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潭背的笛声
——读周耕妥《港珠澳大桥的“乌中”骄傲》有感
杨斌旺
7月3日，我读到了耕妥的文章。
窗外的蝉鸣正盛，五十年前的夏天也是这样，乌溪江的风从记忆深处吹来，带着少年时光的温度。我一字一句地读下去，读到胡向东三个字的时候，眼前浮现的不是港珠澳大桥的宏伟画面，而是一个俊秀少年手持竹笛的模样。
耕妥说他是“乌中骄傲”，说他是“管幕冻结法”的创始人之一，说他把生命最后的时光献给了拱北隧道，说他的成果刻进了世纪工程的丰碑。这些我都知道，又似乎都不知道。因为在我心里，他永远是那个在文艺班里吹《空山鸟语》的少年，温文尔雅，眼神清澈，笛声穿过了半个世纪，到今天还在我耳边回响。
我们是上下一届的乌溪江中学高中校友，又因为文艺班而成为同学。那时的文艺班，是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是乐队指挥，向东是首席笛子演奏，耕妥是编剧。三个少年的缘分，被艺术和梦想编织在一起，持续了一年多。那一年多里，我们排练过多少曲子，我已记不清了，但向东吹笛的样子，却清晰如昨日。他吹《空山鸟语》的时候，整个教室都安静下来，那些跳跃的音符仿佛真的化作了山间的鸟儿，在我们头顶盘旋。那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心里有一座山，山里有清泉，有鸟鸣，有我们乌溪江人共有的灵性。
他的老家在龙潭背，和我的老家隔了一条乌溪江。我常去他家，那是一座坐南朝北的山庄四合院式老宅，黄瓦土墙，庭院深深。站在他家门口，能看到远处的山峦起伏，近处的江水蜿蜒。最让我忘不了的，是他家右边那根用毛竹接过来的山泉水，清冽甘甜。我每次去都要俯身喝上几口，水从喉咙滑下去的时候，仿佛整个人都被山野的灵气洗涤了。那时我暗暗想，这龙潭背上，确实是风水宝地。
后来我知道他舅舅是浙江工业大学的老师，心里好生羡慕。对于一个库区少年来说，大学是一个遥远而神圣的存在。他舅舅的存在，像是龙潭背的另一眼泉水，给这个家族注入了求知的血脉。我不确定向东后来走上学术之路是否与此有关，但我相信，一个人的志向，往往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悄然生长的。
他是我们那一届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消息传来的那天，整个乌溪江都沸腾了。我为他高兴的同时，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那是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原来可以这样具体。但我更多的是骄傲，为有一个这样的同学而骄傲。后来他越走越远，从淮南到北京再到莫斯科，从矿井建设到地下工程再到隧道工程，他的人生轨迹像一条不断延伸的射线，从乌溪江出发，最终抵达了港珠澳大桥。
耕妥的文章让我重新认识了他。那些年我并不知道，他在远方做着什么样的事业。我只知道他考上了大学，后来当了教授，再后来听说他在同济大学带博士生。我以为这就是他的全部了，一个从大山走出去的学者，中规中矩，顺理成章。可是耕妥告诉我，他在被查出疾病之后，揣着病历默默走开，因为手头有两门课要上完，有三位研究生要答辩，有港珠澳大桥的冻结效果要他签字。他的主治医生急了，骂他：“工程再重要，有你的命重要吗？”他还是撑到了6月底才去医院。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久久说不出话。窗外的蝉鸣一声接一声，像是某种绵延不绝的追问。我在想，一个人要有多大的信念，才能把自己的生命排在事业之后？他难道不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可他更知道，港珠澳大桥是多少人的心血，拱北隧道那道255米的暗挖段，是前所未有、国内外尚无先例的难题，他摸索出来的“管幕冻结法”——用36根直径1.62米的钢管围成七层楼高的椭圆形冰桶——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由他来守最后一关。
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不失其所”。耕妥用这四个字概括向东的求学和求职生涯，说他人生的每一步都没有偏离过自己的方向。从煤矿技术员到大学讲师再到博士生导师，从矿井建设到地下工程再到人工地层冻结技术，他始终在那条轨道上，不急不躁，不偏不倚。这种定力，这种专注，这种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沉静，让我想起他家门口那眼用毛竹接过来的山泉水——它只管向前流淌，不问归途，却最终汇入了大海。
我更理解了什么是“光而不耀”。耕妥文中反复提到这四个字，说向东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部级一等奖三项，乃至被收录进《弘扬科学精神——走进100位科技工作者》，可在他的家乡浙西大地却鲜为人知。他像乌溪江的水，静水流深；像龙潭背的山，默然而永恒。我曾以为“光而不耀”是一种低调，现在才明白，那是一种浑然不觉的充实。一个真正被使命充满的人，不需要外界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习近平总书记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病中的向东说了一句：“我高兴！终于放心了。”不久后，他就走了。走之前，他看到了自己为之耗尽心血的事业终于开花结果，看到了那座跨越伶仃洋的大桥在南海之滨巍然矗立，看到了他的“管幕冻结法”安全地守护着那道人类工程史上最难的隧道。他走得匆忙，却走得心安。
我想起他在文艺班里吹《空山鸟语》的神情。那时他不过十六七岁，眉目清秀，指节修长，笛声从他的唇边流出，仿佛整个乌溪江的山林都在应和。现在我明白了，他那时的笛声里就有一种东西，一种沉静的力量，一种不被喧嚣扰乱的定力。那种东西，后来被他带到了地下工程的幽暗空间里，带到了港珠澳大桥的冰桶围护里，带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耕妥是编剧和知名记者，他懂得怎样讲述一个人的人生。他笔下的向东，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有爱国的热忱，有拼搏的刚毅，有科学的严谨，也有深藏不露的柔情。他的爱人说，那几年他专门备着一个旅行包，简单的衣服、洗漱用品常备在包里，一来电话，无论日夜，拎着包离家就到工地去了，常常是下了课就去赶飞机，夜里两三点悄悄进门，躺一会儿又去学校上课。这就是向东，一个把全部生命都交托给了大地的人。
可是我知道，在那坚硬的专业外壳之下，藏着一个曾经在乌溪江畔吹笛的少年。那座横跨伶仃洋的大桥里，在那复杂的力学计算和冻土控制之外，有龙潭背的山风，有乌溪江的水声，有他俯身喝过的那眼竹管泉水的清甜。一个人走得再远，故乡都在他的骨骼里。向东的所有成就，都是从乌溪江出发的；他所有的不失其所，都是对那片山水最深情的回望。
我读完耕妥的文章，窗外已是傍晚。五十年前，我们三个少年在乌溪江中学的文艺班里，排练着属于我们的青春。耕妥写剧本，向东吹笛子，我挥舞着指挥棒。那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知道向东将要去往远方，不知道他的生命会在花甲之年戛然而止，不知道他的名字将会刻进共和国的丰碑。我们只知道乌溪江的水在流，夏天的蝉在叫，少年的梦想在拔节生长。
而现在，向东不在了。可是他并没有走远。他活着的时候，他的技术在拱北隧道的冰桶里；他走了以后，他的生命融入了那座跨越伶仃洋的大桥。港珠澳大桥通车的那一刻，奔腾的车流从他创造的空间穿过，海风吹过他设计的结构，涛声回荡着他计算过的频率。他还在那里，像乌溪江的水一样，静静地流着，流成另一种永恒。
耕妥在文章最后写道：“他的生命与精神，已然融入港珠澳大桥等超级工程的丰碑之中，并将在人类改造自然、谋求和谐的伟大征程中，不断延续、延伸。”这句话写得真好。一个人真正的永恒，不在碑上，而在他所创造的、将继续服务于人类的事物之中。向东做到了这一点。他以短暂而璀璨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叫活着。
我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突然有一种冲动。我想去龙潭背看看，想再走一走当年走过的路，想再喝一口他家门口那根毛竹接过来的山泉水。也许当清水滑过喉咙的那一刻，我又能听见少年向东在吹《空山鸟语》。
这一次，那笛声不再只是山间的清音，而是跨越伶仃洋的长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