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人：“都市酷儿”“躺平”与城市文学（下）
(接上集)
……
三
“丧文化”与“躺平”的青年
为什么青春那样可贵！咱们有能力，有青春，有朝气，那是锐不可当，无坚不摧的！咱们看三十年之后吧！到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也就是到了后半个20世纪，那时候，三家巷，官塘街，惠爱路，整个广州、中国、世界，都会变样子的！那时候，你看看咱们的威力吧！世界会对着咱们鞠躬，迎接它的新的主人！
如此清晰地肯定青春、相信未来，今天听起来已经有了隔世之感。这声音与张欣的声音来自同一个城市：广州。一百年前的广州，《三家巷》里的青年投身革命，的确也成就了未来。一百年后的都市青年，积极昂扬、充满希望的声音已经微弱难显，没有苦闷，更没有反抗，盛行的是“躺平”了“吃瓜”。
金理在梳理“当代青年遭遇都市”的文章里，开篇时用邱华栋《沙盘城市》里的京漂青年以及卫慧《上海宝贝》里青年倪可们的喧躁，指出十九世纪以来中西方都市文学中青年形象的反抗性体质：
这些年轻人，不满于都市生活的压抑，表达出对抗与征服，尽管或许出于幻想，或许还谈不上“征服”，但无疑有一种冒犯、撒野的兴头。“这一天”的这个时刻，借用特里林的描述，从属于“十九世纪小说发展历程的伟大传统”:青年遭遇都市。在这样一脉文学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尔扎克、司汤达、亨利·詹姆斯、德莱塞、福克纳……这些大师笔下的青年人大多具备如下性格特质与生命状态:当庞大的都市在面前展开时，他们内心充满野心与狂想，身上迸发出“一股兴冲冲的劲儿”，欲与未知的世界角力。尽管这场角力以及背后不断膨胀的欲望往往会在某个时刻功败垂成，但是他们之所以来到城市，正源于在欲望的鼓励下追寻一个“可能的自我”。
有一股劲去追寻自我，能够与未知的世界角力，这是都市文学的一种“伟大传统”。但金理指出，这种“伟大传统”已经消逝。邱华栋、卫慧笔下有反抗性品质的都市青年，在新世纪之后中国的都市文学中逐渐丧失。金理总结了两种新的都市青年状态：一类是郭敬明式的“拒绝成长”的孩子，一类是“平抑了欲望，甚至消解了绝望后，外表淡漠、心如死水的人”。“拒绝成长”的青年，在生活中不会有所谓的左冲右突，看似中立，还在都市面前保持着纯朴的一面，但实质是以沉默无声的状态迎合着消费社会的基本逻辑，“大量自我封闭、拒绝成长的形象背后，恰恰受制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市场社会主流价值的全面认同，从而不断再生产着既存体制下的权力关系”。“心如死水”的一类，是“漂”在都市里的无力、无奈、绝望青年。新世纪的这两类城市青年，与郁达夫时代的青年完全不同了。他们不再苦闷，或者可以无视苦闷，不会有所谓的反抗。新世纪之后，伴随网络文化、大众文化而来的，是都市“丧文化”的盛行。“佛系青年”“衰人”“废青”“宅女”“躺平”等概念的背后，是全世界范围的青年精神状态。
“丧文化”最集中地表现在都市青年身上。有学者指出：“丧文化最好的践行者就是城市蹲族。早期的城市蹲族概念指向的主要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里的那些受过大学教育、家庭出身不错，从理论上应当拥有一份好工作、好前途的年轻人。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年轻人不按父辈或者社会主流观念为他们拟定好的剧本生活，拒绝工作，选择消极避世，赖在家里或者隐匿地生活在城市偏远的出租屋里，靠打游戏等‘网上冲浪’方式懒惰度日。从发展趋势看，这样的城市蹲族正在由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向其他二三线城市蔓延开来。”{17}都市青年为什么走向了“丧”，这背后的缘由当然复杂，但很重要的一点是：青年不再迷恋现代大都市，传统意义上意味着时髦、高级的都市生活不再是现代青年的人生理想。
表现城市青年“丧文化”的小说，当下也有很多。张怡微短篇小说《宿鸟记》，即以分别生活在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两个城市的一对青年情侣所主张的生活方式作为比较，说明了现代都市青年更向往的其实是自在的、低欲望的人生。小说中男主角佑仁生活在台北，他身上有着“城市蹲族”的特征，从小的性格就是慢吞吞的，懒懒散散，拖拖沓沓，“对许多事都没有尝试的兴趣”，有条件也不想去美国留学，大学毕业后也不愿意跟随父母去新加坡做“大事”，只选择留在台北做一个“只需要教书，不需要负责学生前途命运、日常教养的补习班老师”。女主角邹冉是大陆出身、生活在香港的“港漂”青年，她身上有的是多数“港漂”青年都必须有的勤奋、积极、追求事业成功和成为“人上人”的那份热情和干劲，但她同时也渴望大多数女性都希望的顺利的工作、美好的婚姻、稳定的家庭，尤其在她三十岁之后，“她不再是十年前那个懵懵懂懂、又壮志凌云的内地生、新移民”“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努力工作、害怕衰老、渴望家庭”。这对情侣维持了多年的异地恋情感，期间基本都是女方邹冉主动去台北找佑仁，佑仁一直是被动的角色。三十岁的邹冉对于佑仁的不主动、对于进一步的婚姻问题没有任何表示感到失望，于是邹冉下决心最后再去一次台北与佑仁谈谈“以后怎么办”。小说讲述的就是邹冉这“最后一次”去台北见佑仁的故事，这“最后一次”见面有了直接的情感交流，同时也是两个城市背后的两类生活理念的对话。香港城市那种竞争激烈、生活压力极大的生存环境，已经将邹冉磨炼成一个“不自觉地思考野心和策略、害怕错失良机”的性格，她不愿意放弃这段感情，更不愿意错失佑仁这个除了“不主动”之外其余一切都很理想的人及其背后的人生。一直生活在台北的佑仁，多年来是一如既往的天真、明媚、不急不慢。在佑仁那里，时间似乎是停滞的。两种城市生活处境，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这对情侣对于他们那多年的感情生活，“有着不一样的体感”，因为他们有着“不一样的时间感觉”。佑仁喜欢诗歌，他给邹冉分享了一首诗：“我喜欢一个诗人叫乔林。他有一首诗就说这样的事。一座小镇过去/再一座小镇/一个黄昏过去/再一个黄昏……”邹冉回香港后查询到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何处有门扉/宿鸟一声比一声急促/遥远的长路/变短路。”邹冉不喜欢诗歌，她的生活是拥挤的，她在香港的生活空间更是狭窄的，她不明白“要如何在自己的生活里、生命里辟出一个空间来写诗”。香港人为了改善生活空间，越来越不惧“凶宅”，邹冉在新闻里看到香港妇人说“我同我老公都系一只鬼”。邹冉觉得属于香港的诗、香港的相濡以沫就是“我同我老公都系一只鬼”，这与佑仁生活的台北那种“一个黄昏过去/再一个黄昏”完全不同。
《宿鸟记》用一对情侣的情感体验对比了两个城市的时间感和生活方式差异，这是写城市，更是写青年人的生活追求问题。佑仁的“躺平”，背后是城市生活氛围问题，更因为他有一个富裕的家庭，他不需要刻意打拼也确定会有一种稳定的生活保障，他有条件“啃老”、可以做“蹲族”，但他这种生活状态必然遭遇父母辈的责难。佑仁父亲就经常以责备的口吻问他：“你就打算在补习班工作一辈子吗？”“你都那么大了，每天就知道晃来晃去，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些什么。又不肯结婚，白天又不工作。我和妈妈很为你担心你知道吗？”为了摆脱父亲的催问和责难，同时也为了给患有癌症的母亲一点慰藉，佑仁终于下决心要与邹冉结婚。收到佑仁的表白之后，邹冉很快就放弃了香港的工作，选择去台北与佑仁生活在一起。这个小说的结局虽然是戏剧化的，但已清晰地表现出作家想要说明的一种青年人的生活追求：不再是上进的、重事业前景的职业人生，而是退避的、重生活感受的诗意生活。
张怡微有很多小说都如《宿鸟记》一般表现当前都市青年的疲倦感，如《双双燕》中的清瑶和伯恩，这对夫妻的生活无所谓理想和未来，都沉浸于自己的小世界。清瑶遭遇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她的人生再没有所谓“上进”一说，她要的只是“小确幸”，只追求“为洗衣液胶囊挑选最合适的颜色或者气味”等一类生活细节上的趣味，她三十多岁就把一切看淡，不在意丈夫伯恩与前女友约会，主动去忽略、忘记生活中那些令人不快的遭遇，即便有时候她也想去找个工作，但她全部的智慧，“都用于替眼下的日子认认真真地‘丧气’”：“她视作没有从几年前的那场风波中爬出来，她有时不相信自己已经成年很久，不相信自己应该像那些无聊的女孩子一样打扮得风姿绰约到办公楼里盖章、填表、假笑、做PPT。”这个小说的开篇处，作家用了几句诗作为引子：“但愿借点小地方/暂避大雨和风暴/等待雨过天晴朗/咱们又向他方跑……”这诗点出了小说的精神底色，这一对青年遭遇了人生中的大坎坷，只想借点小地方暂避风雨。但时代并不会等待他们，雨过天晴后，他们又能向哪里跑？
表现当前城市青年对人生失望、不再有生活的热情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宥予的《撞空》塑造了一个追问“生活是什么”的“广漂”青年何小河，这个人物有点“局外人”的精神状态，他对于同事的自杀毫无感觉，对于合租者之间可能萌现的情感也是无动于衷。何小河失恋了，前女友要与他分手的原因是“你没有生活”，到底何为生活？因为这种追问，他对于工作和日常生活都失去了热情，只看到无意义和无聊感，最后自我放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城市流浪汉，这是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脱离社会、走向绝对的“自我”。还如欧阳德彬的短篇小说《毕竟仅是一只鸟》小说中生活在深圳的青年林枫，他与妻子杨丽租住在一个小房子里，空间有限，工作也紧张，但林枫却还是要腾出一点空间以及闲情来养鸟，这种爱好受到杨丽和家人的责难，引发诸多不快。后来，林枫放弃了这些爱好，鸟死了，林枫也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都市打工人。小说围绕养鸟和放弃养鸟这个过程，说明的是都市青年在现实生活面前，难以维持某些个人的爱好。生活中失去了热趣和闲情，人成为城市里赚钱的工具，这样的青年又何谈理想和未来？再如笛安的《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小说写男青年章志童以及女青年洪澄，因合租住在叙事者“我”的房子里，是“我”的租客。“我”因为同情章志童的境遇，由着他拖了长达十个月的房租，而章志童为了还“我”的房租，竟然去借了高利贷。章志童最后的自杀，是因为羞愧，他不愿意让“我”这个允许他拖欠房租的“好人”为难。作为一个自由的职业编剧，为何会因为付不起房租而去死？直接原因是羞愧感，更大的原因是一个青年对自身生活能力的质疑，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何以会丧失生活的信心？这也不是某一个人原因，更大的背景是当前时代青年的梦想已被艰难的现实所绑架所扼杀，高昂的生活成本，让那些希望在大城市里追逐梦想的青年无处安身。同时，小说中来自小城的洪澄，因为看到朋友的母亲死在自己的面前，在公安人员调查取证的时候透露了父亲作为副院长的医院可能为朋友母亲提供了不合格心脏支架等信息，导致父亲所在医院被查、父亲也被捕，这事被媒体和社会舆论定性为“举报父亲的女儿”，导致了洪澄的“无家可归”。成为舆论事件后，洪澄的正义并没有获得赞誉，而是被人肉、被羞辱。洪澄逃离家乡来到大城市，寄居在“我”的房子里，虽然收获了“我”和章志童的赞许和友谊，但很快行踪也被人发现，章志童自杀后她也搬走、消失了。如果说章志童的形象说明的是青年在大城市难以立足，洪澄的遭遇则暗示小城、小地方也难以容得下那些还有理想和正义感的青年。
佑仁的“躺平”、清瑶的“小确幸”、何小河的“自我放逐”、章志童的自杀，这些都是现代城市里对生活失去了热情、陷入了绝望状态的青年。他们的人生或许是失败的，但我们肯定不会去责备他们的不积极、不乐观，他们是无奈的人、是绝望的，同时也是用自己的方式抗拒着这个时代。青年的反叛并非都要像世纪初的“都市酷儿”那样，也可以选择“躺平”的方式来表达不愿意和不合作。马亿有一篇小说《都市人》，刻画了三个都市青年，一个是“开无意义有限公司”的人，他的公司处理很多宏大而毫无意义的工作，比如“找出蟑螂身上的56个优点”；第二个人物是“戴耳机”的人，这个人因为24小时都戴着耳机，为此被人说有自闭倾向；第三个人物是一个在城市街道上跟人打电话说着“生活毫无意义的”年轻男人。这三个青年，一个是通过“开无意义公司”，以反讽的方式抵抗这个世界的无聊，一个是以“戴耳机”的方式拒绝他人的评判，一个是以直接的语言诅咒着人世间的意义。这三个“怪异”的人物，恰恰代表着当前都市青年抵抗异化、对抗资本世界的三大方式。当前时代，不再有新世纪初的“都市酷儿”，但有了“躺平”的、“丧”的“佛系青年”。或许，可以把“佛系青年”视作“都市酷儿”的迭代升级版，这个时代的青年，不再是直接用自己的身体、以自虐的方式去对抗成人世界的无聊，而是通过“躺平”与“丧”来表达一种不与时代“同流合污”的个性化选择。
结 语
当代青年趋向于选择“躺平”的生活、成为“丧文化”的践行者，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就理想层面的青年形象而言，选择“躺平”内涵着一种反消费主义、反生产主义的精神姿态。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里指出：“今天，我们不再为自我需求而是为资本去工作。资本产生的是它自己的需求，我们却将此误认为是自己的需求。它呈现的，是一种新的超越，一种新的主体化形式。这一次，我们又被从生命的内在层面抛离出来。”现代化、城市化背后是商业化、资本化，成为城市人的过程往往也是成为工具人、打工人的过程。进入后工业时代，高度发达的资本运作与社会管理逻辑，已将“人”异化为为资本服务的“机器”。今天的都市人，其所谓的欲望不再是传统的为满足自身生活需求而产生的“自然的欲望”。人的欲望已经被资本、被商业发展的需求所主导，资本自身需要不断地再生产，于是把人卷入其中，让“人”为了资本的再生产而持续地劳动、持续地欲望着更多的欲望。但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将资本的需求“误认为自己的需求”，于是成为工作狂，不断地去生产、去消费，通过获取更多的物质和服务来体验永远也体验不完的新刺激、新生活。但更多的青年已经意识到，继续一种无限度的生产与消费是没有意义的，要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看到自己的真正需求。理想意义上来看，青年所谓的“躺平”和“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消极和避世，而是要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到自我、追寻一种符合自我内在需求的人生。当然，正如汉德克将倦怠分作“分裂的倦怠”和“根本的倦怠”一样，并非所有的“躺平”都属“正义”。“根本的倦怠”意味着轻松、开放与和解，内涵着“正义”的“躺平”和“丧”，也应该朝向自由、开放与愉悦。就像张怡微笔下的佑仁和邹冉，奔往的是诗意的人生，可以躺下来感受“一个黄昏过去/再一个黄昏”，或“在下午的阳光里坐着，交谈或沉默，享受共同的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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