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上合肥伯相书》
原文
二月初八日，寄上第三信，想尘钧鉴。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推求其立国本末，其始君臣争政，交相屠戮，大乱数十百年。至若尔日而后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积之久也。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自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
计其富强之业，实始乾隆以后。火轮船创始乾隆，初未甚以为利也。至嘉庆六年，始用以行海。又因法创为火轮车，起自嘉庆十八年。其后益讲求电气之学，由吸铁机器，传递书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设电报于其国都，渐推而远。同治四年，乃达印度。自道光二十二年与中国构兵，火轮船遂至粤东。咸丰十年再构兵，而电报径由印度至上海矣。其开创才数十年。乘中国之衰敝，七万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见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中国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机，未有能胜者也。
来此数月，实见火轮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仅及半日。其地士绅，力以中国宜修造火轮车相就劝勉。且谓英国富强，实基于此。其始亦相与疑阻。即以初抵伦敦苏士阿摩登海口言之。往来车运，用马三万余匹。虑防其生计也。迨车路开通，用马乃至六七万匹。盖以道途便利，贸易日繁，火轮车止出一道。相距数十里以下，来就火车者，用马逾多也。去冬，道上海，见格致书院藏一火轮车道图，由印度直通云南，一出临安以东趋广州，一出楚雄以北趋四川，以达汉口，又由广州循岭以出湖南，而会于汉口。乃由南京至镇江，东出上海，又东出宁波，北出天津，以达京师。见之怪咋，谓云南甫通商，即筹及火轮车路也。及来伦敦，得此图，知已出自十余年前。凡其蓄意之所至，无不至也。印度火轮车才及阿萨密。其通中国，分山南北两道。北道由阿萨密直抵依拉袜底河。南道绕出缅甸，折而东北，以会于依拉袜底河，而达蛮允。大率云南通商一二年后，两处铁路，所必兴修者。日本公使见语云：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发出之。彼为其难，吾为其易。岂宜更自坐废！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各国所心羡也。闻至今一无振作，极为可惜。嵩焘赧然无以为答。
前岁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异同得失。自隋唐之世，与西洋通商，已历千数百年。因鸦片烟之禁，而构难以次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日逼，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条具其所以致富之实，而发明其用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与其所以处人者，皆可以知其节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颁行天下学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远人之心，固目有其远者大者。当使臣民喻知之。以为此义明，即国家忆世之长基可操券而定也。道天津，亦曾为中堂陈之。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议论，噤不得发。
窃谓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方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民生，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避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刚以家玮，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饰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张无识者为之也。
嵩焘，楚人也。生长愚顽之乡，又未一习商贾，与洋人相近。盖尝读书观理，历考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哗笑之中。求所以为保邦制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一不相谅，窜身七万里之外，未及两月，一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为陈论。而见闻所及，有必应陈之中堂者。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所见二十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岗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律法。其户部尚书恩娄叶欧摹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效行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西洋此数十年中，无忧构兵，直可以理势决者。考求伦敦募兵之法，皆先使读书通知兵法，而后入选。遣医士相其血脉胆气，筋骨坚强，而后教之跳跃，次第尽枪炮技艺之能事，乃编入伍。其根柢厚矣。此岂中国所能行者！一身之技，无能及远，正虑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与电学，以求实用。仍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各机器局亦当添设教师二三人，以待来者。但须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趋向也。此间有斯谛文森者，亦曾言各国铁路，多所创造，尤勤勤焉劝中国之急为之。谨将所拟节略上呈。抑嵩焘之意，以为事事须洋人为之，必不可常也。当先使中国之人通晓其法。埃及国隶阿非利加，及修造铁路，先遣人赴英国练习而后敢仿行之。此最可法。伏乞钧示，以凭与李丹崖会商办理。
窃以为方今治国之要，其应行者多端，而莫切于急图内治，以立富强之基。如此二者，可以立国千年而不敝。其为利之远且大者，不具论也。其浅而易见者有二利。中国幅员逾万里，邮传远者，数十日乃达。声气常若隔绝。二者行万里，犹庭户也。骤有水旱盗贼，朝发夕闻，则无虑有奸民窃发称乱者。此一利也。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又益相与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气常郁结不得上达。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国家之用，即群怀踊跃之心。而道路所经，如人身血脉，自然流通，政治美恶，无能自掩。则无虑有贪吏遏抑民气为奸利者。此又一利也。三代盛时，不过曰吏效其职，民输其情而已。其道固无以加此也。论者徒谓洋人机器所至，有害地方风水。其说大谬。修造铁路电报，必于驿道皆平地面为之，无所凿毁。至于机器开煤吸水以求深也。煤质愈深愈佳。中国开煤务旁通，洋人开煤务深入。同一开采，浅深一也，有何妨碍。即以湖南地产言之。铁矿多在宝庆，煤矿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此二郡为独盛。湘潭石潭产煤，世家巨族多出其地。湘乡煤产无处无之。功名爵禄，尤称极盛。世人一哄之议论，无与发其蒙者。何不近据事实证之。中国百姓自为之，而自利之，无故群起而相阻难。数十年后，洋人所至，逐渐兴修，其势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啖奸豪滋事者，役使之以为用。则使权利一归于洋人，而中国无以自立。传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先知先觉之任，必朝廷大臣任之。是以政教明，则士大夫之议论自息。亦在朝廷断行之而已。至于国家根本大计，度今之时，量今之力，有难以一二举行者。而切要要者数端。无关根本大计，而要为诸政之所从出。不先务此，虽有良法美意，日起以图功，亦终归无方。一曰禁止鸦片烟。原鸦片烟之禁，实自雍正时。其始供药品而已。赖政教修明，官吏奉法，民间无敢吸食者。至道光中，其风始炽。嵩焘少时，尚未闻此。于时物利丰阜，家给人足，百姓守法惟谨。迨后鸦片烟之害兴，而世风日变，水旱盗贼，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海防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戕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亦为导乱之原。洋人至今引为大咎。中国反习而安之。窃以为鸦片烟之害不除，诸事一无可为。而求其禁止之方，有至简而易行者。其法在先官而后民，先士之而后及于百姓。一用劝导之术，而以刑罚济其穷。其用罚亦惟动其廉耻之心，而激使自立。宽返二十年之期，必可保其不然。其通商专务富民，所税茶酒及烟，数者而已。余皆无税。岁计商贾赢余，而估其所获之利，约八十分取一。住房器物，计租取税，略如中国之户税。岁入三百磅以下者，不税。其所得宝星及他表记，泐之用器，有税。畜犬以上，有税，并出常税之外。国家经制所入，一取之地税。其勤地力至矣。往见陈文恭公巡抚陕西、河南，专意农事。兴水利，溉田。在湖南教民耕种，诸法悉备。可为知本计者。江浙经乱后，距今十二三年，荒芜之田，未垦者仍多。百姓惮于疏辟之勤，而自惜其力。州县苦于地奏销之累，而并没其名。荒者听其芜莱，垦者亦相为隐匿。亦宜户部所应经营，督抚所应劝导者。此又一事也。
一曰喀什噶尔之地宜割与雅谷刊。氐羌数叛酒泉，光武仍其君长，赐以印绶。吐谷浑徒浩?河，郭元振请即其所置之边要密迩。义取羁縻，无所顾惜。至于汉建校尉，唐置都护，远或万里，近或数千，降胡杂虏，因叛袭封，以为故事，无足比论。惟喀什噶尔之地，逼近安集延其势不能筑葱岭为长城，以遮遏之。浩罕诸部，并于俄罗斯，回部余民，乘喀什噶尔之乱，袭据其地，犹慑中国之威，而思托为附庸。去岁，威妥玛代为之请。嵩焘谓当俯顺其心，与为约誓，令缴还各城。但得一镇守乌鲁木齐之大臣，信义威望，足以相服，可保百年无事。若徒恃兵力攻取，旷日持久，耗费无已。幸而克捷，而回部余民，必走投俄罗斯，以相比附。构兵纵掠，终岁骚动，徒使俄人乘间坐享其利，而中国承其敝。未知所以善其后也。夫经国者务筹久远。主兵者惟取进攻。是以弃地之议，不能出之将帅也。惟恃朝廷权衡缓急轻重，秉成算以宣示机宜，而后将帅之威伸，而朝廷之恩乃深入远人之心，使之俯首而听约束。故以为威妥玛之代请，实机会之不可失者，此又一事也。
一曰伊犁一城，宜与俄人定约，以垂久远。英俄两国，势足相敌，而英人务拓地以兴利，俄人务袭土以开疆。无端乘乱袭据伊犁，此其志在掠地而已。窃度新疆事定，令俄人交付伊犁一城，必尚多烦议论。西洋公法，无乘乱据人土地之例。势且要求兵费，责以收赎。而非有巨款，足厌其心，知其必不能允也。故莫如反其道而行之。不责其减价而赎之我，而责其准所赎价交易而鬻之彼。如日本库页一荒岛，犹欲全据之，必不肯轻易退还伊犁明矣。与其含糊悬宕，以生戎心，莫如明与定约，画疆分界，可保数十年之安。必不得已，收回黑龙江以西地，与之互易，亦尚有名可据。此又一事也。
一曰停止各省厘捐。嵩焘于厘捐筹饷，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开办厘捐，实一力赞成之。在粤东陈覆厘捐情形，援古证今，自谓能得其要领。然凡为厘捐，以筹饷也。原非国家经制。军务告竣十余年，迄今不议停止。则非体矣。且法久则弊生。各省本无急需，相与视为闲款，不甚措意。是以办理日久，收数日微。骤有军务，筹画饷糈，踵事循章，习为故常，将更无可施力。尤两敝之道也。前岁因滇案议停租界厘捐，是专为洋人免厘，何异驱鱼而致之渊，驱雀而纳之丛。不独有失民商之心，其伤国体实甚。意谓宜及时停免各省厘捐。租界免厘一节，自应删除。并与立约，因事筹饷，不在此例。而如福建之茶，浙江之丝，及凡物产之在其地者，应收土税，以备地方之用，不与厘捐同免。此皆可据理以求胜者。旧时茶税，每箱八两。五口通商，骤减至二两五钱。曾与赫总税司言之。渠意亦谓：如此各省自有之利，尚可设法另议，无并土税不准完纳之理。中国自有之利，操纵宜出之朝廷。蒙于此事极有不安于心者。此又一事也。
嵩焘本奉使海外，凡中外交涉事件，稍有所见，例得上闻。怀欲陈之久矣。徒念京师蒙被口语，侧身天地，至无所容。朝廷亦不能不采纳人言，加之贱简。又甫出洋，屡见参案，更不敢有所陈论，自取愆尤。独念中堂为国重臣，中外得失，利病所关，宜廑盛虑。区区所陈，准时度势，略举其切要者，措之而得，行之又至简而易。非徒为高远难行之言，以自快其议论者。往与宝相论今时洋务，中堂能致其大，丁雨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尽其实。其余在位诸公，竟无知者。宝相笑谓嵩焘既精且大。嵩焘答言：岂惟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学问皆在虚处，无致实之功。其距幼丹尚远。虽然，考古证今，知其大要。由汉唐推之三代，经国怀远之略，与今日所以异同两益之宜，独有以知其深。窃以为南宋以来，此义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此则区区所独自信，而无敢多让者也。惟中堂采择上陈，推而行之。所以裨益国家必多矣。
译文
二月初八日，我寄出了第三封信，想来已经劳烦您过目了。这里（指英国）的政治、教化、风俗，气象一天比一天新。推究他们建立国家的本末，起初君臣争夺政权，互相屠杀，大乱持续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直到（十七世纪的）革命之后才安定下来。最初并非有什么极高的德行和良好的教化，经过长久的积累。一百多年来，他们的官员和百姓一起讲求国家政务，由君主推行，蒸蒸日上，达到了治理良好的局面。到现在，君主以贤明著称，人心风俗，也越来越好。
计算他们富强的事业，实际上是从乾隆以后开始的。火轮船创始于乾隆年间，起初并不觉得它有多大利益。到嘉庆六年，才开始用于海上航行。又根据法国的技术创制了火车，起自嘉庆十八年。此后更加讲求电学，通过电磁机器传递书信。到道光十八年，才在国都设立电报，逐渐推广到远方。同治四年，电报通到了印度。自从道光二十二年与中国开战，火轮船就开到了广东。咸丰十年再次开战，电报就经由印度通到了上海。这些创造发明才不过几十年。趁着中国的衰败，从七万里外转瞬而至。但这也足以看出天地的气运，一旦发动就不可遏制。中国的士大夫固守自己的私见，想要遏制天地的气机，没有能成功的。
我来这里几个月，确实看到了火轮的便利，三四百里路，往返只需要半天。这里的士绅，极力用中国应该修建火车来劝勉我。并且说英国的富强，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他们开始时也相互疑虑和阻挠。就拿我刚到伦敦时在苏士阿摩登海口看到的情况来说。往来车马运输，用了三万多匹马。担心火车会影响马匹的生计。等到铁路开通，用马反而达到六七万匹。因为道路便利，贸易日益繁荣，火车只出一条道。相距几十里以内，来坐火车的人，用马反而更多了。去年冬天，路过上海，看到格致书院收藏的一张火车路线图，从印度直通云南，一条出路经临安向东到广州，一条出路经楚雄向北到四川，再到达汉口，又从广州沿五岭到湖南，在汉口会合。再从南京到镇江，向东出上海，又向东出宁波，向北出天津，到达京师。我看到后非常惊异，认为云南刚刚通商，就筹划到火车路线了。等来到伦敦，得到这张图，才知道已经出自十多年前。凡是他们意图所到的地方，没有达不到的。印度的火车才通到阿萨密。它通往中国，分山南山北两条道路。北道由阿萨密直达依拉袜底河。南道绕出缅甸，折向东北，在依拉袜底河会合，再到达蛮允。大概云南通商一两年后，这两处的铁路，是一定会修建的。日本公使对我说：天地自然赋予的利益，西洋人能够发掘出来。他们做那些困难的，我们做这些容易的。难道更应该自己荒废吗！中国土地广阔，人民众多，是各国所羡慕的。听说至今没有一点振作，极为可惜。我惭愧得无言以对。
前年进京，本意是推求古今的事务，辨别它们的异同得失。从隋唐时代，与西洋通商，已经经历了一千几百年。因为鸦片烟禁令，而冲突逐步增加。各海口向内直达长江，其形势日益紧逼，其祸患日益加深。应该探究清楚它的本末，逐条陈述他们所以致富的实际，并阐明他们的用心，然后中国如何自处，以及如何与别人相处，都可以知道其中的关键要领。计划编撰成一本书，呈报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行全国学校，以解除士大夫的疑惑。朝廷用来与洋人周旋的心思，本来自然有其远大考虑。应当让臣民都知晓。我认为这个道理明白了，那么国家长久的基业就可以稳操胜券了。路过天津，也曾向中堂陈述过。等到了京师，被喧嚣的议论所压制，闭口不敢再发言。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人心，有万万不可理解的地方。西洋为害最烈的，莫过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也自己以用害人的东西作为与中国挑起冲突的工具为耻。正谋划如何禁绝它。中国的士大夫甘心沉溺其中，安然处之不以为悔。几十年国家的耻辱，耗竭财力，毒害民生，没有一个人引以为疚心之事。钟表玩具，家家都有，呢绒洋布之类，遍及穷乡僻壤。江浙风俗，以至于舍弃国家钱币，而专门使用洋钱。并且抬高它的价格，漠然不知这是不对的。一听到修建铁路电报，就痛心疾首，群起阻挠非难。甚至有人见到洋人机器就引发公愤。曾纪泽因为家眷乘坐南京小轮船到长沙。官绅起来大吵大闹，几年都不停息，这是甘心承受别人的害处，以便消耗我们的财富，却用全力自己堵塞自己的利益来源，真不知他们是什么心思！办理洋务三十年，地方大吏全无知晓，却用来挟制朝廷说：这是公论；朝廷也因此奖励他们说：这是公论。唉，天下的民气，郁结堵塞，不能上达已经很久了。却用他们那种张狂无知的气焰，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而引导他们。宋朝的衰弱，明朝的灭亡，都是这些张狂无知的人造成的。
我是楚地人。生长在愚昧落后的乡野，又未曾学习经商，与洋人接近。曾经读书观理，逐一考察古今事变，在举世嘲笑之中得到了一些认识。寻求用来保邦制国的法则，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畅所欲言，略无顾忌，却始终不被谅解，放逐到七万里之外，不到两个月，一次接一次地被参劾，也就幡然自悔当初的心思，不敢再陈述议论。但见闻所及，有必须向中堂陈述的。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的有二百多人。各海口都有，在伦敦的有九十人。我所见到的二十人，都能说英语。有个叫长岗良芝助的，本是诸侯，自治一国。现在降为世爵，也在此学习法律。他们的户部尚书恩娄叶欧摹至奉命出使讲求国家财政收支制度，谋划全部仿效施行。所设立的电报信局，也在伦敦学习有成，就设局办理。而学习兵法的人很少。因为军事，是末节。各种创制，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堂正主持军事，所以专意考求兵法。我的愚见认为，各省的营制，万万没有可以整顿的道理。招募的勇丁又不能长久。西洋这几十年中，不用担心会打仗，完全可以根据形势来判断。考求伦敦招募士兵的方法，都是先让他们读书通晓兵法，然后才入选。派医生察看他们的血脉胆气，筋骨坚强，然后教他们跳跃，逐步掌握枪炮技艺的全部技能，才编入队伍。他们的根基深厚啊。这哪里是中国所能实行的！个人的技能，无法影响深远，正担心花费千金学成屠龙之技。技术学成却无处可用。我想让李丹崖带领出洋的官学生，改学勘察煤铁、冶炼铸造等方法，以及修建铁路与电学，以求得实用。仍然命令各省督抚多选拔少年才俊，资助他们的费用，先到天津、上海、福建机器局，考求仪器样式，通晓语言文字，然后再派遣出洋。各人根据才质相近的，分途研习，各机器局也应当增设教师二三人，以等待后来者。只需引导他们入门，希望人心知道该趋向什么。这里有位叫斯谛文森的人，也曾说各国铁路，多有创造，尤其恳切地劝中国要赶紧修建。谨将所拟的节略呈上。我的意思是，认为事事都要洋人来做，一定不能长久。应当先让中国人通晓他们的方法。埃及国隶属于阿非利加，在修建铁路时，先派人到英国练习，然后才敢仿效施行。这是最值得效法的。恳请给予指示，以便与李丹崖会商办理。
我个人认为当前治国的要点，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但没有比急于图谋国内治理更急迫的了，以此建立富强的基础。像这两件事（指修建铁路电报和发展实业），可以使国家立国千年而不衰败。它们利益之深远宏大，暂且不具体论述。其中浅显易见的有两个好处。中国疆域超过万里，驿站传递远的要几十天才能到达。信息常常像隔绝一样。这两件事施行后，万里之遥也如同庭院门户一般。突然发生水旱盗贼，早上发生晚上就能知道，就不用担心有奸民暗中发动叛乱。这是第一个好处。中国官民之间的地位，悬殊太大，又相互掩蔽，使朝廷耳目闭塞，以方便他们谋取私利。所以民气常常郁结不能上达。这两件事施行后，富民都能自己效力以供国家之用，就都怀有踊跃之心。而且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如同人的血脉，自然流通，政治的好坏，无法自己掩盖。就不用担心有贪官污吏遏制民气谋取私利。这是又一个好处。夏商周三代盛世，也不过是说官吏各尽其职，百姓各抒其情而已。这个道理本来也无法超越这点了。议论的人只是说洋人机器所到之处，有害地方风水。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修建铁路电报，必然在驿道旁平坦的地面进行，无需凿毁。至于用机器开煤吸水是为了求深。煤质越深越好。中国开煤是向旁侧延伸，洋人开煤是向深处深入。同样是开采，深浅不同罢了，有什么妨碍。就拿湖南的物产来说。铁矿多在宝庆，煤矿多在衡州。而科举功名人物，以这两郡最为兴盛。湘潭石潭产煤，世家大族多出自那里。湘乡煤产无处不有。功名爵禄，尤其称得上极盛。世人那些混乱的议论，没有人去开导启发他们。为什么不就近根据事实来证明呢。中国百姓自己来做，自己得利，无缘无故群起而相互阻难。几十年后，洋人所到之处，逐渐兴建，那种形势足以牵制我们，那些利益又足以引诱奸豪滋事的人，驱使他们为己所用。那么就会使权力利益全部归于洋人，而中国无法自立。古书上说：上天降生这些百姓，是要让先觉悟的人启发后觉悟的人。先知先觉的责任，必然由朝廷大臣来承担。因此政教清明，那么士大夫的议论自然平息。也在于朝廷决断施行罢了。至于国家根本大计，考量现在的时候，估计现在的力量，有难以一一实行的。但重要紧要的有几方面。不关乎根本大计，但却是各项政令所从出的基础。不先致力于此，即使有好的法令和美好的意图，每天想着建功，也终究归于没有办法。一是禁止鸦片烟。原来自雍正时期就开始禁止鸦片烟了。它起初只是作为药品供用。依靠政教修明，官吏奉公守法，民间没有敢吸食的。到道光年间，这种风气才开始炽盛。我小时候，还没听说过此事。那时物产丰饶，家家富足，百姓守法非常谨慎。等到后来鸦片烟的危害兴起，世风日渐变化，水旱灾害、盗贼蜂起，相继出现。即使今日洋祸之剧烈，实际上也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村的贼首，也是因为海防遣散的勇丁，啸聚山谷，逐渐酿成大乱。所以这个鸦片烟不仅残害民生，耗竭财力，实际上也是导致祸乱的根源。洋人至今还引为大错。中国人反而习惯了并安之若素。我个人认为，鸦片烟的祸害不除去，各项事情都无可作为。而寻求禁止的方法，有极其简单容易施行的。办法是先官后民，先士绅后百姓。一采用劝导的方法，用刑罚来辅助其穷尽之处。使用刑罚也仅仅是触动他们的廉耻之心，而激励他们自立。宽限二十年的期限，一定可以保证不发生（吸食）。他们的通商专门致力于富民，所征收的税只有茶酒和烟，几种而已。其余都没有税。每年统计商人的盈利，估计他们所获的利润，大约抽取八十分之一。住房器物，按租金收税，大致如同中国的户税。年收入三百英镑以下的，不征税。他们所得的宝星及其他勋章，刻在使用的器具上，要征税。养狗以上，要征税，这些都出自常税之外。国家制度规定的收入，全部取自地税。他们致力于土地生产力的程度到了极点。往日看到陈文恭公巡抚陕西、河南时，专心致力于农业。兴修水利，灌溉田地。在湖南教导百姓耕种，各种方法都具备。可以称得上是懂得根本之计的人。江浙经过战乱后，到现在十二三年了，荒芜的田地，未开垦的仍然很多。百姓害怕疏通开垦的勤劳，而吝惜自己的力气。州县苦于地亩奏销的负担，而隐瞒了这些田地的名额。荒废的就听任它荒芜，开垦的也相互隐匿。这也应该是户部所应经营，督抚所应劝导的。这又是一件事。
一是喀什噶尔地区应该割让给雅库布（阿古柏）。古代氐羌多次在酒泉反叛，光武帝仍然保留他们的君长，赐给印绶。吐谷浑迁徙到浩门河，郭元振请求就在其地设置边镇，因为那里靠近要地。采取羁縻政策，没有什么可惜的。至于汉朝建立校尉，唐朝设置都护，远的或万里，近的或数千里，投降的胡人杂虏，趁机反叛或继承封爵，成为惯例，不值得比拟。只有喀什噶尔这个地方，靠近安集延，其形势无法筑起葱岭作为长城来遮断遏制。浩罕各部，被俄罗斯吞并，回部的残余民众，趁着喀什噶尔的动乱，袭占了那个地方，仍然畏惧中国的威势，而想托身成为附庸。去年，威妥玛代为请求。我认为应当顺从其心，与他们盟誓，命令他们归还各城。只要有一位镇守乌鲁木齐的大臣，信义威望足以使他们信服，可以保证百年无事。如果只依靠兵力攻取，旷日持久，耗费无休止。侥幸战胜，而回部残余民众，必然投奔俄罗斯，来寻求依附。那样就会引发战事，终年骚动，白白让俄国人乘机坐享其利，而中国承受其弊害。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善后。治理国家的人务必筹划久远。主掌军事的人只求进攻。因此放弃土地的议论，不能从将帅那里提出。只能依靠朝廷权衡缓急轻重，根据既定方略来宣示机宜，然后将帅的威权才能施展，而朝廷的恩德才能深入远方人的内心，使他们俯首听命。所以我认为威妥玛的代为请求，实在是不可错过的机会，这又是一件事。
一是伊犁这座城，应该与俄国人订立条约，以保持长久。英国和俄国，势力足以相互抗衡，而英国人致力于开拓土地以兴办事业，俄国人致力于袭取土地以扩张疆域。无端乘乱袭占伊犁，他们的意图在于掠夺土地而已。我估计新疆事务平定后，命令俄国人交还伊犁城，必然还多有麻烦的议论。西洋公法，没有乘乱占据别国土地的惯例。势必会要求军费，要求用钱赎取。但没有巨款，足够满足他们的欲望，知道他们必然不会答应。所以不如反过来做。不要求他们减价赎买给我们，而是要求他们按照所定的赎价交易卖给他们。比如日本对库页岛这个荒岛，尚且想全部占据，必然不肯轻易退还伊犁是明摆着的。与其含糊拖延，引发战事，不如明确订立条约，划分疆界，可以保证几十年的安宁。万不得已，收回黑龙江以西的土地，与他们交换，也还有名义可依。这又是一件事。
一是停止各省的厘金（商业税）。我对厘金筹饷，知道得很清楚，推行也很尽力。湖南开办厘金，确实是我一力赞成的。在广东时陈述厘金情况，援引古代事例证明现今，自认为能掌握其关键。然而，凡是厘金，是为了筹措军饷。本来不是国家的正式制度。军事结束十多年了，至今不商议停止。这就不合体统了。况且制度久了弊端就会产生。各省本来没有急需，相互视为闲款，不太在意。因此办理时间越长，收的数额越少。突然有军务，筹划粮饷，沿袭旧章，习以为常，将更加无处着力。这是两败俱伤的办法。前年因为云南马嘉理案商议停止租界厘金，这是专门为洋人免除厘金，这与把鱼赶到深渊、把鸟雀赶到树林有什么区别。不仅失去民心商情，而且伤害国体实在太严重。我认为应该及时停止各省厘金。租界免厘这一条，自然应当删除。并且与他们立约，为了某事筹措军饷，不在此例。而像福建的茶，浙江的丝，以及所有物产出产在当地，应征收土税，以备地方之用，不与厘金一同免除。这些都可以依据道理来争取。旧时茶税，每箱八两。五口通商后，骤减到二两五钱。我曾与总税务司赫德说过。他的意思也认为：像这样各省自己拥有的利益，还可以想办法另行商议，没有连同土税也不准缴纳的道理。中国自己拥有的利益，操纵权应该出自朝廷。我对此事心里非常不安。这又是一件事。
我奉命出使海外，凡是中外交涉事件，稍微有所见闻，按例可以上报。我想陈奏已经很久了。只是想到在京师蒙受口头毁谤，置身天地间，几乎无处容身。朝廷也难免采纳他人言论，加之于我微贱的简册。又刚出洋，多次见到参劾的案牍，更不敢有所陈奏议论，自取罪过。唯独想到中堂是国家重臣，朝廷内外的得失、利弊所关，应该劳您深思。我的一点陈述，斟酌时势，大略举其切要者，措施得当，实行起来又极其简单容易。并非只是说些高远难行的话，以自快于议论。往日与宝鋆谈论当今洋务，中堂能做到宏大，丁日昌能做到精细，沈葆桢能做到务实。其余在位的各位，竟然没有懂得的。宝鋆笑着说我能做到既精细又宏大。我回答说：岂止不敢奢望精细宏大，生平学问都在虚处，没有务实的功夫。距离沈葆桢还差得远。虽然如此，考证古代，察知现今，知道其大要。由汉唐往上推到夏商周三代，治理国家、怀柔远方之策略，与今日所以异同互补、相互适宜之处，我独自有所深知。我认为南宋以来，这个道理在天下断绝了七百多年。这是唯独我自己相信，而不敢多让的地方。希望中堂采纳并向朝廷陈奏，推行开来。这样对国家的补益一定很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