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好大时代中的“人”
有位汉学家曾质疑中国作家为何热衷于讲故事，认为这与现代西方文学趋势相悖。他提到，德语小说家往往聚焦于单一主人公的灵魂深处，作品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鲜少涉及复杂的故事情节。中国作家擅长讲述众多人物与丰富故事，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与民族烙印。我回应他，中国作家之所以故事讲不完，是因为他们独特的经历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这些经历丰富多彩，值得书写。
现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学中的个人叙事，常常会打上时代的、民族的烙印，呈现出三者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深刻关联性，并且构成独特的中国故事、中国价值。这是因为，自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转型一经启动，就以其时间上的急骤变化浪涛重叠，启蒙、救亡、革命建设，展现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百余年间的亿万普通民众，都自觉不自觉地被裹挟于其中，个人命运被历史潮流推涌着、回旋着，载沉载浮、悲欣交集。譬如，若不是高考制度重建，许多人的命运将截然不同。为有志考生铺平道路的故事，正是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学中个人叙事与时代、民族深刻关联的体现。
遭逢这样伟大的时代，形成“大时代的文学”，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文学命题从“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到鲁迅在《〈尘影〉题辞》中所说“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时代的变迁带来了人和社会的跌宕起伏，花开万朵给作家提供了广阔的写作题材，有这么多的故事可讲，有这么多的非凡经历，有这么多的命运传奇，身处其中的作家何其幸运！
在个人叙事与中国故事的关系上，时代精神为个人命运赋能。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代人往往有着共同的经历，作家们容易形成按照代际划分的不同创作群体。这样的觉察从鲁迅的时代就开始了。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鲁迅和冯雪峰谈到他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之一，就是写一部描写20世纪初到30年代之间四代知识分子的故事：推动辛亥革命的章太炎等为第一代，这是鲁迅的老师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这一代，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是第二代；在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如瞿秋白等是第三代；1930年代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思想文化界新秀，如冯雪峰等是第四代。这大体是以10年为一代人的划分，也和时代风云的更迭周期相吻合。几代人前后传承，为再造中国文化而努力，同时，他们要直面和解决的是不同时段的不同难题。改革开放初期，30年代生人创作出“反思文学”和“大墙文学”，50年代生人创作出“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都有着鲜明的代际特征。
进步作家在个人叙事与民族命运的关系上作出明确的选择，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推崇灵感、宣称“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作家，在落笔的第一时间就选取“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作为其描述留日求学生活的情绪基调，弱国子民之叹，异路他乡之思，乃至对革命的感应和向往，都见诸笔端。郭沫若、郁达夫等深受日本“私小说”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从社会生活退缩到个人悲欢、内心世界的狭小天地之中，而是将个人的情爱叙事融合到国难家仇和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控诉之中。创造社作家们在大时代的召唤下，先后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抗日战争，在雾都重庆创造了其文学生涯的第二个高潮。郁达夫辗转在南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利用给日军当翻译的机会救助许多爱国华侨和当地民众，在抗战胜利之际遭到日军杀害。这样的从文学文化领域进入到社会实践的路径，正与日本“私小说”逆向而行。
纵贯20世纪，将个人微茫家事笼罩上民族道义、复兴大业之光芒的写作，并不少见。我参观过汕头的侨批博物馆，感慨颇深。近代以来潮汕有几百万人远行海外，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为大宗，海外华人的血汗钱通过民间兴办的侨批业汇寄给国内的家人。一张张信笺倾诉离别之思，告慰亲人之念，本是个人家务，却因为信笺页眉的更替，留下大时代嬗变的鲜明印记：抗战爆发风云突变，信笺上印着抗日救亡万众一心的字样；改革开放洪波涌起，信笺上添加了侨汇利民利国支援国家建设的内容……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的，个人独特命运的故事总是第三世界公众文化与社会严峻形势的寓言，他力图揭示出后发国家文学与欧美文学的差异，为我们认知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参照：与其过分地纠结于民族寓言的使用限度，不如更深入地探讨中外文学中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民族精神的关系。
动荡而艰难的现代转型，并非中国所独有，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曾经有过“大时代的文学”。就像工业革命和现代进程加速运转的19世纪，催生出英国的狄更斯、哈代，法国的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俄罗斯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的杰克·伦敦和德莱塞等文学巨匠。而且，他们都是各民族底层人物命运的书写者，通过普通人的命运悲欢写出时代的风起云涌。19世纪诸位作家生活于不同的国度，却都是经历、体察和广泛地描写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巨大历史震荡，让许多野蛮生长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和受苦受难的底层贫民成为作品主人公。同时，这些作家也写出了现代转型时代的艰难时世。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时说，它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列宁称赞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写出俄罗斯农民在19世纪中后期的历史命运与心灵世界，不仅通过安娜·卡列尼娜写出俄罗斯虚伪腐败的上流社会，还通过列文未能成功的乡村改良写出对俄罗斯农村状况的深刻思考。
正是秉承这种写时代的编年史的宏大抱负，路遥选取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5-1985年这大转折的10年，将陕北黄土高原上孙家兄弟人生道路的波澜曲折，写成《平凡的世界》，哥哥孙少安经历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承包到户，以及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万元户”的涌现，弟弟孙少平为寻求更为理想的生活而进城打工，改变自身命运，也成为“农民工进城”的先行者，让他在极为有限的时空环境下去追求诗和远方。莫言借用佛经故事中的转世投胎、六道轮回，在《生死疲劳》中讲述西门闹、蓝脸、黄瞳及其后人和家乡热土的奇幻故事，展现出半个世纪中国乡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与轮回，也展现出向中国传统章回小说致敬的虔诚心态。梁晓声《人世间》没有让入读北京大学然后跻身政界和学界的周秉义、周蓉作为主角，而是让周家“最没有出息”的小儿子周秉昆和那些普通工人朋友们作为聚焦点，从而视点下沉，勾勒出北方省城中半个世纪的平民史诗。小人物也有着自己的丰富多彩，周秉昆即如是，“在那些作家中，他更喜欢雨果和托尔斯泰，尤其是雨果。雨果小说那种激情四射雄辩滔滔的语言魅力让他沉醉，因为他觉得自己内心太缺少激情了。”陈忠实的《白鹿原》，从清末民初起笔，朱先生单人独马地化解一场西安城的血腥攻防战，但作品的主人公却是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位“仁义”白鹿村的代表，他们是从青年时代就既合作行善又争斗不休的同宗同族的兄弟，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民间形态。
路遥和陈忠实推崇巴尔扎克，莫言曾经盛赞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梁晓声对雨果爱之入骨，但他们笔下的普通人，却是洋溢着深挚的民族精神：孙少平的忍辱负重“生活在别处”，西门闹不屈不挠地叩问历史真相，周秉昆平凡岁月中秉承的“好人文化”，白嘉轩对关中大儒朱先生言听计从实践儒家仁义精神……从不同侧面展现出现代中国人的生态和心态，他们能够信守心中认定的价值与理想，生生死死地穿越中国式现代转型的漫漫长旅，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为民族复兴的伟业留下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身影。
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着眼于此，我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普通人与大时代、个人命运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作出一些新的阐释，并将其提升到“中国式现代转型之大时代的文学”予以初步论述。中国作家对于普通人物的形象刻画、普通人物的命运述写，因为大时代和民族精神的加持，创造了宏大的史诗性作品，讲述了独具神韵的中国故事，从文学的角度提供了新鲜的中国经验，以此而回馈时代与民族，争胜于今日之世界文坛，是值得我们高度肯定、认真研究并深入总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