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丰
老屋的堂屋角落里,还立着母亲那套嫁妆:搪瓷脸盆和木盆架,两只木箱,一口衣柜,一张方桌配四条长凳,再往里,是一张矮脚书桌。四十多年了,屋里的物件添了换、换了丢,只有这一套,一件不少地留在原处。木头磕出了坑,瓷釉掉了色,铜拉手被摸得发亮。旧是旧了,却没有一件散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雪峰山下的村子,嫁女嫁得薄。一床新棉被,两身换洗衣裳,一只木箱,就算体面。谁家陪得起一整套实木家具,是要传遍四乡的。嫁妆进门那天,抬过村口,一路有人站在门槛上看。
外公外婆心疼女儿,家里并不宽裕,外公是木匠,把能凑的木料凑齐,打了一整套。山里的木头,锯开、晾透、刨光,榫头咬进榫眼,不用一颗钉子。没有一朵雕花,没有一道漆亮得晃眼,胜在结实耐用。那辈人认一个理:日子长,东西得经得住。
搪瓷脸盆白底,当中一朵红牡丹,花心里压着双喜,是那年月最时兴的样子。母亲待它精细,洗脸后总要拿布沿盆沿抹一圈,倒扣在架子上晾着,怕盆底积了水。冬天她先用热水烫盆,手背贴在盆壁上试温,试准了才喊我。盆摔过几回,沿口留下几处缺口,釉皮一片片剥落,红牡丹褪成了浅浅的粉。木质盆架色泽暗沉,扶手的边角被摩挲得圆滑,层板上常年搁着毛巾、香皂,皂身泡得软塌塌的,早没了棱角。
两只实木箱子是这套嫁妆里最沉的。硬木打的,四角包着铁皮加固,箱盖合上时“咚”一声闷响,压得住。平日里,母亲用木箱收纳布料新衣、换季被褥。梅雨天一到,潮气顺着墙根往上爬,她隔两天就把箱子挪到廊下透风,出了太阳再搬出去晒,晒完一件件叠回去。木箱内独有的木香、棉织物的气息,混杂阳光的味道,是我童年最安心的记忆。
衣柜是整套嫁妆里体积最大的家具,立在墙边,比我还高。柜门简约素净,正中一枚铁扣拉手,几十年开开合合,被摸得亮堂堂的。上层压被褥,下层挂衣裳,一家人四季的冷暖都在里面。年少时,我总爱扒着衣柜看母亲翻找衣物,她把衣裳一件件拎出来,抖开,比一比长短,再叠回去。柜门合上,“叮”的一声,很轻,我却记得清清楚楚。
一张方桌,四条长凳,撑起了家里数十年的三餐烟火。桌面厚,划痕一道压着一道,桌角磨圆了,靠里那面还有我小时候拿小刀刻的几道歪痕。清早是粥和咸菜,冬天是一锅热汤,逢年过节才见荤。农忙回来,父母坐在桌边歇气,呷一碗凉茶,一句话不说;亲戚来了,四条长凳坐得满满当当。一桌一凳,装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
诸多嫁妆之中,我最偏爱那张旧书桌。那年月乡下重男轻女,女孩子念书,能念到小学毕业就算不错,能有一张自己的书桌,是稀罕事。外公偏偏给女儿添了这一张。桌子不高,桌面窄,抽屉里有一圈墨水瓶底压出的圆痕。少女时代的母亲,曾在书桌上看书写信;自我记事起,这张书桌便成了我的专属学习之地。
夜里点煤油灯,灯芯剪得短短的,火苗一跳一跳。母亲坐在一旁缝补针线,我趴在桌上书写作业。针线起落的细碎声响,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在屋里来回。灯烟把桌面上方的墙熏出一小块黑,那点黑一直没擦过。那声音、那点黑,我到现在都记得。
时代日新月异,新式家具层出不穷,轻便美观的成品家具早已普及千家万户。身边不少熟人陆续换掉老旧家具,也有人劝母亲:这套旧家具笨重占地方,不如直接换掉。母亲从不辩解,只是把柜门再擦一遍,把拉手再抹一遍。有一年翻修屋子,我提议把书桌挪个地方,她摆摆手,说就放在原处。
我渐渐读懂母亲的执念。器物本身不值钱,值钱的是它替人记着事。于外人而言,这只是一堆过时的旧木头;于母亲而言,这些老木头上留着外公外婆的心意,留着她从一个姑娘变成妻子、变成母亲的年月,谁也替不了。
近年回去,我总要去老屋看一眼。推开门,一股旧木头混着潮气的味道扑面而来。一屋子的光从瓦缝里漏下来,正落在书桌上,木纹被照得一道一道,清清楚楚。我拉了一下衣柜的拉手——“叮”,还是那么轻。四十多年了,这一声没变过;拉手被摸得亮堂堂的,握上去,像是还留着一点手温。
【作者简介】刘丰,湖南省洞口县人。洞口县作家协会会员,江西作家网签约诗人。作品散见于《雪峰文艺》《邵东作家》《邵阳诗词》《诗人诗刊》《法治日报》、江西作家网、中国散文网、中国诗歌网、中国作家网等。 现为广东卓建(光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高级合伙人,河源仲裁委员会仲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