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
向下取向，把地方性看作一个中介
张新颖
“地方性的辩证法”是由这几年文学创作上比较引人关注的作品和现象而提出的讨论话题，我只能说一些粗浅的感受，这些感受交织着不同的层次：
一是地方性的写作面对或背对的是什么，更直白地说，它试图摆脱的束缚和限制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或多种有形无形的笼罩性的力量，要抽空地方性，使文学写作变得更为均质、同质，甚至空洞？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性写作的取向是向下获取自由和解放的取向，这样的取向是内在于文学本身的。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把地方性看作一个中介、一个过渡，我的意思是说，向下的取向并不落实到地方性为止，还要继续向下，到达个体，千差万别的个体。说到底，文学是千差万别的个人创造的。
第二，接着文学对千差万别的内在要求继续说，在地方性写作的内部，也不是均质的、同质的，不管是哪里的地方性，我愿意它是不能够被轻易定义、抽象、概括、提炼的。“东北文艺复兴”“新南方写作”留待对此更有研究的朋友来说，我就举上海的例子吧，王安忆的上海和金宇澄的上海，更年轻一代的周嘉宁的上海、张怡微的上海、王占黑的上海，还有——一定有——没有被写出的上海，这互相之间的差别才是更有文学意义的。
第三，还是接着上面的意思，具体到地方性写作的风格问题。“辨识度”是一个挺受欢迎的词，风格就是一种辨识度。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钢琴家傅聪说：“我痛恨肖邦风格的肖邦。”然后又想起另一位钢琴家霍洛维茨，他说得更厉害：“像弹肖邦那样弹莫扎特，像弹莫扎特那样弹肖邦。”好的作家要追求和形成自己的风格，更好的作家要去掉或者说超越风格——以此类推，好的地方性写作要追求和形成地方性的风格，更好的地方性写作要去掉或超越地方性的风格。
地方性问题中的个体核心
何言宏
这几年来，地方性问题成了我们文学中的热点问题。继“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的命名和成为现象之后，“新南方写作”又异军突起，引发热议。紧随其后，“新北京”“新浙派”的提法又迅速跟进……可以想见，一定还会有其他什么地方正在酝酿着提出类似的命名，以加入目前方兴未艾的地方性热潮。不过在同时，我们也都能注意到，这些命名都很刻意地强调一个“新”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和以往的地方性写作有所区分。我们都很清楚，文学中的地方性，一直是中外文学史上的常见现象。在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沈从文的创作、“东北作家群”、“京派”和“海派”、“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还有后来的“寻根文学”“西部文学”等，都是突出的地方性书写。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目前的地方性热潮，就有对以往的地方性写作有所承续、有所创新的意思。
实际上，在文学现场之外，目前的地方性热潮还涌动在我们的学术领域。这几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一种叫作“地方路径”的学术动向，倡导从“地方”入手重新发掘和呈现“文学中国”、重新书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倡导者的主张与立意来看，“地方路径”与以往的区域文学、地方文学研究相比，也有着新的追求，有论者认为：“如果说过去区域文学、地方文学的研究是为了‘补缺’中国文学史遗落的局部，归根到底是用各个地方的文学现象来完善中国文学的总体景观，地方始终是作为‘文学中国’的补充被我们解读和认知，区域的意义存在于‘文学中国’的总体经验之中，那么，所谓的‘地方路径’的发现和彰显则是充分意识到另外一重事实。在这里，人的文学行为与包裹着他的生存环境具有更加清晰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文学人首先具有切实的地方体验，他的文学表达是当时当地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路径，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民族生存共同体的‘中国经验’。”[1]我以为在这段文字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其中对“个人”的强调，贯穿其中的，是以“个人路径”为起点，“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以及“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而最终达至“中国经验”的学术思路。
看来，不管是谈论“地方”，还是谈论什么意义上的“共同体”，我们都难以回避作为文学的核心与起点的“个人”。这不禁使我又一次想起诗人雷平阳的一首著名短诗《亲人》。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在谈到中国诗歌的地方性写作时，经常会谈起《亲人》这一代表性作品。我自己便曾以《亲人》为例，讨论过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中的地方性写作和情感文化等问题。但是在这里，在“地方”与“个人”新的问题视野中，我们仍然能从这首诗中读出新的内涵、新的启示——在《亲人》一诗对“地方性”的思考中，不仅有我们以往所曾揭示过的地方性的内部差异和相对性本质[2]，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基本主题，即“个人”对“地方”的穿透与超越。“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实际上所喻指的便是诗人的个体生命从作为“地方”的“云南”，渐次到“土城乡”，甚至再到“亲人”所意味着的“家宅”这一“地方”或场所的逐渐“耗尽”的过程，这是地方与空间“逐渐缩小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生命在时间维度上的逐渐耗尽。这里的“个人”，显然穿透与超越了套娃一般层叠于诗中的地方空间和相应的共同体。诗里的地方、诗里的空间，全都是诗人个体的地方、个体的空间。
所以，我们讨论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还应该是“个人”。文学中形形色色的“地方”，一旦不是个人的“地方”，不具有个体性，这些所谓的地方性书写，便也不再是“文学”，失去了将其作为文学来讨论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史上经典的地方性书写，还是“新东北”“新南方”中的班宇、双雪涛和林棹们的写作，抑或是“地方路径”的学术倡导中所同时强调的，最为坚实和可靠的核心与基础，其实还是“个人”，是作家与诗人们的个体性。
只有开拓地方性写作中的个体性，才能确保和形成地方的多样性，否则，文学中的每一个地方，都将会高度同质化地流于表面，造成刻板印象。西方地理批评的创始人、法国学者韦斯特法尔在谈到其所主张的地理批评四要素时，特别强调建立于个体的“多聚焦、多感官性、时空分层和互文性”[3]，实际上便是要我们重视每一个作家对于地方的再现的个体性，从而与他们各自具有异质性的地方性书写深刻互文，充分展现出多样性的地方。而英国学者彼得·戴维森在谈到北方的观念时，也曾一再指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北方”，“每一个个体心中都有专属于他自己的极北之地，真正的、纯净的北方”。[4]很显然，不仅是对不同的地方，即便是对同一个地方，我们的书写都应具有建立在个体多样性基础上的地方多样性，只有如此，我们目前唯“新”是尚的地方性写作，也才会不失其本地性，才会有未来。而我们关于地方性写作的批评与研究工作，也只有深入地去发掘和辨识其中的个体多样性和地方多样性，才有意义。
文学中的个体多样性的意义毋庸置疑，而地方多样性的意义，一方面当然是个体多样性在地方性写作中的自然体现和顺理成章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会反过来增进和强化个体的独特性、丰富性和个体的深度，有助于个体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塑造和形成更加深厚与开阔的自我。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宣言》和其代表作《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一书在论及文学写作对于地理空间的再现时，一再反对那种占据支配地位的独断性的单一视点，认为“必须抛弃单一性”[5]，要以“尽可能多样化的个人书写”而将地理空间“从单一目光审视下的独白中挣脱出来”。[6]他说，“地理批评式的空间再现，它脱胎于个体化再现的光谱，这个光谱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正是通过这些丰富多样和具有差异性的“不同视角的交锋，这些不同的视角会相互校正、相互滋养并互相丰富”[7]，从而以对话性的方式更加准确地界定个体、深化和丰富个体。
韦斯特法尔主张通过“一地各表”的方式来深入对话和相互激荡，以增进个体的地方性思想，这同样体现在格尔茨那里。格尔茨曾说过：“以他人看待我们的眼光那样看我们自己，可能会令我们大开眼界。视他人与我们拥有同样的天性，只是最基本的礼貌。然而，置身于他人之中来看我们自己，把自己视作人类因地制宜而创造的生活形式之中的一则地方性案例，只不过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案例、诸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却是困难得多的一种境界。此种境界，正是心灵宽宏博大之所本。”[8]非常明显，格尔茨同样反对出于“最基本的礼貌”而在他人与我们之间寻求单一的同质性，而主张谦逊地把自己只视作“一则地方性案例”，尊重和理解他人的眼光，正视、激活和容纳差异，从而达到个体自我宽宏博大的心灵境界——我想这一境界，正是我们的地方性写作和我们的地方性思考最应努力、最应追求的。
地方性的皇帝新衣
方岩
一
地方性、区域性文学概念与话语在当代文学领域的泛滥，大概是这个行当思考力萎缩、创造力衰退的表现，毕竟知识生产不能等同于思想、意义的发生。这就好比产能、库存不能等同于盈利。倘若为了盈利而让劣质产品流入市场，就关涉道德问题了。所以，知识生产与学术欺诈之间的界限在很多时候是模糊的。从文学史教育的角度来说，这些概念无非是思潮、流派、作家群等文学史惯常叙述思维对当下精神状况力不从心的一次回应，用旧思维去理解新问题难免捉襟见肘。可以理解的是，就现实处境而言，批评话语的活力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精神泥沙俱下的翻滚和奔涌。于是，把锈迹斑斑的旧武器从尘封的仓库里拖出来，涂上“新”漆，换上“新”包装，用以证明批评的威力还在，只是每一次声嘶力竭却又颤颤巍巍的发射都能把漆皮震落一地，露出窘迫而干瘪的内里。无疑，新武器的“新”与皇帝新衣的“新”其实是一样的材质。
二
我并非要全然否定与思潮、流派、作家群相关的地方性概念在历史叙述层面的有效性，而是要强调一种基本的反省意识：当我们试图与当下混杂的精神状态实现有效对话时，那些被重新启用的起源于特定历史语境的地方性概念、话语及其思维方式本身就需要被全面翻检，特别是隐藏于其中的前现代因素和权力意识。从历史起源的角度来讲，地方性文学现象、思潮、流派、作家群的形成是前现代的社会历史状况所造就的。在地理空间封闭、隔绝，资源稀缺却集中，媒介类型和传播手段有限、单一而低能低效的社会历史情境中，作家难免在资源选择、话语实践、语言风格、审美趣味等方面呈现出某种相似性和趋同性，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呈现出某种带有渐变性的地方内部的代际传递趋势。因此，那些聚焦于此类状况的地方性命名及其相关的概念、话语是有效的，它们甚至可以用来指认现代性发展相对迟缓的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现象，而地方性所承载的差异性、特殊性亦是支撑这些命名、概念、话语的核心要素，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可以成为区分、辨识那些可供借鉴和传承的精神文化资源的鲜明标签。只是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地理空间的区隔在迅速消除，资源的多样性繁盛并伴随着获取壁垒的逐渐拆除和获取手段的日益增多，媒介类型多元化和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在急剧覆盖残存的信息盲区……相应的，几乎所有优秀作家的写作都呈现为一种世界主义式的拼贴、重组和融合，因为人类首先需要的是交流和沟通，其次才是自我认知和辨识。这种认知和辨识其实包含了对地方性所推崇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的自我审视。倘若无视地方内部的藏污纳垢，将所有的差异和特殊皆视为正向价值，那么地方性只能是狭隘、专横的民粹情结的另一种表达。
我从来不是全面拥护全球化的乐观主义者，只是在强调一些基本事实：在当下的世界情境中，“地方性”早就不是支配精神生产的核心因素，哪怕在地方内部，大部分时候它也只是一种装饰性修辞。那些会制造交流障碍和信息壁垒的“地方性”注定会被消灭。只有那些具有通约性、延展性的“地方性”才有继续生长的可能性。可是它们在哪里呢？语言吗？在缺乏参照和融合的情况下，封闭性的区域性语言真的有生命力吗？它如何来描述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以及同样越来越复杂的地方内部？而融合、改造之后的语言，还是那个被地方性津津乐道的“自然”“原生态”的语言吗？习俗吗？仪式性、表演性的言行体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可能的填充物只是猎奇、赏玩的娱乐心态和来势汹汹的商业性开发。地理空间呢？如今的地方、区域的空间和观念是行政权力和经济行为一次次干预、塑造的结果，与自然的地理空间所发挥的聚合、隔离作用之间的关系早就越来越微弱，文化意义上的地方、区域早就支离破碎。“大湾区文学”这样的地方性文学概念的出现便是典型例证。在新的行政、经济区域规划政策发布之前，类似的说法鲜被提及和讨论，而在此之后，它成了一个热门的学术话题，还产生了一本以此为名的学术杂志。尽管，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与周遭世界诸种建构因素的复杂张力关系等知识，一直作为这个行当的基本观念和态度在传授；但我在描述此类事情时，并不暗含愤怒和嘲讽的意思。我想表达的是：这个世界并不存在纯粹的思想者或知识人，人总是会在生存、信仰、职业操守的复杂纠缠中作出具体的选择和行动，配合政治也好，装点经济也罢，其实都是正常的社会行为，并不是什么羞耻之事。但是倘若把用常识可以解释清楚的事情，伪装成高深、复杂的学术问题，那就显得有些不道德了。毕竟生命、精力、资源都极其有限，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更值得关注的事情。倘若诉求本来就在别处，那就另当别论了。近年来许多在行政区划名字之前冠以“新”的文学口号或概念皆属此类，扶植本土作家也好，炫耀地方软实力也罢，无非是在借助政治、经济的力量来刺激精神生产罢了。良好的企图是否能带来预期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不是文学范畴的话题。倘若少些正襟危坐的说教、道貌岸然的伪饰和诘屈聱牙的修辞，或许真的能在地方性中孕育深沉辽阔的世界。
事实上，这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现象，现代文学史有些作为著名案例的命名策略只是更为隐蔽而已，才使得那些被权力塑造出来的地方性概念显得具有审美意味。比如，“山药蛋派”，其朴素的乡土气息掩盖的是权力与民粹的共谋。再比如，“荷花淀派”，其诗情画意的风景背后是权力的张扬。对特定历史时空的文学/政治现象进行地方性命名的策略便是如此。所以，那些与地方性相关的文学史叙述方法和思维方式被重新征用来命名当下精神生产时，需要被彻底翻检，揭示其历史起源和构造过程，这既是一个行当提升智识水平的需要，也是历史进步的需要。否则就真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鲁迅也曾介入过地方性文化纷争。他的贡献暂且放在一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京派”“海派”这样的地方性概念所包含的丰富的意义层次和不断更新的阐释能力，至今适用于当代文学生产的某些方面。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这两个概念内置了整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如果说，“海派”的底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落地、扩张的进程，那么，“京派”则展现了现代性文化（主要是思想、制度层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与制度相关的皇城文化和与精英阶层相关的士大夫文化）的碰撞过程。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不同面相或侧面。从被归入其中的作家谱系来看，他们也一直在调用迥异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来回应着历史情境及其变化。如果再考虑到这两个地方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随着这些历史趋势向中国纵深处的铺展，这些地方性概念及其涉及的精神生产开始在不同的地方激发出越来越多的变体或异体。于是，在地方之中诞生了丰富、复杂的中国。这便是我前述提到的地方性概念的通约性和延展性。
三
事实上，我们依然在前述提及的现代历史的漫长历程中蹒跚、踟蹰，只不过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诸多新问题、新面相出现了。要知道，这里的“新”是一种建立在历史连续上的“新”，是情势的复杂和深化，比如，老问题交织出的新症候，主干上孳生的新枝芽，旧疾复发撕裂的新伤口……然而近些年涌现的诸多被冠以“新”的地方性概念却在构造一种虚假的历史断裂感。他们或对现状的历史起源缺乏必要的认知，或因为历史的狰狞而选择了避而不谈，于是，“新”便成了切割历史的利器，当下的一切也就成了新的历史起点。如此毫无负重的呐喊和奔跑，像是在庆祝美丽新世界的诞生。还有另外的制造工艺，他们用新奇、华美的修辞搭建出一个虚拟的历史进程，边界模糊、门槛游移，良莠不齐的文本随意进出，喧嚣而和谐。如果文学是虚构的一种形式，那么关于文学的命名和界定就成了虚构的虚构。偶尔对现实的关切和历史的隐忧投以隔岸观火式的一瞥，然后继续在话语缤纷的文学元宇宙里载歌载舞。
这一切都要从“新东北作家群”谈起，与之相关的还有“新东北文学”“东北文艺复兴”之类的语焉不详的口号或概念。东北有过辉煌、富足的岁月，在此之前也曾为这种重要的历史地位付出过沉重代价。尽管东北的衰落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中后期“三线建设工程”从东北转移走大批工厂开始，但致命一击却是19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制。几乎同时，在京畿之地的边缘地带兴起了一股被形容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大厂文学”的文学思潮，这批作品的书写恰好对应着国企改制和席卷全国的下岗潮。这个同样是兴起于地方的文学潮流所呈现的叙事角度和价值观在接下来几年成为处理此类题材的主流范式，因而被写进了文学史。这批作品面目可疑，其中最大的道德争议便是“共享艰难”这样的价值观呼吁和历史态度表达：因为基本历史伦理观的丧失，才会用浮夸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来麻醉、消解这种巨大的撕裂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也因为缺乏基本的共情能力或意愿，才会让一代人极为朴素的生存诉求化为廉价、空洞的宏大口号。这样的叙事其实是掩盖、涂改社会记忆的手段。东北连同其他类似地域的那些真实的记忆、声音和感受自然也就消失于这股法力无边的现实主义潮流之中。但是在文字之外，这些被隐匿的历史颓败和现实困境却在此后二十多年里构成了下岗工人及其后代的日常。当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开始讲述他们的成长记忆和日常生活时，其实也是把被压抑的父辈们的经历、记忆、感受释放出来，这是绵延、积累了二十多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伤痛与哀愁。所以，当我们强行把“新”冠于这些写作之前时，必须意识到，这是被迫推迟了二十余年的叙事和抒情，他们的写作是在揭示既有历史叙事的伪善，是在补救因无处诉说而导致的内部撕裂，是在寻回被刻意删除的社会记忆拼图，是在打破壮士断臂的幻象从而重建历史的连续性和继续生活的希望。所以，在这个迷雾重重的时代，不要再随意使用“新”这个词了，很多时候它像是关于遗忘的催眠，既让我们模糊关于来路的记忆，又会让我们沉迷于关于未来的幻想。幻想终会破灭，然后呢？双雪涛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跷跷板》，这也是他最好的短篇之一，小说营造了一个惊悚的氛围：冻土之上是生活，冻土之下是尸骨。历史的尸骸终究会重见天日，是重新填埋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还是勘清缘由从而破除生活的幻相？东北另外一个作家金特或许给出了答案，他目前还没被归入“新东北作家群”，但愿他永远不会被纳入这个命名。他的中篇小说《冷水坑》描述了一个鬼魅的场景：当主人公穿越一座树林时，发现多年来死于非命的矿工们的鬼魂一直在那里游荡无法离去，他们拦住了去路，与作为矿工之子的主人公辩论着生死、真理与爱。故事的结尾，主人公掉进了树林边的冰河，而不远处的一场劳动纠纷正在酝酿暴力……历史的幽灵一直围绕着我们，倘若不能稍稍反顾正视，那我们只能在死亡与暴力之间无限循环，永恒的黑暗里没有“新”生……
如果说，与“新东北作家群”相关的命名的谬误在于对历史的选择性盲视，那么，“新南方”更像是在建造海市蜃楼，绚烂而虚无。相对于“新东北作家群”在时空界定、审美倾向、作家作品的选择标准等方面相对稳定的取向，“新南方写作”则显得边界游移、选择凌乱。就国内地理空间划定和审美偏好而言，它东起福建，却又绕过其东南的台湾；南至广西，却又排除了西南的贵州和云南。台湾与福建的文化属性差别很大吗？云贵两省的山地、雨林与巫蛊文化所激发的文化想象和广西相比有什么重大差异吗？在作家作品的选择方面，“新南方写作”亦有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如果说，“新东北作家群”是一种事后追封，那么，“新南方写作”就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概念策划，所以，在概念先行之后，它开始不断地征用近年涌现的优质文本来论证其有效性。首先，就理论、概念的发生机制而言，它们都是建立在丰富而具体的文本的分析之上，偶发的个案亦证明不了这样的机制可以随意逆转。换而言之，文本的发生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它永远走在文学研究、批评的前面。理论、概念的引导作用大概是这个行当永远走不出的思维迷宫。倘若当代文学重新走向理论引导的轨道，那将是悲剧的再次降临。其次，当一个概念被过多地赋予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良莠不齐的文本涌入，因为，它已经从思想工具转变为世俗意义上的“封神榜”。其实，现有大部分地方性概念都是如此，捆绑了大量参差不齐的作家作品以证明自身强悍的概括力和阐释力，却同时把批评行为转变成了带有利益关系的表彰行为。事实上，这样的圈地行为对普通读者和研究者来说，都是精力和注意力的干扰与耗散。把平庸之作推举到并不合适的位置，不仅是对佳作的变相贬低和驱逐，也是对概念本身严谨性、严肃性的损伤。再者，这些被征用的优质文本在审美形态、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相互矛盾，其实是进一步加剧了这个概念的内部意义层次的冲突和混乱。林棹的《潮汐图》与林白的《北流》都是近年来涌现的为数不多的审美辨识度极高的长篇小说佳作，后来都被征用为“新南方写作”的代表作。但是它们在审美形态、价值取向等层面所呈现的差异性，使得它们很难被规约到一个概念下进行讨论。就连两者仅有的相似性，即粤语写作，都是向不同的维度展开的。《潮汐图》的叙述时空从珠江口到澳门再向帝国心脏（伦敦）逐渐位移和扩展，可以说，这既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某个侧面的时空展示，亦是地方（或中国）逐步被世界打开的形象说明。细勘文本便不难发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粤语介入叙事的痕迹亦在逐步递减。这便是林棹的高明之处，她展示的是一个地方性语言体系逐渐被打开、改造乃至可能消失的过程，这其实也是试炼地方性语言体系及物能力及其描述边界的过程。可以说，关于粤语，关于地方性消失于世界之中，林棹始终抱有一种开放、坦然的态度，她怀旧、伤感，但是不抱残、不抗拒。而《北流》则采取了另外的策略。相对于林棹的开放态度，林白在粤语使用上采取了退守、后撤的策略。她的记忆“返乡之旅”，也是语言“返乡之旅”，她返回到了彼时彼刻北流语言体系的内部。因为，她只有倒退进入那个时期的语言状态中，才能更为丰富而又不失精确地记录彼时彼地的人们的精神心理状态、言行举止以及各自迥异的命运，特别是在大历史滚滚而来的时刻，每个人的反应绝不是均质的。她记录下的这群人自然有着丰富的差异性，却又在整体上区别于彼时彼刻其他语言生态中的另一群。所以说，林白之所以在语言上表现出一种近乎保守、偏执的态度，与其说她要维护一个即将消逝的地方语言体系，不如说她要保留的是一份独特的历史记忆，否则它会随同语言一起消失。可见，林白的历史态度依然先锋，而她的叙事则是一种积极、深刻的现实主义。相对来说，林棹的历史态度偏向温和的世界主义，而她的叙述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至于，她们是否“在南方”、是否“写南方”，则一点都不重要。
四
事实上，我无意刻意地贬低或怒斥具体的人和事，只是难以理解：何以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行当依然热衷于概念、话语的制造。几十年来，那么多被制造出来的概念、话语还有多少在使用？其速朽的速度远远超过平庸文学作品消失的速度。沉溺于“虚构的虚构”的知识生产幻觉，并不能改变职业属性：无论我们如何强调自身的独立性，文学研究和批评终究都是一种依附性写作，而文学史终究只是一部部具体作品的组合。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的写作也仅仅是附录在一部经典的注脚里。坦率地说，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自我贬损的悲观论调。每个职业都有自身的限定，它是我们谈论职业可能性的前提。尽管当代文坛的现状并不令人欣喜，但毕竟每年还有那么几部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优质作品自成一个丰富、深邃的世界，且是与周遭世界生息相通的结果。倘若我们真的热爱自己的职业，不妨多投入些精力与那些具体的优质文本多些深度的沟通与交流。这至少是面向世界的有益表达，而不是空洞的话语自转。如果把胡适的那句名言改造一下，不妨说，多聊聊文本，少谈些概念。这是这个职业与世界建立真实联系的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
地方性与地方
张定浩
现有的有关“地方性”的文学讨论，其理论源头大概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引进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今译为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这本论文集在中国学界影响很大，对于文学界也有波及，但或许是因为翻译的缘故（格尔茨的文笔华丽强劲，又广征博引，不容易把握），最终给国人留下的印记只是“地方性”这个新造词语以及由这个词语望文生义出的种种臆测。直至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台湾译者杨德睿的新译本《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其译笔精湛飞扬，对格尔茨所涉及的诸多学科亦有深入体会，可以纠正很多过往的认知。比如说，那些对于文学自轻自贱并对人类学顶礼膜拜的文学从业者会惊讶地发现，作为人类学家的格尔茨一直对诗学和文学批评遥相致敬，认为在理解一方土著和读懂一首诗之间，存在最深层次的相似。可惜的是，旧译导致的谬种流传，已非一朝一夕可以纠正回来。
“地方性知识”和“地方知识”，看起来只有一字之差，实则大相径庭，而其中反映出来的，恰恰是我们理解上的误区。在现代中文里，“……性”是一种常见的为某种性质命名的欧化表述，但格尔茨原文里所说的“local”，恰恰不是指向一种可以被迅速命名并作为标签传播的性质，而是一种需要随时随地在变动中加以辨别剖判的在地境遇。而另一方面，“知识”也非一种固化的客观之物，用格尔茨的话说，与其追问“什么是知识”，不如先追问“我们究竟想知道什么”。
而在中文语境中，“地方性知识”时常被等同于或近似于地方志记录或民风民俗考察，乃至某些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和地域特质展现。但这其实只是语言的魔术，借助一个“性”字的后缀词根，属于某地的特殊性便顺滑地跃迁到了可被他者知晓的普遍性。格尔茨恰恰反对这种顺滑的跃迁：“一个学术领域的历史、社会学与哲学是否充分了解实地的状况，以至于能够把实际操作它的人赋予它的意义吸纳成自身的意义，并像那些实际操作者一样深深沉浸在技艺的直接必要性之中，这是颇为值得怀疑的。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地方知识，我们更需要一种方式来把各式各样的地方知识转变为它们彼此间的相互评注：以来自一种地方知识的启明，照亮另一种地方知识隐翳掉的部分。”
格尔茨强调的，是“在不缩减（通常的情况其实是更加深化）对它们之间分殊性的认识这个前提下，把不可通约的世事观点以及记录经验、表述生活的不同方法，融汇成为相近的概念”，这整个文化阐释学的过程类似于翻译，它涉及“如何领悟到他人经验的弧线，并至少将它局部地传达给与其经验相去甚远的人”。格尔茨认为现有的人类学在这个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还不能为“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精神病学家与律师，或者（原谅我揭这个疮疤）昆虫学家与人类学家创造出主体间的联结”。他因此时时瞩目于文学乃至文学批评，因为文学要做的工作正是联结一切，文学要扎根于具体而特殊的地方，但杰出的文学作品却可以打动和联结遥远的面目各异的心灵，文学尝试通过理解具体的人来理解一切的人，而文学批评又正是对这种理解的理解，以及，对于不可比较之物的比较。
人类学这几年炙手可热，很多文学批评写作者都是人类学的拥趸，“把……当作方法”“田野”一度成为最流行的学界话术。但或许反讽之处在于，这些文学批评写作者对于文学批评和人类学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当他们企图望文生义地在“地方性”这个词中找寻某种他们在文学批评中难以获得的确定感（正如他们曾经在通俗历史学和通俗社会学中找寻过的那样），就只能是以己昏昏使人昏昏。进而，当“地方性”变成这些文学批评家心目中有关普遍化的隐秘要求，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奇异的歧视链，正如奥威尔所讽刺过的，“凡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在有关“地方性”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会比其他地方更加具有“地方性”，比如西藏，比如湘西，比如东北，比如广州或上海。
格尔茨致力用“民族志”的方式来理解思维，他谈到“被不同专业塑造的心灵之间深刻的歧异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专业几乎也就是一个“地方”，因此，他所谈论的“地方知识”，不仅是一个受困于具体地方的心灵所拥有的知识，也指向受困于具体某个专业领域的心灵所拥有的知识。当代文学批评，大概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奇异的地方。在当下有关“地方性”的文学讨论中，来自这个奇异地方的鼓吹者自身所拥有的形形色色的心灵结构，恐怕是比他们热衷于谈论的那些“地方性”，更值得被我们深思。
文学的地方性、普遍性与个性
王晴飞
讨论“地方性”问题，使我想起100年前（1923年）新文化运动健将周作人发表在浙江的《之江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地方与文艺》。这个联想，也说明新的问题与旧的观念可以互通，旧观念在新问题的刺激下，有可能发出新意，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继续保持生命力。
《地方与文艺》一文，提到地方性的重要性，也涉及普遍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普遍性固然是文学的要求之一，但是普遍性容易成为“最大公倍数”（按：其实应该是最大公约数），导致抽象化，只能写“预定的概念”，而失去人与文学的个性。
关于文学的普遍性与个性（具体性），鲁迅也有类似的看法，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篇文章中，鲁迅说，“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于是最普遍的文学就是表现人类生物本能（比如，吃喝拉撒）的文学。
所以，好的文学表现的普遍性，一定不能只是“最大公约数”式的提纯，所谓“除尽枝叶，单留花朵”，也不能是被庸俗化理解的“典型性”——这样的文学，只能是社会学研究的材料，而不是文学自身，文学的普遍性中一定带有具体的个性。
当然，周作人谈论的普遍性和地方性，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有着具体的现实指向。普遍性在此等同于道学、古文，是压抑个性、违反艺术民主的。“地方性”的背景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传统的道学、古文作为旧道德与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压抑了活生生的个性；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新思想与新文艺虽然批判道学和古文，慢慢地也有了追求普遍性、走向一统的趋势，将要成为对个性造成压抑的“新道学”“新古文”。周作人提倡“地方性”，正是以此抵抗这新的与旧的“普遍性”趋向，赋予文学以活泼的个性，避免思想和文艺的停滞。可见，周作人的“地方性”可以被视为一种带有解放意义的方法。
今天我们谈论的“地方性”，粗略地就学科层面分类，可以说有两种：一是李怡老师他们提倡的“地方性路径”，这是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需求；二是当下文学现场的命名，也可以说是以“地方性”或者说像周作人说的“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对当下文学现状或文学史研究中的同质性、普遍性的反拨，是试图从抽象的普遍性中，解放出地方性，而又以这些更具有差异性和在地性的地方性来丰富、调整我们的普遍性认知。这既是普遍性和地方性的关系，抽象和具象的关系，也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这个部分要在整体的视域下认知，但部分中又包含了整体所没有的东西，所以部分的发现与重释，也会丰富、调整我们对整体的理解。
说到地方性，自然会说到方言和方言写作。当然，实际上现在很少有真正的方言写作，我们看到的都是被普通话改造过的方言，是方言与普通话形成互动，互相改造，其实这也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互相激发。方言写作可以带来强烈的地方性特征，比如对地方性风俗风物的描写，都与普通话代表的普遍性特征不同，不过更为重要的，还是方言会自然带来小叙事的特点，比如描述更为日常、更为凡俗，却也更为恒久的事物，天然具有平衡乃至消解大叙事的特质。
以四川作家颜歌为例，她在《我们家》之前的小说，都是普通话叙事，作品里考虑的问题也是相对“普遍”而宏大的，比如历史的真实性是否可能、如何面对人类的原罪等。但是到了《我们家》，方言较多，作品的整体气质也随之变化了，更接地气，更多凡俗的视角，不再关注人类，而对家长里短、“爸爸”的偷情大业充满兴趣。在这部小说里，普通话与方言也对应着不同层面的权威。在“我们家”，讲普通话的人显然更具有权威，讲“方言”的则低人一等，但是很多问题，“普通话”代表的大道理落实不下去，要用“方言”代表的小道理才可以行得通。普通话与方言以及各自代表的道理、权力各行其是。在这个过程中，“普通话”代表的宏大而普遍的道理其实部分地被制衡，也被充实了。
当然，方言代表的地方性也并非与普遍性毫无关系，比如现代文学研究者经常举例的吴虞、吴芳吉、李劼人等人的写作，虽然具有浓烈的地方性色彩，但这种地方性其实也是在接受了普遍的“现代性”之后形成的。首先是受到了现代性的影响，其次才是现代性影响下的那些顽固的、无法被普遍性收服的地方性内容，正是这些无法屈服的部分，构成了对“现代性”的制衡与补充。
关于当下文学现场的“地方性”命名，粗略来看，大约可有三种：一是理论家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现场的概括；二是理论家主动提出概念性命名，引导作家的创作；三是最为普遍的，即地方作协或文化机构部门的提倡。我们仍然借用周作人的“地方性”含义来看，一个地方性命名是否有效，最低标准当然取决于是否确实有创作实绩的支撑，命名是否能妥帖地予以概括或导引，但从较高的标准来看，还是需要能够具有解放的力量，能够将某一地方的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从更广大、抽象的普遍性中超拔出来，激发出平素被压抑的个性，充实普遍性的内涵，而非使“地方性”与新的“普遍性”结合，甚至自身成为一种地方的“普遍性”，反而忽视了同一地域文学创作的多元性与特殊性——这样恰恰走向了“地方性”提倡的反面。
注释
[1] 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2] 何言宏：《坚持一种批判的地方性》，《文艺争鸣》2011年第12期。
[3][7] [法]贝尔唐·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高方、路斯琪、张倩格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第245页、229页。
[4] [英]彼得·戴维森:《北方的观念:地形、历史和文学想象》，陈薇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7页。
[5][6] [法]贝尔唐·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拼图》，乔溪等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2页、26页。
[8]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