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文学史的主体性和整体性

1992年，26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陈引驰发表论文《对文学史及其与作品个体关系的思考》，开宗明义提出：“很有必要对‘文学史’本身作一反省，虽然反省并不能保证彻底的澄清，但总比沿袭混乱要好。”又在结尾呼吁：“文学史，我们不妨更多地作为一种文学历史演变的脉络来把握，它是更为学理化的、抽象的；而作为另一个学术活动的领域，对作品的理解诠释，不妨更重在它的完整、活泼的经验性，是更为艺术性的、具体性的。在文学史的线索里，我们理性地把握了文学历史演变的骨干，而在具体作品中，我们感性地体验了文学内在的魅力和价值。”三十多年过去，昔日的陈同学早已成长为誉满天下的陈教授，已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讲授了30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并于2024年岁末出版了图文并茂的《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顾名思义，这部文学史新著贯彻并深化了他早年的中国文学史观，“澄清”了许多混乱的概念和知识，在古今贯通、中西比较的宽广视野中勾勒出从古代到近现代“文学历史演变的脉络”，既有感性的作品体验，也有理性的史学建构，融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于一炉，一新读者耳目。

一

古代的写作者并不知晓“文学史”是何方神圣，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文学史”是现代性的产物，中国人自己编纂“中国文学史”也是西学东渐的一个产物。多年来，学界机械套用西方现代“纯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以审美价值为核心，重形象、重抒情，写出来的文学史往往是“纯文学”在中国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文学的历史，不符合现代“纯文学”标准的议论性、实用性、礼仪性、娱乐性文体和文本长期被排除在文学史范围之外。其实，文学和文明不一样，文学的普遍性、世界性固然重要，但文学的民族性也不容忽视，有时甚至是第一位的。王水照先生在《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中指出，中国传统“杂文学”观念“是我们应予充分重视并加以深入阐释的民族特点”，而20世纪初以来，传统“杂文学”观念被“纯文学”观念所代替，“无法真正把握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点，满足中国文学史主体性的追求”，“中国文学史应该描述出‘文学’从其他文类中剥离、分疏的轨迹”。王利器《文学古训辨证》一文梳理从孔子时代到建安时期，“文学”含义历经文献、经学、学经书之人、文章经籍、文士诸种变化，在这方面早著先鞭。陈引驰教授翻过一层，在书中“导论”部分对“文学”“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学史”等基础、核心概念进行了精到辨析。

作者讲述了从《论语》到《世说新语》中“文学”意蕴的变化，说明从《世说新语》的时代开始，“文学”一词才具备今天的含义；又通过赋、诗、文章、小说等文学体类的历史地位升降，表明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有所不同，每个时代有各自的核心文类，“文学”这一概念本身有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推论，文学“是人类文化历史选择的结果”，“文学史形成今天的面貌，实际上是基于一定立场选择的结果，关注的是能够感动后人的作品，既可能是情感上的感动，也可能是精神思想上的感动。真正的经典，就是这种有持续的感发力和生命力的作品”。至此可见，作者的文学观念与对文学的历时性研究相适应，呈现出一种历时性的动态结构和读者接受视角。

那么，何谓“中国文学”？“导论”在中西文学传统比较的视野中，从两大方面进行介绍。就文字形式而言，中国文学乃用汉字写成，汉字一字一音一义、单字成词、一字多义，书面表达长期言（口语）、文（书面语）分离；就内容旨趣而言，中国文学主流是面向现实人生，注重表达现实的经验，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学具有显著的伦理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故此，中国文学最高的审美理想是尽善尽美、美善兼备，循此标准，大部分人认为杜甫是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这些大判断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文学”的对象、范围和历史变迁有着根源性、基础性和本体性的作用，前引王水照先生一文就认为：“汉文字、汉语言、汉文体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学民族特色的三个因素，可为今后的文学史书写提供开拓创新的巨大空间。”

然而，仅将过去的文学文本连在一起，未必就能构成文学史。众所周知，文学活动包括作品、作者、世界、读者四要素。“导论”认同主流意见，将作品视为文学史所要处理的中心问题。但又指出，“文学史”首先是一种“叙述”，“文学史是要建立一种内在联系性”，把众多文学作品以及与文学相关的活动、事件连缀成一个序列，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意义、可阐释的关系，“其中包含主体的判断、主体的意识”。陈教授突出了文学史编纂的主体性、结构性和阐释性，文学史因此成为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阐释学问题。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主张：“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文脉的演进》要叙述的文学史就是这样一种效果历史，既包括历史上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叙述者与历史对象之间的理解和解释关系。

“导论”对于文学、中国文学、文学史这些核心概念的考镜源流和深入辨析，正本清源，为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史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在同类著作中并不多见，独具自家面目，故特为述论如上。

二

随后，该书勾勒了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在时空中的变迁线索，数千年文学的演化脉络于此清晰可见。

文学史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历史分期，包括长远时间跨度的文学时代（epoch）和较短时段的文学时期（period）。作者在多个章节里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之说，将中国文学的古今变迁史划分为三个“轴心时代”：先秦时代、唐宋之际、近现代之际。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拉索尔克斯最早提及“轴心时代”的概念，汉学家施特劳斯在翻译、注释老子《道德经》时讨论了这个概念，到20世纪中期，雅斯贝尔斯发扬他们的思想，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明确提出并论证了轴心时代，认为世界的轴心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亦即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人类的精神生产进程构成一个轴心，这一时段就是“轴心时代”，中国的孔子、老子和诸子百家，印度的奥义书和佛陀，西亚和巴勒斯坦的先知们，古希腊的哲学家和诗人，都在该时段出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使人的存在整体上实现了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历史参照框架，无论人们今天生活在哪里，都会受到这个轴心时代所形成的意识结构的影响。

作者认为，历代文人常常回溯他们自己所认同的精神源头，重新思考文学的核心问题和价值，那些被一再回溯的时代即可认为是中国文学的轴心时代。先秦时代形成的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后世所有文士的精神传统，没有一个传统文人不接受这种影响，其时的诗骚传统和“宗经”观念也延续至今；唐宋之际，诗、赋、文转型，唐宋诗之争、唐宋古文凝聚成一个新传统，各体俗文学逐渐兴起，终至与雅文学分庭抗礼；近现代之际，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前后，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学成为错综交合的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一部分，远非诗骚传统或唐宋之争等议题可以涵括。通行的文学史分期按朝代划分，自有其道理，但对于把握中国文学整个发展历程来说尚嫌不足，文学生产和政治、经济变化既不同步，也不平衡，这种分期不符合文学演变的实际过程，忽视文学体式自身的发展规律，过于僵化，使文学史变成了政治“断代史”。“中国文学史的三个轴心时代”高度概括了古今文脉的演进历程，揭示出每个大时代里文学活动的突破性进展、转折性意义和奠基性作用，也让学生易于记忆。在近现代文学的巨大变折中回观古代文学，尤具启发意义。李杨教授《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就发问：没有“现代文学”，何来“古代文学”？ 确实，只有引入现代文学的视点，古代文学的历史面貌、进程和地位才看得更清楚。三大轴心时代之说切合“历史的实在”，也在宏通的视野中阐释了“历史理解的实在”，是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照，独具远见卓识。

与时间同样重要的还有空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倡议，编著文学史，若“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则其间必有启发”。《文脉的演进》在对文学史进行时间线性探索的同时，也在勾画文学空间和地理的变化，名之曰“文学活动场域”。

作者从南北文学离合、地域文学兴衰和文学中心转移三个角度俯瞰中国文学空间展开的大势。从大视野看，中国文学史在空间维度上可划为两大阶段：中唐以前，文学中心和政治中心重合同一；中唐以后，文学中心与政治中心相对分离而趋向多元化。具体而言，从《诗经》到汉赋乃至乐府歌诗，皆可谓“宫廷文学”，其间的文学活动几乎都围绕着宫廷进行；初盛唐之际，随着贵族社会逐渐向平民社会转变，文学活动的场域从宫廷扩大到都城，中唐以后，地域文学兴盛起来；近现代，文学场域逐渐从中心向边缘发展，许多重要的文学活动甚至在域外发生，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发生发展有很多域外的起源。古人也讲南北、讲地域，但很强烈的目的是为了立门户、分高下。该书讲文学场域，目的不在于此，而是要廓清文学发生、发展、转变过程中实际的活动场域和流布情况，以及文学地域特点的复杂性。读罢全书，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学最初从北方、南方的有限区域发生，从宫廷向都城展开，逐渐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多元系统，最终向世界敞开，进入“世界文学”的时代。这份文学绘图弥补了以往文学史研究对空间关注的不足，揭示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多元化和开放性，也表明文学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内在动力。

黄庭坚《答王子飞书》云：“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历史研究也当如此。《文脉的演进》通过时段分期、场域分布，勾勒出中国文学的时空变迁，描画出中国文学史的坐标系，从而让读者知其脉络、明其走向，对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也有真切直观的感受。

三

至于知识的准确、细节的丰富、讲述的趣味和最新的国内外学术前沿信息，书中随处可见，不待赘述。由于教学课时的限制，该书先唐部分可称周详，唐以后则聚焦于唐宋文学新典范的创立及承传、近现代文学转型的多元图景。不过，作者将中国文学作为整体对待，关注文学体类从韵文到散文、从诗歌到小说、从雅文学到俗文学的重大变化，观察每个时代核心文类的迁移，强调早期文学脱离音乐之后对文字表现的追求，以作品为中心，编织成一个包蕴文本、作者、文学事件和读者接受在内的中国文学网络，在一个动态的时空坐标系中呈现中国文脉的演进。作者运用总分结构、辩证思维和综合分析，既兼顾到文学史各项因素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也强调其中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从而把握了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性和复杂性。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绝不滥用教师权力去强迫或诱使学生奉己说为真理。相反，他反复告诫大家，对文学史中所谓“客观知识”“客观历史”要有怀疑精神、反思意识和批判思维，而且多次吐露自己治学中的困惑，某些问题自己也“不太有把握”。职是之故，该书既是结构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解构主义的。这种“随说随扫”的言说方式充满禅宗智慧，提醒人们切莫寻言逐字、盲信定说，也表明中国文学史的阐释和重写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方案。

要之，《文脉的演进》是一部改变以往知识框架和叙述形态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以四十万字和百余幅图，涵盖从先秦神话到现代文学的文学活动，中华数千年文脉演变大势尽收眼底。陈引驰教授在古今贯通、中西比较的参照系中建立起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的内在联系，重构中国文学史的主体性和整体性，讲授通透、见识新颖而又富于趣味，对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均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