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实践：关于新时代乡村的非虚构写作
曲子清是一位生长于斯，反哺家乡的盘锦籍本土作家。她对盘锦的地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对盘锦的现实生活有着本能的关切，对她来说，讲好盘锦故事更像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创作自律。《湿地繁花》是曲子清关于盘锦乡村振兴叙事整体的非虚构写作板块，它提示我们一个往往被忽略的常识——除了作为一种历史想象，作为一种田园乌托邦，乡村还有其在伟大的时代和火热的实践中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面向。
一、 “时代文体”与“自我田野化”：叙事对象与发生语境的实践性
《湿地繁花》以新时代盘锦乡村日新月异的振兴与发展实践为写作对象。汇聚时代声音，聚焦普通人的创造与获得，为脱胎换骨的盘锦乡村留影是《湿地繁花》最直接的写作动力。这样的写作对象和写作观念预示了文本在实践性和抒情性上统一的必然以及可能抵达的限度。绿色的苇荡、嫣红的翅碱蓬、金黄的稻浪、蔚蓝的大海和黑金翻滚的石油交织成盘锦的产业布局特色和城市文化底色。斑斓的五色固然源于造物的恩赐，但是将天成的资源转化成城市和乡村产业升级的优势，并从中提炼出城市和乡村的精神内涵，靠的却是这片乡土上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伟大实践。从人居环境整治到产业优势转化，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精神文明的移风易俗，从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到乡愁产业探索，这些充满着新时代节奏的乡村经验正在呼唤与之契合的新的文学形式，有学者将这种呼唤的学理性内涵概况为“时代对于文体的选择”。
在此语境下，非虚构写作凭借其在发生语境、写作立场、处理新时代经验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被视为一种“时代文体”①。《湿地繁花》属于非虚构写作中现实写作的一路，更具体地说，它是主旋律的、正能量的、宏大话题的写作。这种“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文体属性，意味着它的写作方式、写作生态带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实践是作品的立足之基，犹如木之本，水之源。作家参与现实的广度，介入实践的深度，融入时代的浓度，决定着这一类作品的思想水准和艺术品质。夏烈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时，主张文艺工作者对“火热的生活现实”做“深细的田野调查”，“常态的保持真诚踏实的‘自我田野化’”②。新时代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精神的重塑，经由的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实践细节。交通设施的改造、排水体系的完善，清洁能源的实现……每一个具体环节犹如细密的针脚最终汇聚成美丽乡村的织锦。将这种时代洪流和火热实践转换为文学形式，本身就是一场实践或行动的写作。写作者必须行动起来，把自己融入时代与社会，融入现实生活，将个体的写作置于变迁的社会进程之中。曲子清在《后记》中自述“边工作，边采访，边写作”的写作状态，也就是说，《湿地繁花》来自于一种实践性发生语境，一种作家与写作对象浑然一体的浸入式写作方式。如火如荼的实践每天包围着作者的视觉和听觉，参与着作者观念的塑造和情感的生发。这种情感驱使作者投入盘锦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在将其转换为文本的过程中，情感的在场又给作为实践的写作对象投射了强烈的诗性。
二、能动性与幸福感：诗性的理想主义与日常生活
亲历中国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的历史时刻，面临乡村振兴的伟大篇章，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不应止于忠实地还原生活、记录时代，更应该阐扬文学“铁肩担道义”的深刻内涵。文学对时代本质的把握最终总是落实为对人的关怀，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不是孤单的，其生命轨迹中都穿插着一些公共事件的痕迹，他们的故事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湿地繁花》关注的是人在这场伟大历史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幸福感。无数普通人在追梦、圆梦的过程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智慧与勇气，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喜悦和富足，火热的现实经由对人类改造世界的无限潜能的见证而洋溢着诗性的浪漫。
无论是踔厉奋发的创造者，还是笃行不怠的实干家，他们身上激荡的理想主义激情都令人热血沸腾。李云桐发挥石庙子村的地缘优势引进康养民宿，李广军在田间地头大做水稻文章，李宝龙在杨家村实现小微企业创业园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的双赢……这些“织锦工匠”有的是村镇干部，有的是派驻的第一书记，他们在夯实基层党建、壮大村集体经济、提升服务能力等方面彰显了人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精神与能动作用。曲子清对这些党员干部典型没有激情澎湃的赞美，也没有煞费苦心的塑造，因为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深描”的关键在于“从当地人的视角看事情”。曲子清尽量以事实说话，引入普通村民的视角，来回应乡村振兴的成果。得胜村弱势群体的安居乐业，大堡子村外来户的乐而忘返，平安村海归的回乡创业和落叶归根，南锅村村民每个月2000多元的增收……都平实而有力地呈现了乡村振兴这一公共议题带给个人生活的深刻影响。葛嫂子房前屋后的鲜花，满院子的鸟语花香，葡萄架下摆放的瓜果香茶将宏大话题转换为日常生活的诗性符号。《湿地繁花》将个体性经验置于时代总进程的视野之下，“深描具象化的生命体验” ③，将生命的诗意注入改造世界的实践，确立起充满力量和阳光的乡村叙事。
三、“我”在其中：新时代“风景”的诗性“发现”
记录乡村振兴伟大实践的时代现场，描摹现场中人的精神面貌，首先需要在新闻学路径抵达事实性，以现实世界提供的母本为起点出发，进而抵达文学的审美境界。大历史中的个人——群体汇成了一个时代的代表，只有总结这些代表性的实践轨迹和心灵波澜，发生文学的精神凝聚功能，进行时的、动态中的乡村现实才能形成美学品格。《湿地繁花》创设了“我”在其中的发生语境和叙述视角，苇海、鹤群、稻浪……这些“风景”经由乡村振兴实践被重新“发现”，成为兼具时代内涵和地域色彩的诗学符号。如火如荼的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激活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物质文化、风俗掌故中的精华性元素，使古朴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驾掌寺大写的“义”字，三岔河与古城子的历史传说，荣兴街道悠久的稻作文化绵延着悠长的地域文化血脉。“渔雁部落”二界沟、“五子登科”的得胜村、公园村大堡子、诗意栖居的北窑、河海之间的辽东湾新区负载着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内涵。“我”是重新“发现”地域“风景”的媒介，经由“我”对这场实践的情感介入，生成文本诗性的内在结构和语言形式，新闻语言、叙述语言和诗性语言交织杂糅，通过文字表达的张力，生成雄浑与优美兼容的情调和韵致，最终为乡村实践的书写确立诗性内核与外观。
多年来，盘锦作家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地域文学自觉。在以地方性对抗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思潮中，盘锦文学的努力不但被证明方向正确，而且似乎表现出一定的前瞻性。在这样一种文学布局和创作语境中，地域文化不可避免地参与了曲子清在知识结构、文学观念、写作方法等方面的建构，但如何处理地域文化资源在自己写作中的位置与形态，却要借助个性化的技术。曲子清试图营造的似乎是地域文化+时代话题的写作型，作为其中的非虚构写作模块，《湿地繁花》完成了一次诗性的实践，一次文学与新闻的跨界。
注释：
①陈剑晖：《“非虚构写作”概念之辨及相关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
②夏烈：《坚守人民性，既是立场也是钥匙》，《文艺报》2022年1月26日。
③严飞：《深描“真实的附近”：社会学视角下的非虚构写作》，《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