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青年女作家马碧静：烟火俗世中的人性开掘
回族青年女作家马碧静以长篇小说《守住这一片阳光》起步，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领域崭露头角。近年来，她专注于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成效颇丰，尤以短篇小说见长。据我所知，她先后在《民族文学》《啄木鸟》《山东文学》《时代文学》《鸭绿江》《青海湖》《四川文学》《延河》《大家》《边疆文学》《满族文学》《回族文学》《大理文化》等数十家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部分小说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等选刊转载，创作势头健旺。她的小说大多写俗世的烟火，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同时又不乏现代性的叙事技巧，在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写作中独具特色。
记录当下的生活，见证俗世的悲欢，揭示世道人心的真相，这是马碧静小说的主旨。《理想国》中，那群文化路上“玩艺术”的音乐人，其实更多是以校外辅导糊口，“我”离开故乡马孔多般的小镇，来到城市做了记者，堂弟余莫笑在文化路上教琴，那里公认的天才是 “赫拉巴尔故纸堆”乐队的吉他手包黑羽。还有“抱朴”琴行的老板贾晓木和毛维，带着六十多个学生。一切看起来那么美好，大家都为了理想悠然活着。然而事情很快逆转，包黑羽得了“蜘蛛人症”，不能活过25岁。“我”身为民生记者，想为包黑羽筹款，却毫无办法。在经过拆迁之后，文化路再无旧日浓郁的艺术氛围。多年以后，“我”送稚子再到文化路的琴行学琴，回忆起文化路的往日时光。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写到“我”的婚姻，婚前的情投意合到婚后的黯然神伤，直至离婚。又写到学琴时见到的小伙子付川，“我”与他相谈甚欢，谈柏拉图的《理想国》，谈卡尔维诺。此时贾晓木与毛维合伙办的琴行终究垮掉，被合伙人毛维算计的贾晓木再次北漂，小伙子付川也不见踪影，甚至从来没有人见到他，他或许只是死去的包黑羽的幻影。这篇结尾颇为魔幻的小说，表达的是小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怀揣着艺术的理想，最终只能作鸟兽散，有的死亡，有的离婚，有的流浪，最终都放弃了艺术的追求。这些来自山村或城市底层的青年，他们的理想最终烟消云散。这是篇颇为沉重的小说。同样，中篇小说《左右摇摆》写的是面对全媒体时代的冲击，49岁的报社老编辑李岗面临着人生的再次抉择。围绕着搭档成城的辞职，报社内部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单位领导的旁敲侧击，同事间的蝇营狗苟，家庭的捉襟见肘，李岗的日子也陷入了窘境。儿子上高二需要照料，父母轮番住院需要照顾，主治医生的论文需要他协调发表。李岗托了省城晚报社的同学发表了医生的论文，却要付版面费两千元，李岗只能自己掏钱。母亲骨伤出院后，他老婆与母亲的婆媳关系又陷入紧张状态，紧接着报社岗位调整，李岗感觉自己被当成猴耍。沉重的编务和调整岗位后的种种不适让他如缺氧的鱼，加之来自家庭的诸多压力，李岗几至难以承受的边缘。坚守还是离开，成了李岗的心病。此时年近半百的老婆却又怀上二胎，喜忧参半的夫妻度过了众多不眠之夜，最终还是因为生活压力放弃二胎。后来，李岗有机会到企业任职，年薪二十万，可以解决缺钱的问题。可面对报社又一番岗位调整，李岗仍放不下他心爱的报纸。这或许也是“左右摇摆”这个标题的由来。面对传媒业的全面洗牌，那些长期在传统媒体从业的中年“大叔”，他们将何去何从？这篇小说写出了这类“文化人”的生存困境。
始终以悲悯之心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是马碧静小说的特色。马碧静的中篇小说《带你去看秋天的稻穗》发于《啄木鸟》，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弱势群体。即便如片警“小罗”，也在无奈与艰难中伸张正义。身为派出所民警，他管的大多是打架斗殴、邻里纠纷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面对的也多是弱势群体。其实“小罗”自身也是警察中的弱者，70后，“过劳肥”，女朋友嫁了别人，在基层派出所待了很多年也没升迁，好不容易立功得到提拔，当了刑侦支队副大队长，却因“线人”意外身亡，重回派出所。经常打架斗殴的石磊和“小红毛”都是身世特殊：石磊父母离异，母亲患癌离世；“小红毛”父母先后逃跑，将他扔给外婆。没人管教的少年厌学逃学，成为街头混混，是“小罗”的管教对象。此外还有“抗癌协会”的张玉福奶奶、徐国忠大爷等，卖烧饵块的杨晓芸也是因为男人出轨而离婚。这样一群受过伤的人构成了故事的主角，他们的对立面是街痞“光头”，从事毒品交易，是他弄死了“小红毛”，使“小罗”离开刑侦队，再次回到街道派出所，最后“小罗”险些丧命于“光头”之手。篇末还是有些亮色，“小罗”将“光头”绳之以法，还“小红毛”公道。杨晓芸与“小罗”喜结连理。最后的结局颇有诗意，张奶奶、“小罗”、石磊相约着回到故乡的田野，在秋天的稻田里咀嚼新米。结尾的话颇有意味：“人这一生啊，就像稻穗，播种了，发芽了，抽枝长叶了，结穗了，成熟了，收割了，腐败了，来于尘土归于尘土……只要用心付出了，就会有对等收获，你来世上走一遭，不要颗粒无收……”这篇小说获得《啄木鸟》杂志2021年度“我最喜爱的精品佳作奖”。
对老年问题的关注是马碧静小说的亮点。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却未引起文学界的充分关注。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作家不能沉默，更不能失声。目前，农村空巢老人、城市独居老人与日俱增，他们的日常、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悲欢，乃至他们的爱情都值得广泛关注。马碧静的《老年记》写女儿在外地、丈夫离世的独居老妪董芳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纠葛。孤独的董芳爱上了像极明星的杨升，而穿花裙子的孙奶和刘奶，还有那群广场舞大妈，每日皆在河畔公园歌舞升平，小学教师退休的董芳身陷其中，而杨升则是其中的独男。这群人齐跳广场舞、齐聚樱花节，外出聚会时，董芳与孙奶、刘奶之间为了杨升争风吃醋，老太太吃醋与小女孩争宠并无二致，写得活灵活现。当董芳思考了许久，终于放下身段到杨升家吐露心曲，并大胆抱住老头时，得到的却不像多年前那般的热烈回应，而是将她拒之于千里之外。后来杨升再娶了个三十多岁的妇人，而刘奶则将指望寄托于养老院，董芳仍延续着原来的日子。这篇小说用大量繁琐的细节描摹了老年人的日常起居和内心情感，颇为细腻。另一个未收入集子的中篇小说《颐老记》，算是《老年记》的姊妹篇，小说中涉及了董芳的后续故事。《颐老记》同样写老年人的生存状态。丧妻之后的老王陷入无尽的孤独与虚空，儿孙不在身旁，去省城儿子家时，却与儿媳、亲家等都有诸多生活方式的差异，甚至孙子都不得抱，处境尴尬，只好悻悻回老家的小城。此时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智力发育不全的刘三妹，这个傻妞恰恰填补了他的孤独与虚空。老王与刘三妹结婚后，如带小孩般哄着这个傻妞，直至刘三妹怀孕，老王方对“颐养天年”这个词有了新的认知，他觉得“颐”是舒心、快乐，“养”既是保养、养生，也是养育，是将种子与希望延续下去。这篇小说写的是畸形的婚恋，男子垂垂老矣，女子虽年轻，却因智力不全而生活难以自理，这两人的结合引发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结局却是温暖的，老王苦着累着却快乐着，他已不再孤独，他还要等待新生命的诞生，然而这种温暖却代替不了故事里隐藏的苦涩。马碧静还有很多涉及老年人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老年人扮演着奶奶、公公、婆婆、父亲、母亲等角色，有婆媳关系的纷争，有公公与儿媳之间的隔阂，也有父亲与儿子间的矛盾，但终归老人都是弱势群体，不是独守空房，就是在家里暗忍暗受。当你老了，何去何从？真的还有叶芝那首《当你老了》般的温情吗？这真是个哈姆雷特似的问题。
敢于触碰敏感题材，这是马碧静小说的勇气所在。中篇小说《花斑蟒》的主题是校园暴力。《花斑蟒》写的是一群技校的学生，常玉、辉丽、凤姐，凤姐是“大姐大”，林哥是“大哥大”，两伙校园里的“黑恶势力”开始轮番对付新晋的“校花”常玉，之后便引发了诸多校园暴力事件。这在网络上也经常见到。特别是凤姐用一摞衣架击打辉丽的那段描写，极为逼真。因为担心凤姐的再次报复，经过诊所治疗的辉丽甚至不敢向校方报告，同宿舍的同学也不敢向老师说明真相，这使班主任赵青梅心痛不已。小说写到赵青梅如何费尽心力去转化“凤姐”，写她如何为改变校风而孤军奋战，这都寄托了作者的理想。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使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过程中，作家不应当缺位。
荒诞、反讽、碎片化、象征、异质性等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体现在马碧静短篇小说的创作，使之对人性有着深度的开掘。这里说的现代主义，主要指强调主观的自由联想，表现人的全面异化，在语言形式上标新立异，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新奇怪诞的表现手法，也就是“异质化”的特征。《花斑蟒》《201房客》中的主人公，他们离经叛道，或是形单影只。《201房客》中的房客吴毅毅，如同卡夫卡《城堡》中那个孤独的旅人，或是加缪的“局外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的讲述者。他与“我”讨论加缪和海德格尔，讨论存在与虚无，他在等一个或许永远不会出现的女友，而最终他的女友也确实没有出现，这多少显得有些荒诞。这样的写法明显带着西方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
《错觉》具有荒诞性，而这种荒诞的现实似乎不分朝代、不分中西，在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在小说中，很多理发店都属非法经营，需隐藏在水果店深处。上班的公司需填“发型报告单”。“《发典》规定：男性头发不能短于寸头，长于平头，一年有十二次理发权限。女性头发不能短于披肩，长于脚腕，最高一年有三次理发权限，当然那是在你填报‘披肩发’或‘中发’的时候。若长发，十年都没有理发权限，只能自己在家打理。形象部乐得所有女职工都填‘长发’，省事啊！因为填报另两种发式，得经过层层繁琐报批及漫长严格的审核，有时审核长达半年至一年之久。脸型、身高、胖瘦、肤色、音量、听力、气质、性格、品德、职业、与老人丈夫孩子亲朋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型史’等等都将成为考核重点继而影响到审批结果。而在审核结果尚未公示之前，申报人只能留‘长发’，这段时间也被戏谑而严肃地称为‘观察期’，意思就是你的形象均在秘密掌控之中，若光顾过‘黑店’，不仅审核无法通过，严重的还将移送到‘发庭’，那时候就意味着要丢饭碗了。”而“发典犯”的惩罚便是“剃成光头三年”。小说中的主人公“她”因为入黑店理发而被丈夫发现后，不仅被开除了公职，而且还被“发庭”宣判，当众剃光头，还被台下的观众拳打脚踢，施之以暴力，险些丧命。而“她”怀疑告密的女清洁工却将“她”救起，女清洁工也曾是个“发典犯”。这些看似荒谬的情节，影射的却是无比客观的现实。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清兵入关后，无数汉人不剃头、不留辫子，只能遁迹草野，或者被清廷杀害。而推翻清政府之后，很多人却依然不愿剪辫子，被人偷剪辫子的“保皇派”因此号啕大哭，如丧考妣。如今看起来有些滑稽，但却涉及信仰、观念，甚至是对某个朝廷忠诚与否。如此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倡的“平等自由”是我们无数代人的梦想。
短篇小说《惊魂戏》的情节有些离奇，被邀请去看电影的人无意中成了电影的“戏中人”，他们的日常、他们的隐私、他们的丑陋与美好都在戏中得到展示，原来他们被电影公司盯上，并悄悄拍下了他们的多彩生活。当然，他们因此愤怒，他们被侵权。可是当公司宣布赔偿他们一百万元的损失费时，全场“真人秀”皆大欢喜。原来，金钱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个故事显然具有荒诞性，但又具有现实的反讽意味。作者为了将“惊魂”尽力展示出来，一直吊着读者的胃口，直到篇末才揭露真相。这也显示了作者非凡的讲述故事能力。显而易见，在这些短篇中，作者已经不按常理出牌，给小说这种文体赋予了更多的荒诞性和复杂性，这种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
《大鱼》写一群无所事事的“暴二代”的生活片断。因为征地拆迁，高原湖畔的渔民突然暴富，成了客栈酒店的经营户。他们的子女穿名牌、开豪车，却无所事事，由此感到人生的百无聊赖。这群人中有个博士，他读过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这个生活片断里，他跟这群渔民之后“暴二代”讲人生的虚无。对于这群人而言，他们的人生已失去了目标与方向，不需要奋斗、不需要劳作，只是空耗，在无所事事的“自由”中颓废。此文再次叩问生存的意义，答案却是无果。这篇小说令人想起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垮掉的一代”。
短篇小说《苦行僧》运用了反讽，使“苦行僧”极具荒诞性，同时将人性中的善与恶用极强的对比呈现无遗。“W先生”以极度节制的物质需求在人世间修行，“用30粒米熬的稀粥”，夜里在硬木条凳上入眠，远离世间的“诸恶”，甚至抓小偷以“惩恶扬善”。当他发现匮乏营养的身体连“抓小偷”都不可能时，便开始享受食物与睡眠，进而“饱暖思淫欲”，入花街柳巷。当脑满肠肥的“W先生”尽情纵欲之后离开时，却遇到了昔日他追逐的“小偷”正在给瞎眼奶奶喂烤红薯。这是个小男孩，“他的目光清澈纯净，像贝加尔湖水的倒影。”这篇小说中，“W先生”的“苦行”与“纵欲”形成了前后对比，前者可敬，后者不堪，这个“苦行僧”成了个笑话。而与“W先生”对比的，却是那个做小偷的小男孩，“W先生”一直想抓到这个偷人红薯的小偷，却因为饥饿而抓不到。当他胡吃海喝身强力壮后，脑子里充斥的却是淫欲，而非“惩恶扬善”，这种荒诞恰恰揭示了人性之恶。而那个偷红薯的小男孩，却是为了养活瞎眼奶奶。这个小偷是恶是善，这似乎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使得这个短篇小说极具复杂性。
将悬疑小说的手法代入作品，揉入丰富细腻的心理描写，亦是马碧静小说的特点。原载2021年第五期《延河》的短篇小说《一程》结构并不复杂，却始终制造悬念。本篇小说以“我”的视角，写某个女作家要赶到改稿会的酒店，在主办方的安排下，联系了网约车，一路与网约车司机巧妙周旋，将之想象成网络上对女乘客施暴的凶手，设置了诸多心理描写和各种细节，那种惴惴不安的感觉笼罩着整篇。到了目的地之后，才知道司机也是参加改稿班的作家，女作家有些无地自容。然而故事并未结束，网约车司机（男作家）说他会在夜间叩响女作家的房门。凌晨一时，女作家的门如约叩响，她不敢开门。可是当她翻开微信群的时候，这名男作家却在群里说他正在北京开研讨会，早上她在餐厅搜索也没发现那名男作家。这篇小说真是“悬疑”到底。这部小说的心理描写极具“意识流”，其主旨是世界的荒诞、人面对命运的无力，以及现代人生存的焦虑与不安。
多元、丰富、包容，对敏感题材的触碰，对老年问题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对人性的纵深开掘，以探索性的表现手法记录时代的生存状态，并有自己的思考，这就是马碧静小说的总体印象。假以时日，马碧静必将在小说王国里自由穿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