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谜、人性与现实：当代小说创作的悬疑化倾向
悬疑叙事是指通过悬而未定的情节推动故事发展的一种小说叙事方式，在先置悬念后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层层揭开谜底。在小说中增加悬疑感有助于引起读者阅读兴趣并满足其文学想象，是以此创作方法在小说创作中一直得到不断尝试。1930年代施蛰存在创作“新感觉派”小说时便尝试加入悬疑元素。1980年代先锋小说创作中，余华在《河边的错误》中尝试类似的悬疑化写作手法。近年来，当代小说作品在关注人性本质、社会现实的同时，愈发呈现出创作悬疑化情节的倾向，通过细致的推理情节和立体的人物塑造展现悬疑类小说的独特魅力，进而展现出作家对复杂难解的人性的思考，折射出对社会现实、热点问题的高度重视。本文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紫金陈的《坏小孩》（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郑执的《生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这三部小说为例，关注具有悬疑叙事的小说中所重视的限制性视角、人性探寻与现实解读，分析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悬疑化倾向。
一、以限制性视角增添悬疑感
悬疑叙事广受关注的原因，首先在于满足了读者对于悬疑化情节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一波三折的情节和带有悬念的叙事话语紧紧抓住其受众。其次，因悬疑叙事普遍采用的曲折情节、发展节奏正贴合影视形式的艺术表达，可发挥空间广阔，在当代娱乐工业与消费体系中常常备受青睐。影视化改编所获得的关注能够为小说本身带来更大的流量，而悬疑叙事及其影视化改编的受众主要是青年，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各方面压力，通过观看这类作品获得情绪宣泄的通道，是对现实中一般难以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想象冲动。这类悬疑叙事对于犯罪行为的描述和最终谜底的揭露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青年的压力。此外，悬疑叙事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读者对于正义和公道、善与恶的思考和判断。
在双雪涛、郑执、班宇“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创作中，敏锐地察觉到工业废墟作为案件场所自带悬疑感的适配性，“作为悬案现场的旧工厂重新显出寓言的质感，但这种质感的来源已从直观的工业废墟置换为制造悬疑的经验和话语断片”[1]。他们不约而同地将黑暗、残破的工业遗弃建筑作为谜案发生的场所。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由出租车司机被杀案开始，以新旧案件进行双线叙事，将破解跨越数年的谜案作为小说的核心情节。
小说中“子一代”的主人公——调查案件的刑警庄树在调查两名城管遭到袭击后死亡的案件中意外发现，十二年前出租车司机被杀案竟可能与幼时的邻居父女有关，而自己竟也有可能是此案件的参与者，以此牵扯出“父一代”“子一代”间交错缠绕的故事。悬疑侦探类小说通常习惯以警察或探案者的视角对案件进行分析，强化主人公形象。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则以七个不同的限制性叙述视角讲述故事，不仅很好地刻画了角色群像，还在角色的个人阐述中营造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悬疑感。李斐和庄树视角的叙述、傅东心对李守廉讲述的往事、李守廉和庄德增视角的过去、刑警蒋不凡对李守廉的错误怀疑与攻击。角色间命运交织，限制性视角带来关键信息的遗漏或出现都进一步强化小说的悬疑感，也带给读者更深入其境的沉浸式阅读体验。
像双雪涛的其他作品《北方化为乌有》《跷跷板》《刺杀小说家》等也有采取多个视角叙述来设置悬念的做法，以解决谜案作为其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郑执的《生吞》以老刑警冯国金的视角出发，讲述两桩跨越十年的谜案，以“子一代”王頔的视角串联起两代人的回忆。紫金陈的“悬疑三部曲”《坏小孩》《无证之罪》《长夜难明》也以揭开谜题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通过限制性视角的叙述设置层层悬念引起读者阅读的欲望。
在当代小说创作的悬疑化倾向中，除了借限制性视角和谜题情节以增添悬疑感外，还能够看到引起作家们普遍关注的一些本土因素，“最能体现中国本土特色的元素不外乎是两个，一个是中国特有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一个是中国特有的历史和文化”[2]。如“铁西三剑客”所选择的寒冬、雪地等元素就格外适合描写悬疑案件，东北本土元素加之浓郁的悬疑氛围为这类创作赢得了更多关注。被视为悬疑小说创作领军人物的蔡骏、那多在其小说中也体现出中国本土特色，如蔡骏的《幽灵客栈》以中国特有的事件作为故事的背景，那多的《甲骨碎》《清明幻河图》等小说中处处可见对独特的中国人文景观的描绘。
二、展现对复杂人性的探索
当代小说的悬疑叙事常常通过对涉案人物双重性格的刻画，展现对于复杂人性的探索，通过小说人物的经历揭露人性存在的多种可能，思考如何界定善和恶的边界。紫金陈的《坏小孩》讲述了生活在沿海小城的三个孩子朱朝阳、普普、严良在景区游玩时无意间拍到一份谋杀录像，从而和数学教师张东升牵扯到一起的故事。
作为《坏小孩》的两个核心人物，朱朝阳和张东升有着镜像化的人物设定。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婴儿照镜子开始，混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都是‘镜像体验’”[3]。核心人物皆具有双面性，像拥有着镜像化的分身，甚至难以区分哪个是真实的本我。朱朝阳表面是成绩优异的乖孩子，实际上外在的表现不过是他为了讨好父母带上的面具，破碎的原生家庭使他心理渐渐扭曲，但他在与普普、严良的相处中又真切体会到了友谊。张东升以戴眼镜、穿衬衫的斯文形象维持着自己作为数学老师的体面身份，实际上却是内心孤僻、杀害岳父母和妻子的真凶，可当他看到犯哮喘的普普时又动了恻隐之心。表面和实际的人物行为构成一种“镜像体验”，模糊现实和想象的界限，处在真实和虚幻交织的空间，分不清哪个才是真实的本性。朱朝阳和张东升处于同样孤独的精神境况，一个遭父母忽视、被校园霸凌，一个遭妻子背叛、受家庭压迫，更是在内核心理上呈现一致，思维缜密、喜欢数学、讨厌背叛，仿佛镜像的双生形象，连名字“朝阳”“东升”也巧妙对应。小说的这种“镜像体验”也展现出人的善恶两面，让读者看到人物饱受创伤的内心世界，进而放大叙述人性的灰色地带。这些角色难以完全用好人、坏人来区分定义，正是现实生活中复杂人性的表现。
在须一瓜的《太阳黑子》中，对负案潜逃的三名作案人残忍的犯罪行为及其对女孩尾巴的善意所进行的对比，也体现了对复杂人性的思考，他们并非是只有单一性格的扁平人物。蔡骏《幽灵客栈》以海边“幽灵客栈”的凶杀案去揭露人性的弱点，进行人性的诘问，探索在欲望本能驱使下，人做出种种行为可能的答案。以及郑执的《生吞》里为升学而背叛好友的王頔，身上也同样体现出了复杂的人性。王頔视秦理为朋友，可为了自身利益选择了背叛秦理，此后却陷入良心的谴责中。不能绝对地以好或坏对王頔进行定义，背叛和忏悔、善和恶共存于他身上。人性的善恶兼具，使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忘恩负义”在现实境况面前所带来的矛盾成为谴责良心的巨大折磨，展现出道德伦理在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的情感困境。
此外，当代小说的悬疑化创作还常常喜欢描写人物出现的幻觉想象，“幻觉元素的使用表现出人物因忏悔而痛苦的精神状态与内心中的人性撕扯”[4]。幻觉、想象这类手法的使用增强了小说的悬疑感，也使得小说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真实社会的现实表明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往往在善和恶之间来回摆动，当代小说的创作尝试通过悬疑案件的分析，进一步对复杂人性进行发掘、探索，深化小说思想内涵。
三、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
当代小说的悬疑化创作往往还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热点事件的强烈关注。新世纪东北文艺复兴浪潮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国企改制和工人下岗作为表现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事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铁西三剑客”的创作大部分以这一社会现实为背景，以个体的经历去观照时代的变化。这些带有悬疑化色彩的创作携带着共同的文化记忆去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构造出故事本身的‘好看’与读者阅读的欲望，更在根本上显露出我们这个时代想象历史的基本方式与时代本身的感觉结构”[5]。如班宇在《冬泳》中关注那些昔日体制内工作者的生活，他们在纷飞大雪中游走在铁轨等工事边，亦是暗示着被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让读者对工业转型时代中的东北有了更贴合的想象。作者极力描写笔下人物处在残酷现实的强力挤压中，以及他们普遍展现出来的一种苦中作乐的生存智慧。
郑执的《生吞》则讲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下岗潮”背景下两代人的故事，双视角交替，以老刑警冯国金的视角出发讲述两桩跨越十年的谜案，以“子一代”王頔的视角串联起两代人的回忆。其中着重描述王頔、秦理、黄姝、冯雪娇和高磊的校园生活。伴随飞速变迁的时代，曾经辉煌着的事物渐渐被抹杀了存在意义，如小说中那栋人们惧怕的残破“鬼楼”，也曾是代表着工业兴起的建筑，如今因为社会经济转型的现实而被时代抛弃。五个“子一代”既是东北工业从繁荣到衰败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父一代”的下岗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剧变。小说关注这些下岗者的现实处境。当体制内受益者丢失工作后无力游荡在社会的边缘，他们对时代给予的问卷交出各自的答案，展示不同的心路历程和生命形式。
除了对东北社会的“下岗潮”事件进行关注外，秦理与黄姝的校园经历也引人深思。当秦理和黄姝各自被冠上难以脱下的“杀人犯的儿子”和“精神病的女儿”的帽子，道德束缚和校园霸凌紧紧禁锢着他们，“孩子们以拉帮结派的方式，自觉地维护群体的内在运行机制和规则，对所在群体进行高度提纯，合群是孩童世界的生存之道”[6]。原生家庭作为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受到社会持续的关注。原生家庭的忽略和情感的变异都可能导致青少年性格上的缺失，如秦理和黄姝在受到欺负时的自卑、忍气吞声源自父母的失责，《坏小孩》中朱朝阳的极端性格是因为二婚父亲的冷漠和控制欲极强的母亲的压迫而形成的。原生家庭的不幸对于青少年而言已经是巨大的打击，校园霸凌这类可怖的存在更是会加重对他们的伤害。作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校园暴力、青少年犯罪等触目惊心的社会事件让人深刻意识到青少年作为涉世未深、善恶边界认知模糊的群体，需要及时进行引导，采取措施帮助青少年辨别善恶。
此外，精神压力问题也是当代社会的关注热点。郑执的《仙症》以世纪之交的北方城市为背景，杂糅魔幻和悬疑元素，写的是一个精神病人的一生。《胆小鬼》中张东升在职场和生活中面临的困境也映射出现实中很多青年的处境，面对着充满压力的职场和疲惫的家庭生活，心力交瘁而无从下手。随着“抑郁症”“厌食症”等易受精神压力影响的病症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了解，也让更多的人不断思考如何进行精神疏解，如何缓解职场和家庭生活的双重压力。这是现实社会需要不断思考的命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生吞》《仙症》等当代小说创作在情节上倾向悬疑化的同时，关注着校园霸凌、精神压力这类社会热点问题，将其纳入创作素材中，以期通过文学表达让更多人重视这些以往被忽略的事情。
当代小说创作中悬疑元素的加入，进一步展现出其解谜、探案情节的独特魅力，和对于人性本质以及社会现实情况的强烈关注。但在创作过程中也应当注意，不应为了迎合当代娱乐需求而盲目在创作中加入悬疑情节，不应以改编为影视作品作为预设，在创作时提前限定情节结构。如何在小说创作中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文学想象，恰当地加入悬念、谜题，仍是当下作家们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注释：
[1]刘岩：《双雪涛的小说与当代中国老工业区的悬疑叙事——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中心》，《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
[2]朱全定、汤哲声：《当代中国悬疑小说论——以蔡骏、那多的悬疑小说为中心》，《文艺争鸣》2014年第8期。
[3][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22页。
[4]张文莉、尚华：《从小说到电视剧——论〈生吞〉的影视改编》，《声屏世界》2023年第17期。
[5]战玉冰：《把悬疑作为方法——兼谈当代中国青年写作中的类型问题》，《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
[6]苏安娜：《从〈生吞〉看“80后”青春写作的别样姿态》，《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