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拟陈洋务疏》
原文
窃臣因病两次乞假回籍，渥荷天恩优赏假期。于时滇案办理已有端倪，而臣病久未痊，分当求退。五月二十四日，英使威妥玛贸然出京，滇案未能议结。臣岂遽能置身事外。自应勉强支持，暂请销假。而现在办理洋务机宜，有可一言其略者。
伏思夷狄为患中国，自古皆然。所以控御之方，战守和三者而已。彼其侵扰有常所，其盛衰有定势，因时制变，应之有余。洋人以通商为义，环列各海口，深入长江数千里，藉衅生端，以求便利。名为外忧，而负?实在内地，名为敌国，而构祸不出邦交。故臣以为今日之洋务，战和守三者俱无可言。何以言之？凡战有二：曰攻剿之师，曰应敌之师，西洋各国，远隔数万里，中国不能往攻明矣。而如洋人练兵制造之精，其君臣相与讲求，日新月易，未尝稍息，而独不肯轻易用兵。其视通商各口，皆其利薮，意尤护惜之。彼不言战，何为迫使战乎？凡和有三：曰定岁币之等差，曰议聘使之礼节，曰辨称号之崇卑。洋人通商二十余年，从未较论及此。咸丰七年，广东用兵，而上海、宁波通商如故。次年，天津用兵，即广东通商亦复如故。其苛索兵费，但以为因此用兵，兵费即取偿于此，始终通商而已。每一滋事，增加口岸，遍据要害，所争莫大于是。更不得以和论。至于守之为义，由皇古至于今日，由天下至于一家莫能废也。中国沿海九千余里，大小百数十口，虎门、大沽并称天险。道光二十五年，三口通商以后，洋务办理，已有成局。增修虎门炮台，为善后之计，费至数百万。咸丰七年，洋人直入，一毁无余。咸丰九年，天津防堵，良将劲兵，高垒巨炮之用，终亦不能持久。至于广东展转贻误，而有宁波之失，金陵展转贻误，而有镇江之失。延及咸丰七年，广东省城为洋人袭入，扰及天津。洋务遂至穷于办理。此其成迹亦略可睹矣。今且遍及内地，设立公使，驻扎京师，曾无藩篱之隔。故臣以为守者，经国之常略，而非目前防海之胜算也。
窃谓办理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应付之方，不越理势二者。势者，人与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我所必争之势。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彼之所必争，不能不应者也。彼所必争，而亦我之所必争，又所万不能应者也。宜应者，许之更无迟疑。不宜应者，拒之亦更无屈挠。斯之谓势。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伏见列朝平定准噶尔、布鲁特方略，以至仁诛暴逆，而坦然一示以诚，招携怀柔，委曲深至。乾隆二十九年，西疆乌什之叛，办事大臣某某，已戕于贼，追咎肇衅之由，谴及其子孙。嘉庆二十五年，回疆之变，参赞大臣某某，经回民控诉，逮问治罪。道光二十九年甘肃诱杀撒拉番民，亦经控诉，逮问督臣某某。所属回番各部，拊循处理，务使持平，惟恐一夫称屈。允为列圣控制中外之成规，深求古今得失之故，熟察彼此因应之宜。斯之谓理。
臣惟洋人之强，与其逼处中国，为害之深，远过于前代。而其借端陵藉，乘衅要求，中国与之相处，其情事亦绝异于前代。处之得其法，其于各口税务，及学馆教习，及练兵制器诸大端，洋人相与经营赞画，未尝稍有猜忌。处之不得其法，则议论繁多，变故滋生，往往小事酿成大事，易事变成难事，以致贻累无穷。窃见办理洋务三十年，中外诸臣，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习气。其自北宋以前，上推至汉唐，绥边应敌，深谋远略，载在史册，未尝省览。洋人情势，尤所茫然，无能推测其底蕴，而窥知其究竟。朝廷设立总理衙门，专办洋务，亦不能不内恤人言，周章顾盼，无敢直截办理。臣以庸愚，为众论所诟讥，何敢再有陈奏。然窃计今时关系天下利病，无过于洋务。直隶督臣李鸿章，两江督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练习洋务，至精至博，用能力筹富强之术。而于交涉洋务亦皆深得体要，维持保全。如臣才识短乏，而自道光二十二年办理洋务，据所见闻，证以前代事迹，深有悟于中外交接之义，沛然不疑于其心。疾病昏愚，无能自效，而其理固有可言者。谨就今日办理洋务机宜，略具四条，可以见之施行。伏候圣明采择。
一、国家设立军机处，为出政之所，中外事机，悉归裁定。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之设，一仿军机处章程。遂与军机处并立。其时恭亲王实司总理，可以专制。兼因交涉洋务，多持正议，不愿与闻。今已办理十余年矣。察看西洋大势，总理衙门，当遂为国家定制。颁发上谕，及一切处置事宜，不能不归军机处。军机大臣未经奉派总理衙门行走，茫然莫知其原委，是非得失，无从推求。臣愚以为军机大臣，皆应兼总理衙门衔名，庶几讨论情势，通筹熟计，以期有所裨益。
二、西洋通商，向止广东一口。嗣是沿海开口，以及奉天，内达江西、湖北。法兰西分踞安南，与广西接壤；俄罗斯出入西北各口，遍及陕甘及山西。英吉利又议云南通商。其四川、贵州、河南交涉教案，层见叠出。目前无洋务交涉，独湖南一省耳。必能谙悉洋情，办理始能裕如。于此稍有惶惑，一视若荆棘之在其身。其始过持正论，其后展转翻异，迷误必多。故今日人才，以通知洋务为尤要。自与洋人通商以来，事变数出，多因华洋交涉案件，争辨纷纭，而办理归结处，总在讹索赔款，广开口岸。此其命意之所在，无知预防者。动辄积嫌生衅，激成事端，展转以资其挟制，而使遂其欲。推原其故，由地方官不知洋情。既以构衅为能，而多加之粉饰，又以了案为屈，而更益以推延。似此情形，施之民间讼案，含忍受冤，即亦无辞。施之洋人，必至多生事故。故臣以为考求洋务，亦无他义，通知事理而已矣。汉诏出使绝国，与将相并重。当时所急者，不过折冲樽俎一日之间，实不逮西洋关系紧要之万一。伏愿皇上考揽人才，勤求方略，期使中外诸臣，勿存薄视远人之心。以洞知其得失利病之原，忍辱负重，刻自砥砺，以激励士大夫之心，而奖成士民奋发有为之气。外筹应接之术，内立富强之基。在朝廷一念之斡旋而已。
三、驻扎西洋公使，万非今日急务。其间惟美利坚之金山，中国流寓数万人，左近?必噜及西班牙所属之古巴，兼有招工事宜，足资办理。此外各国，全无凭藉，而恃数万里外之使臣，因事与之辨争，事理稍有虚饰，困辱立见。即有能者，亦徒以有用之才，虚弃之无用之地。将来海道开通，中国商人能赴各国设立行栈，有可经理之事，渐次选派大员充当公使驻扎，自不可少。此时出使通好，委无关系。而既经奉派出使英国，各国相援为例。正虑此后出使岁必加多。臣以为考求洋务，中外诸臣，必宜留意，而出使则尽人可以差遣。窃计各部寺院二三品以下堂官，类能谙悉体制，讲求应对。朝廷以息事安人为心，奉命出使，谁敢不尽力。应请以后选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礼部开列二三品以下堂官，年岁不满五十者，听候钦派。亦与寻常出使同等。务使廷臣相习为故常，不至意存轻重。而于洋情事势，亦不能不加研究，以求备国家缓急之用。其为裨益必多矣。
四、西洋公法，通商各国，悉依本国法度。中国刑例，有万非西洋所能行者。当时议定条约，未能仿照刑例案酌添通商事例，以致会审公所，一依西洋法度，以资听断。中国一切无可据之势。惟当廓然示以大公。凡租界滋事，依洋法办理，州县地方滋事，依中法办理。其视洋民，犹中国之民。视办理洋案，亦犹办理中国之案。先期化除畛域之见，以存中国一视同仁之体。其间交涉洋务，上谕奏摺，应发抄者，概行发抄，使天下晓然知事理之平。其有委曲周旋，亦能窥见朝廷之用心，以知事理之得失，非独以释士民之疑，亦足以折服洋人之气矣。以上四条，于办理洋务要略，未能详及。而先务通知古今之宜，以求应变之术，熟鉴中外之势，以息人言之嚣，自可渐次讲求控御之方，推行富强之计。要求其归，理势二者，深筹远揽，无以逾焉者也。有宋大儒程颐论事，必折衷一是。其言当时朝廷有五不可及，一曰：至诚待敌国。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方今时势艰难，财力支绌，洋案多一反覆，即国家多伤一分元气。维持国体，全在先事防维。事端一出，补救无从。此后更难与处。臣久病衰颓，委无材用，足应国家之急。断不敢希图以语言效用，供人指摘。审量洋情事势，则实有确不可易者。冒昧上陈，言辞拙直，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译文
臣因生病两次请假回乡，承蒙皇上恩准给假休养。当时云南案件已开始处理，但我久病未愈，本应请求退职。五月二十四日，英国公使威妥玛突然离开京城，云南案件未能议结。我岂能置身事外？自当勉强支撑，暂时请求销假复职。现在办理洋务的关键，我可以简要陈述。
臣思虑外患困扰中国，自古如此。控制抵御的方法，无非战、守、和三种。过去外族入侵有固定地点，其兴衰有规律，因时制宜应对有余。如今洋人以通商为名，在各海口布防，深入长江数千里，借故生事以求利益。名义上是外患，实则祸根在内地；名义上是敌国，但冲突不出于邦交。所以臣认为今日洋务，战、和、守三者都无从谈起。为何这样说？作战分两种：主动进攻与被动应战。西洋各国远隔万里，中国无法远征显而易见。而洋人练兵制造的精良，君臣共同钻研，日新月异从不停歇，却唯独不肯轻易用兵。他们把通商口岸视为利益源泉，尤其珍惜。对方不主战，何必逼迫其开战？讲和分三种：确定岁贡标准、商议使节礼仪、区分名号尊卑。洋人通商二十余年，从未计较这些。咸丰七年广东战事期间，上海、宁波通商如常；次年天津战事，广东通商依旧。他们索要军费，只是因用兵而索取补偿，始终围绕通商。每次生事就增开口岸，占据要害，所求莫过于此。更谈不上讲和。至于防守，从古至今，从天下到家庭都不可或缺。中国沿海九千余里，大小口岸百余处，虎门、大沽并称天险。道光二十五年三口通商后，洋务已有成规。增修虎门炮台作为善后，耗费数百万。咸丰七年洋人长驱直入，炮台尽毁。咸丰九年天津防务，良将精兵、高垒巨炮最终未能持久。广东反复贻误导致宁波失守，金陵反复贻误导致镇江失守。到咸丰七年广东省城被洋人攻陷，祸及天津。洋务至此难以办理。这些过往教训可见一斑。如今洋人遍及内地，设立公使驻扎京城，毫无屏障可隔。所以臣认为防守是治国常策，而非当下海防良策。
臣以为办理洋务，一句话概括就是：讲求应对方法。应对方法不外乎理与势。势是双方共有的。有对方必争之势，也有我方必争之势。权衡轻重缓急，先让事理了然于心。对方必争而我方不得不应；若对方必争恰也是我方必争，则万不可应。该应则爽快答应，不应则坚决拒绝，这就是势。理是自我立足的根本。自古中外交锋，先审是非曲直。势足理正不可违逆，势不足又无依靠，更要靠理折服对方。臣见历代平定准噶尔、布鲁特的方略，以至仁之心诛暴逆，坦诚相待，安抚怀柔，委曲周全。乾隆二十九年西疆乌什叛乱，办事大臣已遇害，仍追查事端起因，问责其子孙。嘉庆二十五年回疆事变，参赞大臣因回民控告被逮治罪。道光二十九年甘肃诱杀撒拉族番民，经控告问责督臣。对各部族抚恤处理力求公平，唯恐一人含冤。这是历代控制外族的成规，深刻探究古今得失，熟知彼此应对之道，这就是理。
臣认为洋人强盛且逼近中国，为害之深远超前代。他们借端欺凌，趁隙要挟，中国与之相处，情况与前代截然不同。应对得当，则各口税务、学堂教习、练兵制器等大事，洋人共同参与谋划，不曾猜忌；应对失当，则议论纷杂，变故频生，往往小事酿成大祸，易事变成难事，以致后患无穷。臣见办理洋务三十年来，中外大臣沿袭南宋以后议论，以和谈为耻，以主战为高，积成数百年习气。北宋以前直至汉唐，绥靖边疆、应对敌患的深谋远略，史册记载详实，却无人研读。对洋人情形更是茫然无知，无法探究其底蕴。朝廷设总理衙门专办洋务，也不得不体恤舆论，瞻前顾后，不敢果断办理。臣本庸愚，遭众论诟病，怎敢再上奏？但思量当下关系国家利弊者，莫过于洋务。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精通洋务，至精至博，才能筹谋富强之策。他们办理交涉也深得体要，维持大局。臣才识短浅，但自道光二十二年办理洋务以来，据见闻印证史实，深悟外交之道，心中无疑虑。虽病弱昏聩无力报效，但其中道理仍可言说。谨就今日洋务关键，略陈四条，望圣上采纳。
一、国家设军机处为政务中枢，内外事务均由裁定。咸丰十一年设总理衙门，仿军机处章程，二者并立。当时恭亲王主持总理衙门可专断，又因交涉洋务多持正论，不愿干预。如今办理十余年。考察西洋大势，总理衙门应成为国家定制。颁发谕旨及处置事宜，不能不归军机处。军机大臣未奉派兼管总理衙门者，不明原委，是非得失无从推究。臣以为军机大臣都应兼总理衙门衔，以便讨论情势，统筹谋划，有所裨益。
二、西洋通商原限广东一口。后沿海开口直至奉天，内达江西、湖北。法兰西占据安南与广西接壤；俄罗斯出入西北各口，遍及陕甘山西；英吉利又议云南通商。四川、贵州、河南教案层出不穷。目前无洋务交涉的只有湖南一省。必须通晓洋情，办理才能从容。稍有惶惑便如荆棘在身。起初持论过正，而后反复变卦，必然多误。所以当今人才，以通晓洋务最为重要。自通商以来事变频发，多因华洋交涉案件纷争，最终总以索赔款、开新口岸了结。对方用意在此，却无人预为防范。动辄积怨生事，激成事端，反被挟制以满足其欲。推究根源，是地方官不通洋情。既以制造事端为能事，又多加粉饰；又以结案为屈辱，更加推延。这等情形若用于民间诉讼，百姓含冤尚可忍受；用于洋人，必致多生事端。所以臣以为考究洋务，无非通晓事理。汉朝诏令出使绝域者与将相并重。当时所急不过外交折冲，实则不及西洋关系之万一。伏望皇上考察人才，勤求方略，使内外大臣勿存轻视外人之心。洞悉得失利弊根源，忍辱负重，砥砺自强，激励士大夫奋发有为。对外筹谋应对之术，对内奠定富强根基，全在朝廷一念之间。
三、驻西洋公使绝非当务之急。唯美国金山有数万华人侨居，邻近秘鲁及西班牙属古巴有招工事宜需办理。其余各国全无凭借，靠万里之外的使臣因事争辩，稍有虚饰便受困辱。即便有能者，也只是将人才虚掷无用之地。将来海道畅通，中国商人能赴各国设行栈，有事务可管理时，再渐次选派大员常驻公使不迟。此时遣使通好实无必要。既已派使英国，各国援例相求，正恐此后出使逐年增多。臣以为考究洋务，内外大臣必须留意，而出使则人人可差遣。各部院二三品以下堂官大多通晓体制，讲求应对。朝廷以息事安人为念，奉命出使者谁敢不尽心？请以后选派使臣按常例，由礼部开列五十岁以下二三品堂官候旨钦派，与寻常出使同等。使朝臣习以为常，不存轻重之别，且不得不研究洋情以备国家急需，裨益必多。
四、西洋公法中，通商各国皆依本国法度。中国刑律有诸多西洋无法施行者。当初议定条约时，未能参照刑律增订通商条例，以致会审公廨全依西洋法度审理。中国毫无可据之势。唯有廓然大公：租界滋事依洋法，州县滋事依中法。视洋民如中国之民，办洋案如办华案。预先消除畛域之见，存中国一视同仁之体。其间交涉洋务的谕旨奏折，应发抄者一律发抄，使天下明白事理公平。即使有委曲周旋之处，也能让朝廷用心被世人理解，知晓事理得失，不仅释疑于士民，更能折服洋人。以上四条未详述洋务要点，但先务在通晓古今之变以求应变之术，深鉴中外之势以平息舆论喧嚣，自可渐次讲求控御之方，推行富强之计。归根结底，理与势二者，深谋远虑，无以超越。宋代大儒程颐论事必求中正，称当时朝廷有五不可及，其一为至诚待敌国。能以诚信待人，人必以诚信回应；以猜疑待人，人亦以猜疑回应，此理不爽。如今时势艰难，财力困乏，洋案每反复一次，国家便多伤一分元气。维护国体，全在先事预防。事端一出，补救无从，此后更难相处。臣久病衰颓，实无才能应对国家之急，绝不敢希图以言辞效用反遭指摘。审量洋情事势，确有不可更改之处。冒昧上陈，言辞拙直，不胜战栗惶恐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