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江：通向“地方”的文学批评
我的批评观
通向“地方”的文学批评
贺 江
我时常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要奔向原野，去无人区穿越，这并不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厌恶或“绝望之反抗”，仅仅是一种冲动。这种冲动，我在麦尔维尔的《白鲸》以及科马克·麦卡锡的《沙雀》里都强烈地感受到。当然，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又将这种冲动引向童年时的成长地——所有人都在煎熬，都在忍受，却又无能为力。这样，米格尔街不仅是个人成长的空间，更是承载着个人记忆的“地方”。
所有的写作都指向“地方”，地方是一种有意义的空间形式，它不仅能够被看见、被听到、被改造，而且还能够被形象化、被具体化、被想象、被遮蔽，甚至被遗忘。劳伦斯·布伊尔认为地方是“通过个人依附、社会关系和自然地理区分而被限制和标记为对人类有意义的空间”。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赋予地方以独特的生命经验，构筑了独特的“地方性”，我们可以将此称为“在地性”写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从来都不是纯粹地从美学内在的观点来定义的，向来都是“在地性”的表达，能够赋予艺术品独特的艺术魅力，也就是本雅明所谈到的艺术的独特光晕。“在地性”批评强调作品和特定地点的不可替代性，能够将作品放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情境里，能够回到历史的现场，发现并努力呈现独特的文学生态。这几年关于“新南方写作”和“地方路径”的研究都是“在地性”批评的代表。
我来深圳工作后才开始注意到批评的“在地性”。我曾陆续在武汉、深圳、上海、纽约、北京等地求学，深刻感受到地方文化、中西文化的不同。鲁迅先生曾戏言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立论的基础就是“地方”。我在研究生阶段主攻西方文学，来深圳后，参与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的筹建，学术的重心开始转向深圳文学。我们一般从都市文学（新城市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等方面来研究深圳文学，但我发现首先应将深圳看成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既有都市的“现代性”，也有乡土性的一面（本土历史以及外来移民携带的乡村因子）。深圳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奇迹之城，讴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深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被无形地遮蔽了，比如说诸多文章将改革开放前的深圳称为“小渔村”，这明显是个错误的指认。据考证，深圳的建城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331年，深圳大鹏的咸头岭遗址是距今约有七千年历史的史前人类遗址。如果不研究深圳文学与文化，就有可能会忽略掉深圳的“地方性”。2020年，我和同事主编了深圳南山区六作家的评论集，书名叫《在地的回响》。从那时开始，我有意识地思考批评的“在地性”问题。
具体到深圳文学来说，批评的“在地性”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深圳文学的“逻辑起点”问题；二、深圳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三、深圳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我们一般将深圳文学的起点放在1979年，但细究起来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深圳特区诞生之前有没有深圳文学，深圳文学的独特性在哪里？因此，深圳文学的“逻辑起点”是研究深圳文学的一个基本前提。“逻辑起点”又和深圳文学的现代性密切相关，这里还需要辨析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区别。而深圳文学历经四十余年的发展积淀，涌现了众多备受瞩目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如何为深圳文学写史，怎样筛选经典篇目，亦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学术话题。
在文学批评的世界里，感受者比理论家可爱，做一个感受者远比成为一个理论家要幸福。阅读一代代城市书写者的作品时，我并未随身携带术语、概念和偏见，我所有的，是同为深圳生活者的好奇，是文学阅读者的感知力，是对陌生和冷僻的发现之心，糅合着孩童式的热情和勇敢，因此，对我而言，从“地方”出发，回到文学的现场，既是起点，也是归宿。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3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地方”就是“世界”：青年评论家贺江
孟繁华
由于某种机缘，我和贺江有非常深入的接触，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对贺江非常熟悉了。贺江是80后，湖北枣阳人，在武汉读本科，而后在深圳大学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再后来在上海师范大学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他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曾在纽约市立大学访学半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优越的教育背景奠定了贺江良好的专业基础和艺术感觉。2014年博士毕业后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工作，边教书边做研究，并参与了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的筹建工作。这是贺江的学习和工作履历——一个从校园到校园的书生。生活中贺江是一个非常阳光的青年，他站在那里，玉树临风，一身朝气、一身和气；他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热心公共事务，而且做事从不拖沓。我喜欢雷厉风行的人，尤其是青年。
在学术上，刻苦努力的贺江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他陆续在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在重要的出版社出版了多部专著和编著。从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看，贺江已经完成了学术转型。或者说，他从一个比较文学研究者和科马克·麦卡锡的研究专家，转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在贺江完成转型之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他专业背景对现在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在我看来，贺江2016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专著《孤独的狂欢：科马克·麦卡锡的文学世界》，是一部显示贺江专业水准的著作。在这部专著中，贺江系统地分析、介绍了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的作品，包括他的南方小说《看果园的人》《外围黑暗》《上帝之子》《沙雀》，西部小说《血色子午线》《天下骏马》《穿越》《平原上的城市》以及《老无所依》《路》，同时还介绍了麦卡锡的戏剧创作。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究，一般的学者或读者是很难介入的。因为内容的限制，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贺江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他让我们从某些方面了解了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的创作状况。
对我们而言，更容易参与评价的，可能还是贺江刚刚完成的这部专著——《深圳文学的十二副面孔》。在这部专著中，贺江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评价了深圳的六位作家：邓一光、杨争光、蔡东、薛忆沩、盛可以和吴君的创作情况和成就；同时选择了深圳的“1986”“31区”“内刊”“70后”“本土”“健忘”等六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或“事件”。贺江的这些视角对我而言都是耳目一新的。我相信大多数研究者或读者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知道，深圳的当代文学虽然发生较晚，但它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堪比任何一个文学历史丰厚或作家阵容强大的地区。因此，对研究者而言，要付出的努力是没有差别的。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上，我认为贺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这就是他评论观点和语言修辞的“合宜”。贺江虽然是一个青年批评家，但在他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偏激或偏执。他的观点和立论，都是以大量的作品为基础，他对深圳作家作品的熟悉，令我叹为观止。我自认为对深圳作家非常熟悉了，但和贺江比较还差得很远。更为重要的是贺江对具体作家评论的观点。
他在评论邓一光时，是通过与杨争光的比较得出结论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邓一光和杨争光看作是深圳文学的‘两极’，他们是深圳文学的两座高峰。杨争光执着地为深圳‘寻根’，试图找到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的‘隐秘的根’，他的家乡故事带有寓言性质，是深圳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五四精神在中国当代的延续。邓一光则试图为‘失去家园的人’找到‘深圳身份’——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他们失去了故乡后，能否在深圳找到新的自我？这是邓一光特别关注的。”这个看法不仅延续了一个有比较文学专业背景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更清楚地看到了深圳文学两个领军人物的异同。寥寥数笔一览无余；在评价杨争光的《我的岁月静好》时说：“时代在巨变，但‘看客’的身份依然没有变化，这是鲁迅以及杨争光一直在书写的主题。将知识分子作为小说的主题，让‘躺平’的知识分子成为我们审视国民性的一个视角，从而引起我们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这是杨争光在《我的岁月静好》所要达到的目的。”将杨争光同鲁迅联系起来，并看到了“批判国民性”的历史脉络，显示了宽阔的学术眼光；蔡东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得主，也是深圳文学新一代的代表。贺江在评价蔡东时，一方面肯定了“蔡东的小说常常从日常中取材，她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困顿和诗意，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与欢愉。即使是反思现代性的一类小说，她的书写也不走抽象空洞的路数，而是提供细节和人物，富有生活质感”。同时发现了蔡东的创作是“慢的艺术”，蔡东是用“慢”来对抗“快”，对抗消费主义的泥潭，对抗现代性的侵袭，从而确定“无意义”在生活中的价值，建立起关于日常生活的“慢”美学。应该说，贺江的这些发现，是道人所未道，是独具慧眼的发现。其他对薛忆沩、盛可以、吴君的评论，同样可圈可点。能在书写同一个地区的作家中，发现他们的差异性，就是一个批评家的眼光所在。
《深圳文学的十二副面孔》的下编，我认为是更有特点的研究。比如，他认为1986年对深圳文学无比重要。这一年的深圳发生的文学事实，“它们体现出的价值观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强调个性独立，强调个体价值，是个体伦理在深圳崛起的表现，也是深圳文学的‘现代性’表征。因此，将1986年看成是深圳文学的逻辑起点，既摆脱了把1979年深圳市成立作为起点的简单界定，又批判了1979—1986年之间深圳文学中的‘特区情结’，而1986年深圳文学的创作成就，又很好地支撑了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的依据”。贺江的结论斩钉截铁，我们只能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想要反驳他，我们将会感到为难；还有在“31区”诞生的深圳新的作家群体，以《民治·新城市文学》为代表的“内刊”，《白诗歌》等代表的“民刊”，都为深圳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和推动作用。这里当然也包括贺江讨论的深圳70后和“本土”作家。但是，我更感兴趣的，可能是贺江对深圳文学或文化现象的批判。他将这一批判命名为“健忘”——
深圳这个城市仿佛得了健忘症，城市里的人仿佛是一群群的梦游者。当我们想要研究深圳文学时，我们发现，这个城市40多年的发展史中并没有留下什么“文本”——资料奇缺！深圳的文化工作者没有文本保护意识，曾经作为内刊之城的深圳，又能找到几本内刊资料？都散去了，消失了，不见了。具体到深圳作家呢？我们发现一大批作家也正在“消失”，无人提起！比如，谭日超、陈国凯、张若雪、曹征路、许立志、黑光，这些曾经为深圳文学做出重要贡献的作家们，他们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是多么健忘的一个城市啊！
我想，这是贺江在研究深圳文学、特别是深圳文学历史时的切肤之痛，这就是资料的奇缺。大家都会了解以上作家的重要，但是研究是要具体资料的，凭空讨论，不说多年后将会被质疑它的真实性，即便在当下，没有资料的空谈也是不作数的。因此，与其说这是贺江的批判，毋宁说这是善意的提醒。这一提醒不仅对深圳价值连城，对任何一个地区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贺江的这本专著，既有对深圳文学整体性的研究，更有对深圳文学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特别是对深圳文学“十二张面孔”的描绘，以具体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圳文学的“整体性”，这是贺江要达到的效果。他实现了自己的期许。我要祝贺他。
贺江学术工作的另一方面，是他参与的对深圳文学的积累性工作。这就是他参与的“深圳文学研究文献系列”的编纂。他编纂的几个子项目如《突然显现出来的世界：薛忆沩作品评论集》《那些与我无关的东西：盛可以作品评论集》《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蔡东作品评论集》就出自贺江之手。通过阅读选本的文章，我觉得贺江很好地处理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选本即批评。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的选本，都是批评的一种形式。中国有选本的传统，《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新文学大系》等，都是选本；选本有选家的标准，合乎标准的才能入选；选择过程就是批评的过程。对于专业而言，不同的选家有不同的标准，见仁见智。但优秀的选家还是可以得到普遍认同的。因此，选本是有难度的；二是选本要合宜。这是从“批评要合宜”演绎来的。我认为从事批评就要说真话。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难做到。“合宜”的批评最难能可贵。合宜就是不偏不倚不高不低。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恰恰是就高不就低，尽量往大了说，往高了说，这是批评普遍的风气。能在这种风气中坚持“合宜”，就是好批评家。贺江在编选的时候，显然是有深入考虑的。贺江的选本，往大了说，是为构建深圳的文化之魂做了一个切实的工作，往小了说，是对几个作家创作研究评论的一次总结。总结就是为了汲取经验和教训，是为了把作家创作和深圳文学的研究评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因此，总结就是新的起点。我相信这几个选本一定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最后，我想谈谈贺江从事文学评论的基本思路或出发点。他自己说他的文学批评是“通向‘地方’的文学批评”。他通过哈代、福克纳、莫言等赋予地方以独特的生命经验，构筑了独特的“地方性”，实现了“在地性”的写作。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从来都不是纯粹地从美学内在的观点来定义的，向来都是“在地性”的表达，能够赋予艺术品独特的艺术魅力，也就是本雅明所谈到的艺术的独特光晕。“在地性”批评强调作品和特定地点的不可替代性，能够将作品放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情境里，能够回到历史的现场，发现并努力呈现独特的文学生态。这几年关于“新南方写作”和“地方路径”的研究都是“在地性”批评的代表。
贺江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要借题发挥一下。所有的写作都指向地方，但“地方”就是“世界”。我的意思是，“地方”的提出正是因为有个“世界”，特别是有个世界的主宰。那些强势的文学国家，在表达他们文学观念的时候，就以为是在替世界文学说话。但是，从来就没有一个“世界文学”的存在，他们在讲“世界文学”的时候，那些弱小的“地方”不在他们的视野中。“地方”的被忽略，是全球化理论中最需要质疑和批判的。这个时候，中外理论家们对“地方”的强调就是一种对多元文化、多元文学的捍卫。在本土也同理，中国文学不是哪个地区能够涵盖或代表的。不同地区特别是文学弱势地区的被维护和关注，才是捍卫多元文化重要的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贺江对“地方”的强调，就超越了对深圳的具体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