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王蒙的“现代性”反刍（下）
四
《笑的风》：爱情现代性的去魅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22]这成为人们追求爱情的最充足的理由，也成为人们放弃那些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的杀手锏。
现代性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早体现的就是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婚恋的主题也一直是作家和热心读者关心的母题，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从鲁迅的《伤逝》到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都通过婚恋题材来表现现代性与中国土壤交融的艰难与困顿。1949年以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以法律的形式来认定结婚自由，离婚自由。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作家在一般人看来是与现代性绝缘的，但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就是倡导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以小二黑、小芹为代表的农村青年战胜了以三仙姑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应该说，这是一场现代性的胜利。新时期以来，张洁曾以《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个短篇激荡了多少人的心灵，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这一理念。现在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时激起巨大的反响，让读者激动不已。
时过境迁，没有人会去为无爱的婚姻辩护了，但有爱的婚姻就幸福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幸福的，有了爱情的婚姻就一定幸福吗？为了追求爱情而舍弃了原有婚姻的婚姻就一定道德吗？
这种思考性的反刍在鲁迅时代就开始呈现了，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便是对《玩偶之家》评论的一种逆向思维，而他的短篇小说《伤逝》也是对爱情的深度思考，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不在于没有爱情，而在于生存是第一位的。新时期以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曾经轰动文坛，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但多年之后，张洁自己觉得小说有些幼稚，甚至不希望再提及，而她长篇小说《无字》的出版，既是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解构，也是对爱情现代性的一种失望。
《活动变人形》写了无爱的婚姻导致的人生悲剧，倪吾诚离婚后的后传没有写，读者和评论家也一直期待王蒙写出《活动变人形》的续篇来，但王蒙一直悬置在那里，没有动笔。毕竟家族的苦痛写一次就是揭一次伤疤，虽然《活动变人形》写完之后，伤口不见得愈合了，但再揭还是很疼痛的。时隔35年之后，王蒙又写出了长篇小说《笑的风》。在这部堪称《活动变人形》续篇的长篇小说中，作家又一次去揭开那个婚姻和爱情的疮痍，不过这一次王蒙不再像写作《活动变人形》那么痛苦不堪了，他冷静地呈现了傅大成的婚恋悲剧之后，再通过傅大成爱情现代性神话的幻灭，对现代性进行去魅。
《笑的风》写了傅大成的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无爱的结合，第二段是爱情的结晶。但有爱与无爱的婚姻，最终都是解体。《笑的风》写年轻时的傅大成听到“笑的风”，终身难忘，写下美好的诗歌以怀念追思久久不能放下的银铃般的笑声，这个时候傅大成的情绪颇像《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主人公，对爱情的向往让他激情澎湃、辗转反侧，而现实却给了傅大成一段父母包办的无爱的婚姻。
虽然无爱，傅大成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出现太多的问题，白甜美的能干和贴心，满足傅大成生活的需求当然也有生理上的需求，傅大成短时间内平静了。当肉欲超过灵欲时，灵欲就暂时做了妥协，“他终于承认自己迷上了甜美，陷入了甜美，塌陷了自身，融化了自身，满意了自身，完整了也缺陷了自己，他的心流淌着糖汁也流出了血”[23]。但傅大成却从婚姻生活中感受不到爱情的存在，他心有不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能容忍的缺失。改革开放之后，傅大成认识了女作家杜小鹃，和杜小鹃的情投意合，让傅大成下决心和白甜美离婚，告别无爱的婚姻。和倪吾诚的离婚一样，傅大成的离婚也是经历千难万险，以致在法庭宣布离婚的那一刻，白甜美以死相抗，直接用脑袋撞击桌角，幸亏有人阻拦救助，才免得悲剧的发生。
傅大成告别了没有爱情基础的父母包办的婚姻，和杜小鹃的婚后生活短时间内也是幸福满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爱情的保鲜期过了之后，面对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平庸，爱情的魅力不再新鲜如初，两人的灵肉交融变得平淡乃至冷淡，随着杜小鹃的出国，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烈火归于平淡，渐渐化为灰烬，最终还是以离婚告终。
傅大成和杜小鹃的结合可谓是爱情现代性的结晶，是灵肉无缝对接的范本，但两人还是不能白头到老，是不是爱情欺骗了傅大成？王蒙对此感触颇深，曾经考虑将这部小说命名为《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是以傅大成的视角为出发点的，而现在用《笑的风》则是出于作家的客观视角。王蒙在这部小说里，其实潜藏着这样的潜台词，假如爱情欺骗了你？假如婚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甚至，假如文学欺骗了你？怎么办？傅大成应该是属于被生活馈赠丰厚的作家，但他同时又是被生活欺骗戏弄很多很深的作家。从那夜银铃般的笑声开始，生活就像恶作剧一样，戏弄着傅大成，给你欢乐的同时，也给你痛苦，给你苦难的同时，又给你希冀，给你甜蜜家庭的同时，却伴随着无爱的煎熬。之后，痛苦的离婚，愉悦的新婚，新的生活带来的永远是新的体验，而新的体验里还泛起陈旧的烦恼，这些过了时的烦恼比新的体验更为顽固，也更为尖锐，乃至有了更新的体验时，那些陈旧的烦恼还是挥之不去。
傅大成和杜小鹃代表了某种现代性，而白甜美代表的则是某种乡土文明，她与静宜的价值观应该是相同的，属于“前现代”。穿行在现代文明和前现代文明之间的傅大成在饱尝爱情的悲欢离合之后，愈发彷徨，难以作出选择和判断。这就是傅大成老觉得普希金的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非常吻合自己心境的原因所在。傅大成的被欺骗感来自何处？这要从傅大成的理想主义说起，作为接受过现代性启蒙的知识分子，傅大成想象中的理想生活是预设好的，就像傅大成想象有一个理想的婚姻和理想的爱情一样，这就是幸福的实现。但生活的轨迹没有按照这个蓝图去实施，傅大成在精神上有了被捉弄的感觉，觉得生活在欺骗他，用一句现在很流行的话说，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为现实和设定的理想蓝图是不一样的。
现代性显然倡导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觉得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那样的。傅大成无疑是带着理想主义的目标去选择婚姻的，但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是理想主义的，而是从生活实际出发（在傅大成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庸俗），父母为傅大成娶了白甜美，所以理想主义的傅大成有挫败感，觉得生活“不真实”，觉得生活太庸俗，这就是追求现代性造成的焦虑。如果王蒙只写傅大成的焦虑和痛苦，《笑的风》也只是《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翻版。王蒙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写出了傅大成没有自由恋爱婚姻的这种挫败感，更重要的是写出傅大成在按照自己的理想蓝图和杜小鹃结合，获得美满姻缘之后，他反而滋生出另一种被欺骗的挫败感。他和杜小鹃在希腊的旅游小岛上的对话，写出现代性的幻灭感。在希腊圣托里尼岛的小镇上，傅大成和杜小鹃关于自由、孤独、幸福的对话，其实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追问。
他们边讨论边叹息了很久，他们的共识是，人不可以活得过分幸福，过分幸福的人不可能成材，不可能有内涵，不可能坚毅与淳厚，不可能有生活与奋斗的意愿乐趣，他们还分析，绝对的自由的代价往往是绝对的孤独。[24]
个性、自由和幸福，这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石，也是傅大成理想世界的支柱。但他在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和幸福之后，却对绝对的自由和幸福产生了怀疑。傅大成后来与杜小鹃离婚以后，更加产生了“被欺骗”的感觉，因为他在实现追求的理想之后，反而觉得更加的失落、更加的失重。傅大成的理想生活实现之后，最终是和自己的“理想”切割了，他和杜小鹃的分手，也是他现代性梦想的破灭，他又一次觉得被生活捉弄了，不是说好的“理想”吗？怎么如此脆弱呢？所以又回到了白甜美的“身边”，甚至要为她建立“婚姻博物馆”，完成她生前的设想。人生是如此的吊诡，爱是自由的还是孤独的？
现象学认为生活本身不带有某种固定的本质，本质都是我们加上去的对生活提炼的过程，而我们之所以觉得被生活欺骗了，或者被人生欺骗了，其实在于我们对生活中的一个理想的目标，或者本质的认可。在现象学看来，生活的本质完全是源于我们的理念。生活是混沌的，生活不会欺骗谁或者厚爱谁。
生活的模样不是按照预设的方式存在，当我们的人生模样没有达到这种预设，就会产生一种落差——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其实，生活没有欺骗任何人，生活的模样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随意设定和更改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作家可以去追求，但追求的过程往往比实现的时候更有价值和意义。何况傅大成在“理想”实现之后，在与杜小鹃结婚过上幸福生活之后，家庭还是解体了，傅大成又产生了新的“怨恨”，觉得生活还在“欺骗”他。对现代性的索求和追问成为小说潜在的思想之波。傅大成对生活的反刍，其实也是王蒙对现代性的反刍。不仅《笑的风》，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奇葩奇葩处处哀》《女神》等在对女性命运描写时，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在对女性命运反刍时，也对现代性的爱情神话作了某种消解。
这并不意味着王蒙对现代性的摈弃，反思现代性，反思现代婚恋，也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无条件认同。在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和悲悯上，王蒙可能要比一些女权主义者还要深刻。在《女神》中他对女性的无限称赞和讴歌，在《笑的风》中对白甜美和杜小鹃的平等叙述，不是简单的褒抑，而是比对傅大成还要更爱怜些。小说的第二十五章《谁为这些无端被休的人妻洒泪立碑》体现了另一种现代性，他在小说中写道：“一连几天他昼夜苦想，他越想越激动，近百年来，中国多少伟人名人天才智者仁人志士专家大师圣贤表率善人，对自己的原配夫人，都是先娶后休的。伟人益伟至伟，圣人益圣至圣，善者自善修善，高人本高更高，而被休弃的女人除了向隅而泣以外又有什么其他话可说？又能有什么选择？”[25]倪吾诚和傅大成的无爱的婚姻是生活的欺骗，而静宜和白甜美的痛苦又是来自何处呢？她们是不是也被生活“欺骗”了呢？现代性的要求是人人平等，人人个性解放，但现代性不会认可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之上，一群人的幸福也不能建立在另一群人痛苦的基础上。
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从伏尔泰、卢梭到萨特、海德格尔，他们强调个人的神圣性，主张世俗的合理性，现代性的问题是要解决人的幸福问题，而女性的幸福更是现代性持久关注的问题，爱情和婚恋又是女性幸福的关键问题，王蒙的《笑的风》从傅大成的现代性幻灭出发为现代性去魅，由此去追溯女性的幸福与现代性的纠结，从而显现出其博大的人文情怀。
爱，是不能忘记的，实现了的爱，或许会忘记得更快。
结 语
现代性与现在
一百多年来中国文人志士对现代性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现代性的未完成的设计，也让现代性的内涵随时随地地更新和变异，追寻和反刍便交织在一起，教条主义的照搬和克隆反而会让现代性失去生命力。王蒙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是一个实践家、践行者。历时70年之久，王蒙对现代性的追寻与反刍从未停止过，这也与现代性本身的特点有关，现代性的每一个层面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遭到了反诘和批判。它既受到保守主义的攻击，也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可以说处于前后夹击的困境，但现代性并不因此而停止前行的脚步，现代性的意义就是向前，像倪吾诚游泳那样，不断地游向前去，才有希望。
现代性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人类对现代性的探索不会停止，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也将为世界提供更新的内容，王蒙的这份弥足珍贵的答卷也还在书写中，我们期待着。
注释
[1]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论现代性》，严平译，见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2][5][7] 王蒙：《青春万岁·序诗》，《王蒙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1页、1页。
[3] 胡风：《欢乐颂》，《胡风全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4] 汪民安：《现代性》，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37页。
[6] 王蒙：《青春万岁》，《王蒙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8] 唐挚：《谈刘世吾性格及其它》，《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
[9]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10] 王蒙：《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读书》1980年第1期。
[11][12] 王蒙：《杂色》，《王蒙文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5页、164页。
[13] 王蒙：《内容介绍》，《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15] 王蒙、王干：《〈活动变人形〉与长篇小说》，《王蒙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233页。
[16] 王蒙、王干：《现代性的爱与痛》，《当代》2023年第5期。
[17] 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18][19] 王蒙：《活动变人形》，《王蒙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1页、172页。
[20] 许子东：《重读〈活动变人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21] 王蒙：《大块文章》，《王蒙文集》（第4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90页。
[22]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79页。
[23][24][25] 王蒙：《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179页、229-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