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松：《猛犸象》背后的故事
2025年夏末，曾经的青年小说家胡性能也已到了退休的年纪。于是，他决定写个小说，向上世纪80年代致敬，并向散场的青春作一个纪念或告别。
2025年7月8日的中午，我接到了胡性能的电话，让我把1987年写的发表于西安市文联所办的《长安》的一首小诗《许多年》发给他，说他写小说要用。9月2日我便在微信中见到了他的小说《猛犸象》，放到电脑上读完，我回了他微信：“《猛犸象》小说已拜读。读完代入其中，很久说不出话来。小说是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挽歌和祭奠。猛犸象一样稀有的许东生们，注定已成了这个时代的稀有之人，祭品一样地摆进了时代的博物馆，作为化石让人瞻仰和怀想。小说中80年代的大学校园生活及媒体人所走过的近四十年的故事，几乎已成了我们这代人的集体记忆。作品保持了您小说的一贯风格和水准。文笔绵密，叙述中不断制造出悬念，近四万字的小说能让人轻松读完还意犹未尽。感谢您再次让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写的一首小诗还魂。另，发表时请传个链接。”3个月后，小说《猛犸象》发表于《百花洲》2025年第6期，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中国作家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北京文学》2025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被《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或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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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东生走过的一生。
小说以一封迟来的信件为叙事支点，讲述了老瘪与许东生之间几十年的友谊与疏离，从大学时代起，直至许东生这头猛犸象奔突的一生，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落幕，文字里有致敬、有怀念、有温情、有批判、有忏悔。
小说保持了胡性能小说的一贯风格，采用非线性时间结构，将现实与过去双线交织，叙述沉稳，语言绵密而坚实，将主人公的命运如一条小舟一样卷入时代的洪流中，任其漂荡直至沉沦，整体无宏大叙事，仅有微小而坚实的细节在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小说的主人公许东生像“堂吉诃德”一样，一生都在向貌似强大的“风车”挑战。他推迟半个月到大学报到，是因为眼见几个街头混混欺负高中同班女生，在明知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他见义勇为而被打伤，这是对暴力的挑战。大学课堂上，老师读错字他愤怒地离开，这是对知识权威的挑战。毕业时拒绝回故乡，选择滞留昆明，这是对分配不公的挑战。在老家采访，了解当地烟农遭受不公正待遇而冒险写信举报，这是对行业不公的挑战。不顾同学情谊将腐败案件材料提供给内参上报，这是他对职业道德的坚守，更是对腐败的挑战。他因不管不顾揭露腐败被人设局入狱，刑满释放后拒绝与设局者和解，义无反顾地与腐败分子死磕，最终殒命，这是对黑恶势力的最终挑战。如作者所说：“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生这样一个现实中或许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合时宜，身上依然保持20世纪80年代的生命底色，像一个逆着时光行走的人。我想借这个人，为我这一代人留住那么一点点体面或尊严。”
小说的结尾“我抬起头来仰望夜空，上面有稀疏的星辰……而一头巨大的猛犸象，正在一步一步沉重地走向天庭，消失在我想象的漫天风雪里。”
小说中的“猛犸象”极具象征意义。“很多年前，一群猛犸象在春天到来时北上，其中一只不知何故留了下来，最终死于乌蒙山夏天的烈日里。”主人公许东生和猛犸象是互文关系。这个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他倔强、执拗、不识时务，他为弱者挺身而出、敢于指出权威的错误、拒绝不合理的分配，他因揭露腐败而入狱，他对黑恶势力毫不妥协，和小说中的猛犸象一样，他注定被时代的洪水所吞噬。猛犸象因气候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猎杀绝迹于一万年前，而以之命名的许东生死因也大致无二，一个时代落幕了，他们被孤独地摆放在了祭台之上供人瞻仰或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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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东生的大学时代及贯穿记忆中的几个物象。
小说以诗歌、音乐、围棋、足球、雪等意象串联起回忆。事实上，诗歌、音乐、围棋、足球、雪等等一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精神和青春记忆中最坚实的载体。诗歌和音乐一直贯穿小说之中，从校园诗歌到“野蜂酒吧”的歌声、“东陆酒吧”的诗歌朗诵会，直到许东生葬礼上的德沃夏克的《第九乐章》，小说一直弥漫着诗歌和音乐的氛围。围棋，有许东生大学同学秦逍遥和黄治孤关于围棋的争论，有许东生在海南因围棋而认识杜总拿到了广告提成，甚至在他服刑时也不忘带上一本吴清源的《人生十八局》。足球，许东生在做报社的主笔时，能写出让人服气的球评。雪，在一场纪念大学同学入学四十周年聚会散场，老瘪从餐厅走出时，脑子里满是大雪纷飞的情景。“有1983年冬天积雪的场景，也有2016年春天飘雪的画面，这些画面与许东生蜷缩在桥墩下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雪——纯洁、高冷、孤寂、飘忽、喻指着时光的轮回、希望与重生，是胡性能小说中常出现的意象。
许东生和我们在大学经历过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其中就有1983年12月27日所经历的昆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雪。这场雪从27日早上8时开始，持续下了32个小时，积雪厚度达36厘米，满世界一片银白，同学们惊喜万分，在校园里堆起了雪人、打起了雪仗。昆明下雪的纪录迄今还没有打破。1985年11月20日晚6点刚过，学生食堂里顿时有敲响饭盆的声音和人们的欢呼声响起。有数学系同学从收音机里听到，并第一时间大声宣布，中日围棋擂台赛中方主将聂卫平取得了胜利，校园顿时陷入狂欢。那时的我们，是何等牵挂着国家的荣誉。
读《猛犸象》，很多时候我都会心一笑，因为很多场景、很多人我都似曾相识。作者的记忆追溯到1983年昆明的一所大学中文系。
1983年9月，一支梦想小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边上30米的工棚里集结。在云南师大校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届学生，离西南联大纪念碑像83级中文乙班的男生那么近过。我们1983年9月入校，住的绿铁皮顶的工棚，就在“一二·一烈士陵园”北侧。我们在工棚住了一年，一层铁皮之隔是“一二·一烈士陵园”、二十五米之隔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三十米之隔便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我每晚躺在床上夜读，都可以看到窗外婆娑树影下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我们不大的工棚里挤挤攘攘地住了十八个元气满满的男生。一年后我们搬到了对面的楼上，胡性能住35号宿舍，我住36号。现在的“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就建在当年我们宿舍的地基上。2014年11月，云南师大校友会成立时，我和胡性能重返了我们曾经的校园，因沾了西南联大的光，那座承载了我们青春梦想的大学校园还在。
作者在创作谈里说：“《猛犸象》是我向20世纪80年代致敬的一篇小说。对于60年代出生的我们来说，80年代是生命中元气饱满的一个时段。当青春与一个包容的时代相逢，年轻生命所呈现的那种活力和创造力令人怀念。翻阅那一时段被柯达或富士胶卷固定的青春影像，会发现每一张年轻的脸上都有光，眼睛里有希望。”
我们考入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时候，正赶上了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中国大学生诗歌运动。1985年，被当时的中国大学生诗歌领袖——于坚称为20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年代，激动人心的当然是文学的理想。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启蒙运动、青春期的荷尔蒙、大学校园，这些，一经结合就只能是诗。
小说里写道：“那是个激情时代，昆明每一所大学、每一所中专，甚至每所中学都成立有文学社，我们学校图书馆一旁的橱窗里，常常有诗歌活动的海报张贴出来，搅动一池春水。彼时，在遥远甘肃所办的《飞天》杂志开设的‘大学生诗苑’栏目，那是无数爱诗者心中的圣殿，只要在上面发表几首诗，立即名满中国校园。”
胡性能的记忆不错。1985年前后，如果谁有幸在《飞天》的“大学生诗苑”上发一首诗的话，那他就将成为高校的诗坛明星。1983年，于坚的《圭山组曲》获得了《飞天》文学月刊“大学生诗歌奖”，马上他就成为中国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领袖。当年，作家和诗人们有很高的地位，他们到大学搞讲座，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今天当红歌星开演唱会，作家、诗人们演讲结束以后，等待他们的是长长的签名队伍。
《猛犸象》里写道：“进校那年，‘银河’计算机每秒都运算1亿次了，可讲台上老师端在手里的讲义还是十多年前写的，陈旧而枯燥，讲义纸张都已发黄，这就不能怪他们讲课时，我和许东生在下面交头接耳。偶尔，老师会停下来，面带愠怒地望着我们。在老师目光的压迫下，我与许东生立即换上认真听讲的表情。”当时，正值国门打开，西风东渐，存在主义、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已在校园中流传。
小说里写道：“不要把我们当成那种混日子的调皮学生，我们只是觉得老师所讲的内容过于陈旧，像青春期的孩子面对父母穿过的老式衣服，强行套在身上就会不自在。我们宁愿在一天中最美好的早晨钻进图书馆，选择阅读我们喜欢的书籍，也不愿意像个傻瓜那样坐在教室里忍受老师的喋喋不休。如果你穿越到20世纪80年代，会发现那时的高校有个怪现象，常常是教室里坐着听课的人稀稀疏疏，而图书馆里的座椅却一座难求。”我记得，当年，师大四栋91号宿舍的几位文青，就把《世界文学》《译林》上刚翻译过来的胡安鲁尔夫、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复印了四处散发，而我们所学的文学教材还是十多年前的内容，迷茫和苦闷之余，逃课也成了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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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犸象》的讲述者如一面镜子，将个人命运与历史记忆交织，照见一个远去的时代。
1985年6月的一天，我和李军、潘灵、杨昭、晓雁等同学在云南师大保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旧址里开了一个会，成立了云南师范大学“奔流文学社”。我们开会时坐的就是当年西南联大教室里留下的火腿椅。“奔流文学社”是全校性的，有会员300多人。另外，中文系还有一个叫“一多”的文学社，这个名字，显然是为纪念闻一多先生，闻先生的衣冠冢就在师大校园里。当时，政教系还有一个“小荷文学社”，一所大学3000学生，就有文学社社员500多人，占比相当高。那个时候，我们结社、集会、串联、自费办刊物，参与文学的狂欢。
胡性能读大学时没加入文学社，大学里一般只有“校园诗人”，而很少听到“校园小说家”的说法，诗歌短、平、快，发表相对也要容易一些，而小说体积庞大，得有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况且，胡性能似乎也没有体现出对文学的狂热，他打篮球、踢足球、弹吉他，下围棋……大学时代的胡性能青涩、腼腆、机敏、清瘦，他给叙述者起老瘪的外号是有几分道理。我曾在《千鹤里的日本茶道》一文中写道：“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有一小胡同学是川端迷。2004年，他出了本小说集，《中国作家》的编辑杨志广评价‘川端康成的气息弥漫在一位生长在中国云贵高原上的青年小说家的作品里，十余年挥之不去’。很多年后，我回忆起胡性能同学的时候，是他胳肢夹着一本厚厚的川端，从学校图书馆门前匆匆走过的身影。”
作为同学，我们都不知道他在悄悄写作。198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他们宿舍打牌，见生活委员给他送来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胡性能拿了信，回到宿舍最里靠窗的上铺床位，放下蚊帐，很久没有动静。我因与杂志社打过交道，知道当年的牛皮纸信封意味着什么，我好奇，等牌局结束，我走到胡性能床前，掀开他的蚊帐问他是不是收到了退稿信？胡性能极为勉强地把信封递了过来。我一看，大吃一惊，这是《飞天》所退的一个中篇——《初恋的阳光》，胡性能一笔一画地抄写在300格一页的信笺上，一看，一百页，三万字。我说“我拿去看看。”两个多小时后，已近十二点，我敲开他们宿舍的门。我把手伸进胡性能的蚊帐和他紧紧地相握。于是他穿上了衣服，我们走到了校园的小翠湖边，坐在石椅上长谈。我郑重地告诉他：“小说虽没发表，但早已超出了许多发表小说的水平。”“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从那时起，我就预感到胡性能在文学的道路上可能会走得较远。记得当年，他嘱咐我别把他写小说的事告诉他人，他也可能是不大自信，也可能是为了保持内心的平静，以至于大学毕业时，班上没有几个人知道胡性能在写小说。
一晃几年过去了，当年我们班唯一考上研究生的胡彦同学毕业回到昆明，参与到云南文学的批评中来。他后来曾是云南第一位文学博士，做过我母校云南师大文学院的院长。1992年，胡博士在对《滇池》杂志上年所刊发的小说进行年度述评时，觉得其中一篇《大水之惑》写得与众不同，与当时正流行于云南的“边地小说”完全不一样，就在述评中用较长文字予以肯定。写完述评，胡彦将文稿交给时任《滇池》杂志执行主编的小说家张庆国时，好奇地问《大水之惑》的作者阿胡是谁，张庆国说是昭通的一位作者，原名叫胡性能。胡彦才知道自己的大学同学胡性能竟然在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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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东生走散了的朋友们。
这是一部充满温情的怀旧作品，不用索引考证，我都能读出20世纪80年代生活在身边的朋友。小说所写，一个周六下午翠湖南路东陆酒吧的“暂停诗会”，一个“精瘦，黑发，外表长得像闻一多先生的老Z上台朗诵了于坚的作品第16号。老Z当年也是校园诗人，但已多年没写诗了，他们那时的校园诗人，多多少少受到于坚的影响。我注意到年过半百的老于坐在酒吧一角，他已经发福，标志性的光头在晦暗的屋子发出亮光，像一尊佛那样坐在那里，听老Z朗诵他二十多年前写下的诗歌。”“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朗诵的是雷平阳的《亲人》……”“一个胖子走上台去，步履沉重，有些急迫。他朗诵的是《纪念朱湘》。作者尹红龄不在现场，这个云南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学生不知去向已经多年，参加暂停诗会的人也大多没有听说过他。但他写下的这首诗，当年曾被大学里的许多女生传抄。胖子的声音浑厚而低沉，整个人就是一只肉音箱。”于坚、雷平阳不用说了，他们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轰轰烈烈的大学生诗歌运动落幕后，修成正果的两位诗人。“老Z”是当年高校里的著名诗人，写得一流文字而半隐居的散文大家。尹红龄——一个20世纪80年代追风逐浪而不顾明天早餐在哪里的诗人，他的传奇是“哥早已不在江湖，但江湖上一直都还有哥的传说。”而“中途”乐队老米所唱的：“你一直躲在人群的后面/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学会了弯曲/这年轻的身体选择匍匐……你这个怯懦的人。”这就是我们。
从他的处女作《初恋的阳光》开始，胡性能的小说就有着川端康成式的忧伤与凄美，后来的写作又有着罗伯格里耶式的理性克制和普鲁斯特式的细腻绵密，他的身上残留着20世纪80年代弥漫的理想主义之光，一直不疾不徐地写他的小说，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1996年，他从故乡调动到昆明远郊一家建筑公司做宣传干事，居住在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工作之余埋头写小说。记得在一篇文章中，他提到当年之所以不顾一切要来昆明，就是隐约觉得离昆明近了，离文学就近了。他上昆明以后，时任云南电视台“读书”节目主持虎良灿曾到他的蜗居，为他拍过一个短片：《写小说的人》。狭窄的房间、昏黄的电灯、简陋的家具、贴满报纸的墙壁……我20世纪90年代也曾写过十来万字的小说，在《边疆文学》《滇池》《百花园》等刊物发表，后来再难提笔，一个主要原因是写小说是人生的一次长跑，得对这种文体爱得不管不顾，况且小说还是一门技术活，得投入大量精力，而我爱好甚广，也没有胡性能那样写小说的才能。
这些年，胡性能的小说常把主人公的命运置放于特定的环境中，营造出扑朔迷离却又真实的叙事氛围，不断地制造出迷宫，让人走进便沉溺其中。他的小说，似乎更喜欢在人物的内心着墨，写人物内心的挣扎、忏悔、悲悯、恐惧、自责、救赎、孤独……《猛犸象》中，他既写了许东生对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坚守，又写出叙述者“我”的胆怯、精明、世故、自责，我以为，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向20世纪80年代致敬，不如说是对一代人理想丧失和初心不再的反思。
2024年9月，我已到了快退休的年纪。一个下午，我走进了“许东生”我们曾经的校园，刚进大门便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我跑到联大路左边的三校亭里避雨，看着雨水落在不远处的民主广场的草坪上、落在小翠湖的水上、落在联大路的水泥地上，人们都避雨去了，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雨水的“唰唰”声，那一刻，我忽然想起离校那年我写的几句诗：“许多年/朋友们都已走散/孤零零的雨落在寂寞的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