十来年后跑到新疆兵团找父母，又去重庆上大学，之后在北大读研究生。丰富的经历使他可以写校园生活，写新疆兵团，也可以写抗战题材，并认为题材和风格的不断变换是一个作家实现自我救赎的方式。
但我仍然想直接指出，尽管写作的题材在变，写法也在变，可藏于语言深处的张者其实一直还是《桃李》时代的张者。这样说，没有贬抑其早期写作的意思，恰恰相反，好作家往往一生都在重复同一个主题，卡夫卡、博尔赫斯皆是如此。张者自己也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15）而这本书肯定是《桃李》，这不仅是指《桃李》作为他的成名作为他带来了声名，更是指在这部作品中有很多源头性的精神线索也散布在张者后面的小说里。尤其是叙事方式与话语风格，无论张者写什么题材，都没脱开《桃李》所奠定的基调。
这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毕竟《桃李》所写的知识分子群像，作为消费时代的暖色幽默，仍具代表性。至少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张者是比较早触及知识分子精神溃败这一主题的，他对“欲望”的重新讲述，也昭示了消费文化在改造精英文化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桃李》在话语方式上的局限性，仍极大地限制了张者写作的纵深感，甚至他在小说中所期望建构的精神意旨，也常常被他自己过于轻松的调侃所消解。对此，陈晓明有一个观察极为精准，他说：“文学是个多元的时代，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选择。张者选择了这样一种轻松的、快乐的、嘲讽的、调侃的方式，就放弃了悲怆的、沉重的、痛苦的、直击历史深处的东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二者如何结合，这不只是张者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小说、中国文学面临的问题。这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16）文学并不反对轻松和幽默，但任何的写作，都要警惕一种语言打滑的状态，即便是那些以讽刺、诙谐见长的作家、艺术家，最终被人记住的，也肯定是他那颗庄重之心。生活或许正在越来越轻浅化、世俗化、欲望化，随着科技的发展，甚至还将越来越技术化、空心化，但值得文学记录的永远是“沉重的时刻”，即便身处灵光消逝的年代，文学也不会停止寻找永恒的光芒。
注释：
（1）（2）〔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58、277页，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谢有顺：《最后一个浪漫时代——我读〈欲望的旗帜〉》，《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
（4）张者：《精英的转移和知识分子写作》，《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5）〔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22页，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202页，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李洱：《寻找一代人的精神谱系》，《西湖》2016年第1期。
（8）谢有顺：《消费时代的暖色幽默——〈桃李〉与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的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9）〔美〕苏珊·桑塔格、贝岭、杨小滨、胡亚非：《重新思考新的世界制度——苏珊·桑塔格访谈纪要》，《天涯》1998年第5期。
（10）陈晓明：《“大学三部曲”：法律与欲望的双重变奏》，《中华读书报》2016年3月23日。
（11）张者：《挣扎与突围，突围与救赎》，《文艺报》2015年11月20日。
（12）施战军：《〈零炮楼〉的二重爆破》，《当代文坛》2006年第2期。
（13）孟繁华：《民间传奇与文化矛盾——评张者的长篇小说〈零炮楼〉》，《当代文坛》2006年第2期。
（14）张者、颜慧：《“我知道这本书意味着什么”》，《文艺报》2010年1月6日。
（15）张者、姜广平：《“我提倡一本书主义”——与张者对话》，《西湖》2011年第10期。
（16）陈晓明：《校园生活“后青春期”的绝唱——关于张者〈桃花〉的深层解读》，《中国出版》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