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另一种形式

越来越难界定王尧教授的身份了。在专业圈子里处久了，认知就定型了，特别是认知方式就定型了。比如，我看王尧教授的文学创作，一直带着偏见——他是学者教授而写小说和散文，我不太直截了当地认他为作家，不管是小说家还是散文家。好像一个人只能从事一种专业才是正经的。我们总想确证一个人的本业，其他都是业余。那么，如果我们说王尧因为本业是批评家学者，他因此就是一个业余作家，显然很令人不快，几乎就是出于小人之心的嫉妒乃至污蔑。在我看来，王尧之为作家，既非学术本业外的业余，像玩玩票之类，也非创作水平堪忧以至于只是业余。他本就是一个一直活跃在线的具有多重专业身份的学者、批评家、作家，还是一位文化活动家。在专业贡献上，王尧堪称厚积薄发，这倒是人文学者的常态，难得的是，王尧教授的贡献跨领域到了多个方面，这是很少有人可比的。

教授写小说的不乏其人，被作家批评家都相对认可高评的却不多见。近年间成就斐然、相当突出的教授小说家倒是正有几位，比如我们的前辈学者、武汉的於可训教授的作家身份早已人所共知，杭州的专治古典学问的肖瑞峰（笔名晓风）教授，几乎多年来一直就是著名的小说家。同辈朋友中，王尧该是其中极少数的翘楚。还有本栏目去年做过专辑的张柠教授，在产量和质量上都不遑让人。比起小说创作，散文更可视为王尧教授的本业。我都怀疑王尧的散文写作历史该和他的学术生涯同样长久了吧。而且我的记忆中，王尧最早也是治理散文的年轻学者。可见他一直就是一位将创作与研究融为一体的文学者。也许他因此会格外欣赏年轻的后辈房伟——同是苏州大学的教授，同样是创作与研究兼擅的文学者。

王尧最新的小说、最有名的小说、也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是《民谣》。这几年有几部作品的出版和评论，可以说是构成了现象级事件。如李洱《应物兄》的热度在发表出版后迄今持续了三四年不减，每年依旧评论不断，吸引着批评家的聚焦关注，证明了这部作品的阐释可能和开拓空间之广阔。而《应物兄》评论现象本身也就已经足以成为一种个案现象了。出版时间稍后的另两部作品，《北纬四十度》和《民谣》，目前看，已经霸住了2021-2022年前后的绝大部分年度榜单或推荐书目，而且采用了全媒体传播形式，网络传播尤其热烈。相比之下，《民谣》的优势又表现为，因为作者同时还先后出版了其他系列作品，一时形成了关联性的热点链，以互相带动的叠加效应达成了梯度连续传播的推广态势，足以成为出版市场策划的畅销案例示范。但这一切外在的成功并不是作品成功的主要表现，或者说作品的特色支持着所有的策划都有了成功的可能性。《民谣》的成功特色原因何在？我不谈图书市场的因素，谈的是小说的生产机制特点，文学创作的内在机制原因。我想有这样一个特点是其他作家作品所没有的，那就是作者的学术研究声誉和长期的多文体写作，真正成为了小说成功的主要加持因素。

为什么其他学者写作出版了小说，不能、难以构成一个热点话题，而偏偏就是王尧教授才行？我看到的主要原因就是，王尧教授的所有写作都构成了一个个人的文学共同体、个人的文学世界。这是一个个人辨识度极高、而且越来越丰富的文学共同体和文学世界。其中不仅有多文体写作，有理论和创作的互动，有思辨和感性的融汇表达，更有对于学术前沿和社会现实的深度关注和切身投入，有引领性的创见和践行的示范，有对于学术和文学活动的热诚和贡献。在王尧的文学和学术生涯中，我们依稀看到了民国时代文学者那种一身多职、全方位从事文化事业和社会活动的大家风范，鲁迅、巴金……莫不如此。学院色彩极为鲜明的如钱钟书，他的写作面向之宽广，也是后世写作者很难比较和企及的。并非生活所迫，并没有强制。这是一种自觉的志业和事业，或者说就是一种人生的认知觉悟和价值观的本然。王尧正走在了这样一条道路上。所以，你不要以为他的小说写作是学者转型创作，不是的，任何文体在他都是文学和学术本业、本色的写作。你会认为钱钟书、沈从文、周作人等的各体写作是不断的、连续性的转型吗？毋宁说，大学者、大作家的多文体写作或不同时期的多文体写作，本就是一种普遍性的常态，中外莫不如此。后人和旁观的评论，即便自己做不到，也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不该再带着自己的专业局限、固定认知的偏狭视野来看待、评价一个超出凡俗的杰出创作者，不管是在什么领域、又跨越了多少领域，否则你就会拉低了你所看到但无法理解的对象的高度和境界。

稍微再具体一点来说，正因为王尧的写作具有个人文学共同体的实际内涵动能，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写作的相互关联性，这是一种自觉的关联，并非出于评论者的逻辑推演。我不能说他的《民谣》就是他的小说观念和批评理论的创作实践版，而应该说他的小说创作和小说观念、批评理论都是他的文学世界的一部分、互相共同相合组成的部分。难道说《民谣》就是他倡导的“小说革命”、文体无界的结果？或者反之，“小说革命”之类是《民谣》创作后的灵感或理论生成的源头？我以为这对王尧都有点儿片面、狭隘的理解了。我反复说，他的文学世界是一个互动关联、相互生成而非单线因果链的催生、进化或扩张的关系世界。常识上看，这本是人文世界的体系构成的常态。但对于王尧而言，他首先必须以巨大的自信和毅力，克服和冲破使他陷身其中几十年的体制缠绕，以及这种缠绕对于思想的束缚、评价的压制、世俗的眼光。由此，幸运的话，他才能成为自己想象中的人。如我们现在所见，一个开拓新局、引领新风的革命性文学实践者，一个多才多艺、无体所限的杰出文学写作者，一个具备领袖气象、豁达包容的跨域文学组织者。一言以蔽之，我所看到的王尧教授堪称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冲破体制缠绕和习惯惰性的当代文学“异数”。换言之，王尧的意义不仅在他的每一项成就和贡献，更主要的是他所代表的一种文学形象和写作人格。他把一种个人世界的创造性和圆满性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说到底，这不就是伟大文学和人文精神的世界吗？

王尧教授是我的同龄人。当我们都不同程度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打转的时候，他以一己之力成就了一个丰满的文学世界。多少年前，文学批评界有了一种声音、也开始了相应的努力，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创作究竟是哪些？如何在经典文学的传统中评价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我们的朋友吴义勤教授和王尧教授本人，也是这一潮流的主要发起者。为此他们都曾在刊物上主持过这类栏目。在我们大致同龄的批评家中，近年间张学昕教授等仍在刊物上主持展开着有关“当代文学经典”的再评价活动，何平教授主持了“重勘现象级文本”专栏。到如今我好像突然间发现了同行们的一个欠缺，也许只是一种“身在庐山中”的自谦。如果说当代文学有经典的话，这个经典一定应该包括文学批评和批评家。我不记得究竟有没有过评价当代文学批评的经典活动？文学批评不能自外于当代文学，当然也不能自闭于当代文学经典门外。当我们谈论到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和历史贡献时，我们应该确立批评和批评家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人物。我们不吝于美言文学创作，实际上文学批评往往走在了创作和时间的前面。但是，理论和理念往往并不能被人及时理解。而且，人们大多还不能习惯对于批评的角色评价——以为批评只能是单向的评价者。那么，谁来批评和审视批评和批评家呢？恐怕主要还只能是批评家。

在我的目光所及中，即便王尧不是最早的文学批评经典代表，一定也是最有资格成为文学批评经典人物中的一位。他的文学写作已经创下了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经典案例。我个人也必须向王尧教授致敬，感谢他为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所创造和贡献的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