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与“力度”兼具的写作

杨克亲历过许多流派与潮流的更迭，却从不被流行的趣尚所左右和裹挟，而是一直视诗为生命栖居的精神家园，坚守独立的文本立场，历经40多年的风云流转，终成一只不老的“青鸟”。回望并不算短的创作历程，好像杨克从没镀过大红大紫的“速荣”光环，也无隔日黄花的“速朽”的悲哀。而且他沉潜自觉，越写越好，既有着标志诗人成熟的明确的方向感，又饱具撼动灵魂的重量和冲击力。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日前出版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再次透露了这一信息。

打开和诗集同题的第一首诗，很多读者会出现不小的审美惊颤，石榴、祖国这两个体量悬殊、毫无关系的意象，怎么能拷合在一起，又怎么可以从一颗石榴里看见祖国？势若南北两极的本体和喻体并置绾结，但仔细阅读下来便会觉得其组合的构思又是巧妙“合道”的。从这首诗不难看出，对杨克来说，写诗是关乎心灵和精神之事，所以他的诗是“走心”的。不论是《新桃花源记》《担忧》中人类理想与人间大爱的执著观照，还是《人工智能美少女》《花城广场》等都市景观、体验的日常凝眸，抑或《人杰地灵》《温暖之诗》的环境与生态的温热抚摸，均因“心灵总态度”的融入，烙印着主体的思想渴望和吁求，蛰伏着与读者心灵沟通的可能。杨克高出一般诗人的是，当很多人以为“非”诗的社会、现实层面的因素无助于诗歌之美时，他的诗从心灵出发，却很少沉湎于个体情怀的抒唱，而是力求在“及物”向度上建构自己的诗歌美学，在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宽阔“对话”中，对现实做出贴近而又超越的诗意发现和言说。尤其是他早期诗歌《对一个中年男子的描述》中“血肉之躯/不能被抽去骨头”的诗人身份认知，更赋予他的诗一种“为天地立心”的担当色彩，其诗作常以个人视角传递群体或时代的情思意向，不管诗风如何嬗变，总能做到诗魂硬朗，充满力量。作为现实与人类良知的代表，杨克诗歌相互间聚合拼贴的散点透视，完成了转型期中国“形象心史”的书写，从中能够把捉到历史的纹理走向和内在脉动。

南方成长起来的杨克想象力出色，他的诗在感性路线上行走得稔熟自如。大都市最为嘈杂凌乱的场所经他数笔勾勒便形神毕现。拥挤和孤寂、时尚和欲望、健康和溃疡等矛盾因子的拷合，见出了都市繁华背后冷漠残酷的本质。而更为引人瞩目的是，杨克诗中“思”之品质和分量在日益强化。诗是“肉身中灵魂的顿悟与唤醒”观念，同丰富的人生阅历、自省的心理结构、超拔的直觉能力遇合，使他的《死亡短讯》《石匠》《风扛下了所有的罪》等诗，不时逸出生活、情绪以及感觉的层面，直抵事物的本质，成为回味与沉思的结晶，在感性之外滋生出一定的理性内涵，更像是一片片思想的家园，或一条条人生的“眉批”。隶属南方的感性和偏于北方的理性在诗里融汇，无疑增加了杨克诗意内涵的钙质、高度和深度，也会引发读者对诗歌只是情感的抒发、只是生活的表现的传统观念的质疑和反思。

与诗魂的高迈硬朗相比，杨克在诗艺上更不甘人后。他的《石油》《绿色自行车》《乘高铁从湘潭到长沙》等作品中广场、石油、电话、汽车、轿子、邮递员、邮轮、车站、高铁、隧道等商业叙述的物质类语码大量起用，以新质显豁的意象系列打造，和现代人繁复、神秘而紊乱的心理达成了理想的对应，冲击了传统诗歌的意象格局，陌生刺激得出人意料。杨克的诗在结构、平衡大与小、抽象与具体事物的构思方面的功夫也令人折服，如《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银瓶山》，或将“石榴”和“祖国”类比，曲诉对国家的爱、对苦难同胞的悲悯；或则谐调“山”与工厂的轰鸣，揭示工业文明带给现代人欲望、繁忙又欢快的本质，都能大里带小，小中见大，虚实相生，有种举重若轻的风度。特别是杨克的诗在丰厚文化底蕴支撑下的反讽、幽默的机智风格，更堪称独步。

另外，也许是越来越意识到新诗和传统融合的必要，杨克诗歌中打量古代文化和诗歌的成分明显增加，如《苏东坡》《仙游寺遭遇白居易伏案疾书长恨歌》《风度张九龄》等等，不胜枚举。它们不只是对古人精神与思想的再现与恢复，更是诗人与先贤之间跨时空精神“对话”之后对他们的想象与重述。可以说，杨克诗歌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所打开的艺术可能性及其不俗表现，对诗坛均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