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成为洞烛历史的那束光
近读陈歆耕的长篇历史非虚构作品《蔡京沉浮》，深感“大文科”的视域是突破学术研究过度精细化、壁垒化的有效途径。陈歆耕近年来致力于历史非虚构创作，《蔡京沉浮》是他继《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何谈风雅》后的第三部史传作品。当历史被用文学的视角、方法和手段来述说的时候，一种丰富立体的深度由此展现。关于本书在史学上的认真严谨，已有多人评论。它引起我强烈兴趣与思考的地方在于，文学的视角、方法与手段，如何成为了洞烛历史的那束强光。
这是一部以蔡京生平为线索，牵起北宋文坛以及政治生态的全景式历史评传。全书的基坯自然是以《史记》“列传”的写法，通过蔡京的四起四伏，起底北宋从神宗到哲宗再到徽宗的政治历史。君臣、后宫、道士等各色人等，只要牵涉到所述政治历史事件，均有笔墨着落。全书的撰述，“评”的部分占到接近40%，作者在充分占有历史资料、尊重史实以及博采众家观点的基础上，直抒胸臆阐述自己的看法，对蔡京、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都有直接褒贬。作者选取材料的眼光、对材料的分析评述、对众家观点的参考和选取，都折射出作者的批评风格，是他思维方式的直接反映。
文学性眼光的最直接表现，就是蔡京在本书中的形象。作者立意是要打破史学中对蔡京“奸臣”的刻板印象，将他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蔡京自然是奸臣，但这个“奸”具体体现在哪里？“奸”的文化或官场生态又是怎么生成的？“奉辽使”的经历使蔡京脱颖而出，进入中央成为直枢京官。之后神宗驾崩，高太后、司马光废弃变法，司马光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五天内恢复所有旧法。蔡京虽奇迹般完成了任务，然而苏辙连上两道奏章说他“挟邪坏法”，心术不正，其他官僚也因不能及时恢复旧法而怀恨蔡京，蔡京因此被贬扬州数年。作为曾经新党的干将，蔡京第一个带头完成废新法的任务，从道德层面来说，苏辙等人说他“奸邪”并不为过，但从政治层面来说，蔡京也不过是一颗听话的棋子，急于挣脱被重新上台的元祐党人打击的命运而已。
蔡京从政的诸般种种都证明，他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新党多出理财高手，旧党多出道德狂人，蔡京正是新党理财高手的代表。他改革茶法，推动北宋教育事业发展，建立“漏泽园”“居养院”“安济坊”等，居相位18年之久，四起四伏，成为官场不倒翁。陆游评价其为“奸人之雄”，王安石看扁他的人品：“他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侯蒙对宋徽宗说蔡京“若心术正，当为千古贤相”。蔡京曾向将为相的章惇建议一系列好策，章惇却傲然拒绝，这也许是蔡京逐渐黑化的一个心理节点：只有权力才是成事的根本。蔡京早就放弃了做“好人”的道德约束，认为做“好人”与做“好官”不可兼得。只有文学的包容性，才能将这样一个复杂矛盾却真实立体的人呈现出来。
与之相似，作者并不讳言苏轼局囿于党争与立场，不惜向昔日密友章惇“插刀”，被重新上台的章惇贬黜岭南瘴疠之地6年。当残酷的政治游戏像翻烙饼一样，又将章惇也贬往同一处所之后，苏轼释放出伟大的恕与爱。这就是苏轼最终的高处，它文学性地解释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热爱苏轼的原因。临别海南的苏轼写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此时的苏轼，万般心绪早已化为宠辱不惊的淡然与超脱。
作者还通过细节的两相对照，令读者见证了苏轼苏辙兄弟情深、相知相扶的一生，与蔡京蔡卞的猜忌不和、冷漠抵牾做对比，描画出他们的云泥之别。爱与恨的能量是可以传递与转移的，蔡京与蔡卞兄弟阋墙，为蔡京的儿子们所继承，蔡攸上奏皇帝处死自己的弟弟蔡絛。这些细处无疑增加了历史的厚度，历史是人的历史，人在历史舞台上占据着核心地位，历史应该为文学提供人性的景深。
本书章节线索明晰、内容层层递进，线性的历史叙述与团块的故事评析纵横结合、经纬密织，将北宋政治生态日趋恶化、党锢之祸愈演愈烈直至亡国的历史，犹如卷轴一般徐徐铺开。从“乌台诗案”到“车盖亭诗案”，再到“同文馆狱案”，直至“元祐党人碑”，党争不断升级，冰炭不容、你死我活。可怜蔡确为官清廉，却因新党的身份被诬陷，56岁客死新州，首开宰辅级大臣被元祐党人贬黜岭南的先例。范纯仁上奏“此事不可开端也”，然而被绑上党争战车的北宋，上至帝王下至臣僚，早已听不进范氏的中正之言。曾经饱受“乌台诗案”打击的苏轼提出了一个近似游戏的方案，大诗人的境界在此刻的党争站队中又能如何呢？至蔡京动议出台一个“元祐党人碑”，官家甚至亲自上录名单，元祐党人终被消灭殆尽了。
章惇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要清算元祐党魁司马光：“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无急于此。”蔡京上台第一件事是修复元祐年间的神宗史，实际上还是要清算元祐党人。一部《神宗实录》成了元祐党与新党的战场，先后经历五次拉锯式编修。陆佃指出黄庭坚编修《神宗实录》时对王安石有不实攻击，黄庭坚也因在实录中讥嘲新党而受到重贬，蔡卞趁机主张对司马光、吕公著发冢斫棺。党争使密友成仇敌，从奇伟绝世的巨公伟才到被弹劾贬谪甚至身死族灭，只需一场政治洗牌，政治成了因果轮回。
本书将那些极具戏剧性的历史情节一一从材料堆中精心打捞：章惇被贬往苏辙曾被贬的雷州，当地百姓却拒绝他索居民房：“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弹劾蔡确的猛将刘挚居然与蔡确一前一后客死在同一寺庙同一室；苏轼被贬的制词为蔡卞所写，其狠毒而充满攻击性的用语，正是苏轼曾给新党落职官员用过的。蔡确厄运的触发点，不过是吴处厚“通笺乞怜”，而蔡确“无汲引意”。吴处厚写了举报信，称二十年深仇得报，其儿子反而双目泪流，说“无容迹于天地之间矣”，吴想追回，已经晚了，最后的结局是“疽发于脑，自嚼其舌断而死”。这些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命运细节，令小说都黯然失色。
作者著历史随笔，却不忘人文本心。书中多次称赞范仲淹、范纯仁父子是北宋难得的良臣，将范纯仁死后因《遗表》建言铸成大难的史实还原叙述，更是直言不讳地评说司马光“孜孜以求的政治抱负其实是陈腐的、守旧的、不值一提的”。苏轼、黄庭坚、曾巩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废墟上的思绪”一章，在我看来尤为珍贵。作者提出了自己深思的问题，并试图阐释这些千古之问，为读者提供了深刻启示。如，权力党争除了给予在位者现实利益，更多时候成为了挟带私怨的意气之争；人们品藻人物当然脱不了道德标准，但政治本身既是道德的，又越出了道德的范畴；蔡京固然是“奸人之雄”、“屠沽”之辈，但又是什么样的文化，促生了这样的人物，作为“董事长”的宋徽宗不是更应承担亡国的罪责吗？苏轼如在相位，其识人从政能摆脱蔡京式的轨道吗？
作者对人间温情的描述，也使这部历史随笔读来亲切感人。敢于打碎积习沉疴、施行新法的王安石，也有渴望亲情、思念爱女的柔软时刻。他作诗寄小女儿曰：“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思念、渴望之情溢出诗外；作者对被冤贬岭南的蔡确深怀同情，不惜篇幅讲述蔡确与“琵琶姐”和一只鹦鹉的故事，读来令人心动；用对照法将蔡京与王安石在境界上的天差地别呈现出来；还有元祐党的道德狂人陈瓘的诸多事迹，读来让人既忍俊不禁，又扼腕叹息。
《蔡京沉浮》以文学方法来呈现历史，使历史从条分缕析的文献变成了有表情、有声音的众多鲜活形象。但这些形象得以活起来，并不是向壁凭空虚构，而是仍用了历史材料，用文学的方法去捏合与灌注灵魂。材料的真实，保证了形象的实在，而选取材料的眼光和角度，使被放逐出历史研究的情感、精神等属性，以更亲和的方式得以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