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起止，是生活

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关系，值得一再讨论和阐述。对于传统的态度，常常会出现两派：一派自觉地靠拢，欲从古典中寻求一种缺失的美与力量，帮助自己更从容地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一派对传统依然隔膜，采取观望或回避的态度，认为它与现实离得过远，如闲云野鹤，高深莫测。不管属于哪一派，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人和传统文化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有时像熟悉的陌生人，视而不见，无伤大雅；有时不期然的一次相遇，让人倍感亲切，思绪万千。但如果是一次深度的相遇，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就殊为难得。置身在信息经济时代，人们占有信息的欲望和需求无限扩张，相应地，在每一个信息点上停留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传统文化之间，任何一次深度的相遇，都变得稀薄，也变得珍贵。

“未完成”的生命思索与人间真实

阅读郭平的小说《广陵散》就是与古琴的一次深度而恒久的相遇。关于古琴，大部分人生活在琴人世界之外，很少有人会说自己喜欢古琴、听得懂古琴，但它可以轻易地用独特的音色唤起中国人的灵魂，可谓真正的中国乐器。因为古老，琴像有不生不灭、不奏自鸣的灵魂，因而往往会忽略了和古琴密切相关的人和他们活生生的世界。

现代以来，琴人不再由艰难求生的底层艺人组成，而是艺术家、职业弹奏者、教师，是一类我们认知范畴里的从业群体，但他们一定是和我们不一样的——终日面对陶渊明时代流传至今的乐器和文化，从事少有人了解和理解的冷门艺术事业，终究难免曲高和寡的遗憾。即使是天性平和冲淡、为琴所生的小说主人公周明，也会在失意时感受到古琴难以慰藉内心：在一段恋爱失败后，他“长时间地盘桓于那些纷乱的心绪之中。古琴成了他生活中极重要的内容，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这部分内容又是多么虚疲脆弱”。这是琴人的当代境遇之一，也应和了很多人在追求挚爱事业的路途上彷徨与孤独的心声。由此，古琴在小说中也具有了一种更广阔的象征意味。但小说探讨的核心显然不是古琴艺术或琴人内心的“失落”，而是笼罩在艺术和理想之上的世界，那就是聚集着万千人生滋味的“生活”。

小说里另一位浓墨重彩的主人公徐大可，不断讲述着什么是他眼中扎实过硬的生活，什么是人应当追求的理想。这个牵动读者内心的人物，如熊熊烈火般燃烧着生命里的光和热——全身心地劝说朋友周明投入世俗、认知世界；以农民子弟的强韧，担负着父母的精神痛苦和无助；在爱情中为妻子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为朋友出头弄瞎自己的左眼；最后妻离子散，在孤独的异乡死去。小说里，徐大可用极其生动的语言、雷厉风行的举止、镇定自若的行动，努力让他的朋友相信生活给予人的巨大、无穷的力量，正如他吹奏的唢呐，热热闹闹，将人间的喜怒哀乐全都敞亮出来，“这个世界需要唢呐，需要狂风和旷野”。即使妻子再嫁，朋友失散，身边再无一人，他也不愿沉浸在个人的悲伤中，“闭上眼，他觉得此刻他是有三只眼的，他可以用第三只眼看到世上所有的人，他们彼此彼此，每个人都一样，绝无例外”。

两个性情迥异的主人公在小说中不断地交流着对艺术学习、对生活与未来、对身边人和事的看法，与其说他们用信念和理想鼓励着彼此前行，不如说是他们那真挚深厚如高山流水的友情让二人消泯了孤独，永葆生活的信心。

小说不止于对“生活”的表层探讨，更深入富商、名门子弟、手艺人、歌手等各式各样的人群中，他们的言谈形貌、心态处境都让人印象深刻：严重作为收藏旧琴的富商，既有商人的精明盘算，也用财富维护着他所规划的古琴事业；名琴家之后的唐遇川，以倒卖古琴为生，成为不折不扣的生意人；刘进一是制琴仿古的古琴卖家，却废弃无数好料只为贴近唐琴“长清”的音色……各人对古琴、生活均有不拘一格的见解，生动真实地呈现世间百态。尤令人感慨的是，周明孤高自守的师父陆近春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老朽和无力，对一生与琴作伴的选择产生了自我怀疑：“有的时候，人们往一个地方走，不是越走越近而是相反，有可能我们会走到其他地方去。琴离我，我离琴，感觉很远。说到底我懂琴吗？真的懂琴吗？未必。”陆近春和周明的师徒隔阂在小说中既微妙又磊落，正如生活的复杂和简单本是一体两面，没有人是看破和出尘的。看得出，作者总是让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他偏爱的人物，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生命思索中，而“未完成”恰是属于人的最大的真实。

小说结尾处，以2.8亿高价拍得的唐琴“长清”喑哑于苍茫大雪中，把不同的人生故事一齐推向了无声的高潮。象征着尘世间理想和欲望顶点的“长清”突然喑哑，一切的追逐仿佛在这一空寂时刻陷入混沌，也逐渐清明，每个人都将重新汇入生活的洪流中。

以纪实为脉络、以壶为载体的生活志

《广陵散》里的人琴相遇，如一场“渡劫”般的情感洗礼，相比之下，在《做壶》里见证一把紫砂壶诞生的过程，则如饮茶，如听评弹，从午后边饮边听，直到黄昏悠然而返，浸出另一种生活的滋味。郭平用“情”和“思”编织琴人命运，徐风用“技”和“艺”道出做壶精神。《广陵散》里，纷繁古意的琴名、通俗精彩的琴论点缀在生活场景中，铺展出人的遭遇和命运；《做壶》则聚焦于紫砂壶本身，生活感悟流动在一把壶的制作现场，平添了趣味与哲思。二者氛围各异，但最终都落脚于人和生活，揭示出传统艺术在今天与普通人或隐或显的关联，这样的诠释和述说，让现代读者对传统艺术，有了深度了解乃至理解的可能。

壶和琴，作为超越生活的艺术存在，其中奥秘，外人很难窥见。“让不懂壶的人能看懂做壶的奥秘，并且生出许多意趣和怀想；让懂壶的人读后也觉得受用，从中获得他们之前没有的视野和认知”，因为定下这样的写作初衷，作者徐风捕捉住一把壶诞生中各种偶然和必然。每一个细小的工具，每一个匠人的习惯，都被放大和生动地记叙出来，同时与常见的生活场景高度融合，可以说极为费笔和费心。徐风具有散文家的敏感和诗意，“一把好壶，壶盖旋转时，子口是没有一点声音的，像轻风拂过河面。涟漪荡起时，风是贴着水面走的。如果你把它放在耳边，再度旋转的时候，你会听到若有似无的回旋之声，那是声音吗？再旋转，却一点点也听不到了。原来，是你自己的耳朵营造的一种假设的声音”。这样的描述和想象把读者带入壶的世界，也是传统的世界、自然的天地，壶似乎不再是一种器具，而是有了自然生命，由此通过对一把壶的凝视和想象，去激活古典灵韵在现代的重生。从这一层写作宗旨来看，《做壶》最想达到的，是以纪实为脉络，但不囿于纯粹的纪实，最终形成一部以紫砂壶为载体的生活志、生命志。

特别有意味的是，《做壶》和《广陵散》中，都存在着一位传奇人物，他们是作者创作的引子和灵感来源。《做壶》里“茄段壶”的发明者、“布衣壶宗”顾景舟（1915—1996）既代表了传统艺人的精神，如晨课、传统工具、尊师重道、天人合一，更给人亲切的生活、生命气息，顾氏的徒弟葛陶中认为，师父每次在讲古人的时候，“实际把自己也摆进去了，余下的故事，是他自己在续写”，他的讲述，“是一种接通——非但连接到古时，也让你浮想联翩到未来”。顾景舟有坚守，也有未来意识，更有超脱个人技艺的平常心，做一把壶时倾注身心，等壶成了，则让它归入市井生活，“成为一把实实在在的泡茶工具。柴米油盐酱醋茶，他甚至愿意排在那些用来装油盐的瓶瓶罐罐后面”。

《广陵散》里的古琴家钟鸿秋也是一位民国时期的布衣琴人，主人公周明以他的天赋，听出了这位大师的琴音里有寻常琴师没有的意蕴，却无从了解如何弹出这样的琴音，于是在心里不断地想，在交游中不断寻觅钟先生的足迹。他听到徐大可论唢呐，“心里也像起了狂风和波浪似的。他想起了自己的古琴，想起自己弹过的琴曲，想起了钟鸿秋先生的录音。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琴音中是没有狂风和旷野的，而钟先生的琴音中分明有。”钟先生的弟子齐丹青无法直接道出师父的琴为何弹得这么美，却也告诉周明一点：“你应该读过《古诗十九首》吧？钟先生的琴，就像《古诗十九首》，不那么漂亮，不那么表演，没有多余的修饰，实实在在，都是人的遭遇。”周明逐渐意识到，“琴尽管多有归隐萧散之意，但人间情怀却是根本”。周明发现的《明子日志》，其中记载了钟先生少时悲苦的遭遇，更印证了“生活”对艺术的巨大作用，即人在世间须勇敢亲历、付出而不改真诚质朴，如此才会有那样美和特别的琴音。

《广陵散》和《做壶》都是融合古今生活与生命经验的文学作品。当琴人、壶手超脱他们赖以生存和追求的琴、壶，自然就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不只有艺术、传统、匠人、艺术家、器、道，更有无数生活着的个体。于是，两部作品都由一件具体的事物，触及了关于生活的本质、人的本质的永恒命题。

同为传统之道的代表，古琴精神化，是古人为了超越生活而制，紫砂热情腾腾，是古人为了生活的滋润和愉悦而作。当时间来到现代社会，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古人对融合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完整性的努力，也可以看到一种延续至今的精神理路。即使器物不在、工匠艺人已逝，这种中国文化精神也会一直传承下去，因为它已经实现了从超越生活到回归生活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