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故事的在地性与汉语叙事新美学
万玛才旦被称赞为“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①，他的电影多改编自其小说，但聚焦点有所不同。在小说《塔洛》中，万玛才旦聚焦的是塔洛的辫子，照相馆的德吉因为担心分不出男女建议塔洛去理发店洗头，这一建议成为塔洛卖羊受骗最直接的叙事动力；而在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塔洛》中，万玛才旦则把镜头对准一对在照相馆拍新婚照的藏族夫妇，在他们隆重的藏族服饰背后，不管德吉把背景换成布达拉宫、天安门还是自由女神像，总感觉别扭，而当这对夫妇换上西装抱着小羊羔站在自由女神像下面时，反倒显得和谐了。从小说到电影的这一转变，正如同万玛才旦小说和电影从藏地走向北京进而走向国际之旅，其讲述的藏地故事也以鲜明的“在地性”体现了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觉。
作为“藏地新浪潮”的领军者和代表人物，万玛才旦电影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但对其小说却相对关注不够。万玛才旦汉语小说以生活化叙事把藏族传统完美融合于故事，化魔幻与荒诞为本土叙事经验，缔造了丰饶多姿的文学世界，具有鲜明的“在地性”，为当代汉语小说提供了新的叙事美学与写作经验。
一
生活化叙事与藏地故事的在场书写
在“世界”的中心——拉萨帕廓街上，跟随奶奶一起磕长头的小男孩，为了让旅行的中年男人给自己画像，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在听不懂藏语的汉族中年男人和听不懂汉语的奶奶之间来回转达，成功地让中年男人画像的对象从老奶奶转到自己身上，“黄昏的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小男孩的脸上，小男孩笑了，阳光将小男孩脸上的笑容衬托得更灿烂了”②。
这一被众多研究者忽略的细节，恰是理解万玛才旦小说的关键，也是最具征候意义的暗门。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中小男孩可以看作万玛才旦的自许，小男孩在汉语和藏语间的翻译与转达，则可以理解为万玛才旦小说真正用意所在，而这一极具生活化的叙事，既是万玛才旦小说的用力所在，也是其得以突破藏地故事讲述窠臼的关键所在。
熟悉当代小说的读者想必印象深刻，1985年前后，随着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去拉萨的路上》和色波的《幻鸣》《传向远方》《圆形日子》等小说的出现，“西藏系列小说”成为先锋小说潮流中最引人瞩目的部分。诚然，“西藏系列小说”以叙述为中心并成为“故事中的主要行动者、推动者和策演者”的“叙事圈套”是引起读者强烈阅读兴趣的内在根由③，但亦不能否认朝佛者、喇嘛、经幡，以及雪山、高原、蓝天等藏地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自然元素所滋养的神秘氛围对读者的吸引，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密布着宗教元素的藏地故事，正恰是藏地题材文学美学提升的重要凭借。
但是，藏地故事的宗教化又可能给真实地表现藏地生活带来某种遮蔽。当读者以猎奇的阅读心理把西藏想象成“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时，藏地便成了“东方化”的产物。④与此对应，为迎合读者阅读心理，藏地书写又会刻意以理想化、神秘化的标签来“自我东方化”⑤。这种“东方化”与“自我东方化”的多重反复，必然带来对藏地真实生活的遮蔽，这种被遮蔽的藏地生活因脱离了藏民族的真实日常生活，成了“形容词化了的存在”⑥，而万玛才旦小说则以生活化叙事突破了这一遮蔽。
这一突破，首先表现在万玛才旦以生活化叙事批判生活现实。虽然万玛才旦自陈其小说主要受先锋文学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现实题材较少，但无论是藏语小说如《我的次仁卓玛》《城市生活》《欢喜》《去泽当》等诸多篇什批判“人性的虚伪与丑陋、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民族教育的困境、乡土人的内心情感、当下民族文化的失落等社会问题”⑦，还是汉语小说如《人与狗》《老狗》《我是一只种羊》《岗》《牧羊少年之死》等对现实的批判，生活化叙事都是重要的叙述策略。
《人与狗》中，守护三家羊群的狗用狂吠提醒狼群袭击，却因嘶哑的叫声而被主人用木棒击死并被狼群分食；《老狗》中商人偷抢藏獒，老人不得不亲手勒死养大的藏獒；《岗》中男“岗”在旱灾时以透明身体获取金钱解除饥饿，但游客却企图得到女“岗”透明身体；《我是一只种羊》中新疆种羊因为羊毛更值钱而被用飞机运到青藏高原，又因羊毛不再值钱而立刻被卖到屠宰场；《牧羊少年之死》中母羊刚不能生育，父亲就逼迫牧羊少年宰杀它。在小说中，藏地生活不再是世外桃源，而是现实社会的有机组成，万玛才旦以生活化叙事激烈批判人性贪婪残酷、忠诚被遗弃、金钱侵蚀人心等现实问题，与藏地生活的理想化、神秘化叙述形成鲜明对比。值得关注的是，作为藏汉双语作家，万玛才旦把汉语小说自译成藏文，与其藏语小说对现实的批判形成同构，因为文学在藏族地区“仍然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功能，这种功能在整个世界文学格局中可能逐步弱化，但在藏族还有比较重要的作用”⑧。
其次，万玛才旦的突破更表现在深入藏民族生活内里，以本民族内部视角展现生活现实。诚然，由于宗教信仰传统已经融入藏民族生活各个层面，要在小说中表现藏民族真实生活，就不能不涉及藏传佛教，更不可能避免活佛、朝佛者、喇嘛、经幡、黄绫这些带有民族特性的藏地宗教元素，但是，万玛才旦不是让这些藏地宗教元素再度神秘化，而是让其内化为决定小说人物命运走向的潜在动力和虚化背景。《嘛呢石，静静地敲》中酒鬼洛桑梦到已故刻石老人刻六字真言的嘛呢石，敲嘛呢石声音响起时，村里人像听一首无字歌谣；《乌金的牙齿》中成为转世活佛的小学同学乌金去世后，“我”扔在屋顶上的牙齿和乌金的牙齿一起被供奉在佛塔里享受信众膜拜；《第三年》中孕妇连续三年在丈夫祭日请喇嘛超度，说孩子就是丈夫转世；《气球》中卓嘎怀孕后老人去世，因投胎转世传统而陷入要不要孩子的两难抉择；《撞死了一只羊》中司机撞死羊后带到寺庙让僧人超度，又买半扇羊肉去会情人。万玛才旦所展现的藏民族生活已和藏地宗教文化传统水乳相融，也正因这些藏地宗教元素存在，小说的逻辑走向才更具现实的真实性与可能性，所讲述的藏地故事才能真正“在场”，藏地生活和文化信仰也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因为“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把他们置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系统中，就会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他们的难于理解之处就会消释了”⑨。
在论及清代人情小说时，鲁迅认为《红楼梦》虽以女娲补天留石开篇，以归大荒结束，但全书所写却“不外悲喜之情”，小说与之前人情小说大不相同的地方在于作者“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⑩万玛才旦汉语小说“闻见悉所亲历”，以极为生活化的叙事深入藏民族生活内里，化传奇与宗教元素为生活真实，摆脱了对藏地生活神秘化与“凝视”的遮蔽，使所讲述的藏地故事如清风徐来、经幡月影般自然地“在场”，正如同小说《流浪歌手的梦》中每当被人问及故乡时，流浪歌手次仁都会自豪地回答，“雪域的每一片土地都是我的故乡”⑪。
二
藏地故事的在地性与普遍意义
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昆德拉认为，判断一个世纪的精神不能仅仅依据它的思想，它的理论概念，而不去考虑它的艺术，尤其是它的小说，他高度赞扬福楼拜之于19世纪的意义，认为在发明了火车和黑格尔坚信把握普遍历史精神本质的因科学理性而无比自豪的19世纪，福楼拜在小说中发现愚蠢，才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发现”。⑫
由此追问，万玛才旦汉语小说中“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那就是藏民族在现时代的境遇。万玛才旦以小说成功为藏民族普通人在传统与现代间定格，赋予他们被卷入现代时的经历以普遍意义，以鲜明的“在地性”体现了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觉。
首先，万玛才旦小说成功为藏民族普通人在面临现代时的精神境遇定格。万玛才旦小说写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时中国的现代化不再是未完成的“未来/理想”，而是已成为“现实”。⑬在这一“现实”下，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⑭任何人都难以从中“逃离”，藏民族及藏地生活自不例外。纵使万玛才旦给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取名为“塔洛”(藏语“逃离者”之意)，但因没有确认其现代身份的身份证，也难以改变别人只记得其“小辫子”外号而不知其真实名字的无奈，故塔洛走到县城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东奔西走的人，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 ⑮。
与塔洛的经历相似，在万玛才旦小说中，藏民族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冲击，而藏民族普通人则在这冲击下无所适从。《气球》中卓嘎怀孕后想拿掉孩子，但整个村子的人都认为孩子是老人投胎转世，卓嘎不生下孩子就是“妖女”，面对传统信仰和现代的冲突，卓嘎的反抗只能如小说最后越飘越高的红气球。《乌金的牙齿》中“我”不相信乌金有更大智慧，不相信各种殊胜奇异的事情，却拗不过父母，只能对乌金磕头。《静静的嘛呢石》中小喇嘛过藏历新年时对传统藏戏《智美更登》兴趣不大，却被《西游记》吸引。《艺术家》中小喇嘛跟着老喇嘛磕长头去布达拉宫，当听到从北京飞拉萨只要三四个小时的时候，小喇嘛怅然若失。最有意味的是小说《寻找智美更登》，导演遍寻适合传统藏戏《智美更登》的演员，演员却对卓别林默剧、迪斯科音乐、电子音乐、英文歌曲、当代情歌兴趣盎然，“他凭什么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也施舍给了别人，他哪来的这样的权力，谁给了他这样的权力? ⑯”歌手对智美更登善行的质疑，无疑是对藏民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困惑的追问。现代已走进藏民族日常生活，虽然小说认为“静静的”，但藏民族普通人却实在难以“静静”，他们摇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虽有身处传统中的宁静与安详，更多的却是面临现代时的困惑和迷惘，万玛才旦小说“发现”的正是藏民族在面对现代时的境遇，他通过小说“成功地为摆荡在传统与现代间的人心定格” ⑰。
其次，对藏民族面临现代时的困惑和迷惘，万玛才旦不是用小说给出答案，而是通过小说去“寻找”。“寻找”意味着万玛才旦已经超越既往藏地故事讲述的他者视角，作为藏民族内部的一员讲述被卷入现代时的经历，“寻找”已经成为其小说重要母题，也使得所讲述的故事更具普遍意义。
有意味的是，万玛才旦在小说中似乎试图通过诸般寻找为藏民族传统应对现代冲击探寻出路。《寻找智美更登》中导演对智美更登扮演者的寻找，《寻找阿卡图巴》中编辑对阿卡图巴的寻找，《流浪歌手的梦》中次仁对梦中女孩的寻找，《第三年》中孕妇对能为亡夫念经的喇嘛的寻找，《第九个男人》中雍措对理想男人的九次寻找，《诱惑》中嘉洋丹增对黄绫经书的渴望与寻找，《陌生人》中陌生人对卓玛的寻找，等等。在这诸般寻找中，除却《第三年》中孕妇为亡夫找到了念经的喇嘛外，其余皆无结果，从中似又能读到万玛才旦的某种隐忧。
但阅读万玛才旦小说，却感受不到其因寻觅无果而产生的焦虑和困惑，小说中人物也并未因无果而放弃寻找，很大原因在于“他的小说创作表现的重点是在寻找，而不是困惑” ⑱。万玛才旦不困惑的背后支撑何在?支撑就在塔洛、丹增、甲洛、小喇嘛、卓嘎、洛桑、昂本、次仁、雍措、卓玛这些普通藏民族人身上，正是这些普通个体被卷入现代时的惶惑、无奈、孤独与迷失，才使藏民族在面临现代挑战时的“宏大修辞”有了具体的承担者，他们被卷入现代时的经历才更具普遍意义，也正因如此，万玛才旦对藏民族传统文化前景及新路径的探索才更具文化自觉。在这一意义上，万玛才旦不再试图为藏民族传统文化营造一个“桃花源”或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而是对普通个体充满慈悲与关爱，“以一种书写‘佛经’一样的冲动，润物细无声地传播他作品中氤氲着的藏族文化的普世意义，以期影响和惠及更多的人” ⑲。
更重要的，万玛才旦对传统与现代遭遇的态度是严肃的，并未因自己置身于民族文化之中而被困囿，而是以审视的眼光探寻藏民族文化的未来。他多次强调，传统与现代并非二元对立，他并不拒绝现代化，“我的作品呈现的也并不是现代和传统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只是一种现实的状态” ⑳，已经动摇和弱化了的传统在与现代遭遇时如何自处才是他思考的重点。《寻找智美更登》中，面对歌手的质疑，万玛才旦似小说中的导演一般“失去了对智美更登这个角色的把握和判断的能力”，其对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境遇的思考已足够深刻；而在《气球》里，他甚至让卓嘎在听到活佛说老人会投胎转世到家里时立刻说“不可能”，进而在《乌金的牙齿》里怀疑活佛乌金的传奇。可见，万玛才旦对传统的质疑与诘问，目的是“审视有什么因素妨碍西藏文化以自身的轨迹发展、并进行现代化，并为西藏文化探索新路径以掌控未来”㉑。
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在空间转向背景下把“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双向建构命名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与之对应，“在地性”概念突出本土行动主动性，与传统相接又对国际文化开放，成为超越不同地域既定权力关系的新视野和新路径。㉒万玛才旦小说既有藏民族普通人在现代冲击下的迷惘与无所适从，也有对传统如何面对现代的答案的不懈寻找，又有对藏民族文化现代路径的审视，而支撑其小说“宏大修辞”的则是藏民族普通人被卷入现代时的个体经历，这无疑使其小说讲述的藏民族故事具有鲜明的“在地性”，更意味着其写作“不再仅仅是‘民族’的，而是‘人类’的，换言之，他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全球性的，是站在‘高处’的人”㉓。
三
重返故事与汉语叙事新美学
在本雅明的理解中，讲故事意味着人“自身与自然和谐相处”，听故事者与讲故事者之间是“淳真自如的关系”。在谈论俄罗斯作家列斯克夫的小说时，他感叹列斯克夫扎根于古典的故事能把读者带进“地球腹中的石头和高悬的神圣星辰仍然关怀人的命运”的古老时代，而今天随着讲故事艺术的消亡，智慧与真理也在衰亡，“天地不仁，万事万物对人子的遭际皆漠然置之。万籁俱寂，无有与人晤谈之声，更遑论听从人之颐指”。㉔
万玛才旦小说最典型的文本特征就是具有极强的故事特别是民间故事意味，他曾经专门编选翻译过西藏经典民间故事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因而其小说受西藏民间故事的影响比较深。通过故事，万玛才旦和读者一起重返藏民族文化传统，进而反观藏民族在面对现代时的困惑、无奈与寻找，这种反观因奠基在藏民族强大文化传统之上，故而在“揭示人类普遍的情境、恒有的人性世界时，有着个性化的叙述所不及的穿透力”㉕。万玛才旦小说独特的内在光辉，体现出对藏民族文化的强烈自信和高度自觉，对当代汉语小说叙事风格多元化和文学品格提升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首先，万玛才旦小说的魔幻、荒诞色彩植根于藏民族生活与文化传统，化魔幻现实主义为本土叙事传统，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为中国当代小说如何接受外来影响树立了典范。
万玛才旦小说早期主要受中国先锋小说特别是“西藏新小说”影响，以扎西达娃、马原、色波为代表的“西藏新小说”对荒诞、幻觉、神秘等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表现技巧的借鉴，极大地冲击了汉语小说，“不仅改变了人们既成的小说观念和阅读习惯，且对汉语小说的形式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㉖。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在藏地作家创作中真正生根并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西藏文学就此诞生”，创造了“藏族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辉煌场景”，㉗根本原因在于藏地现实生活及其文化传统本身就包含有魔幻成分。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藏民族以独特的思维方式看待、处理世界，大自然在藏民族眼里也充满神性，这极大地影响到藏民族文化艺术，文学甚至历史书写因讲述神明鬼怪的故事而被认为是“神明鬼怪的艺术”。㉘出生在藏地并在藏地成长的万玛才旦，自然受到藏民族生活现实和“神明鬼怪的艺术”的影响。在诸多访谈中，万玛才旦都提及他出生的安多地区的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艺术对其小说写作的影响，如小时候手抄、背诵藏文经书《莲花生大师传》，为学藏文阅读《五部遗教》《诗境》《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候鸟的故事》《罗摩衍那传》《青年达美的故事》等藏族文学经典，翻译西藏经典民间故事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和民间情歌，这些都滋养了其小说中的魔幻因素，因为“从小听到的故事、读到的民间传说，以及文化的渊源中虚幻的东西太多了，有这样的土壤”㉙。
魔幻与荒诞色彩在万玛才旦小说中几乎篇篇皆见，成为其小说重要的叙事动力。《嘛呢石，静静地敲》中洛桑与死去刻石老人阴阳相隔的对话，《诱惑》中嘉洋丹增的死而复生，《流浪歌手的梦》中次仁与女孩在梦中相会并相伴长大，《我是一只种羊》中羊与人对话，《死亡的颜色》中尼玛能看见死亡的颜色，《牧羊少年之死》中牧羊少年与少女几世轮回，《岗》中身体透明的雪山精灵男女“岗”回归雪山，《一页》中用土壤制造可口食物，等等。这些传奇故事根植于藏民族文化传统，但恰因为只能发生在藏民族文化背景中，在别的民族看来是魔幻的，在藏民族看来却是真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同马尔克斯在谈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时指出的，“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实际上是拉美现实的特征。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对属于其他文化的读者来说似乎是神奇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讲则是每天的现实”㉚。
在万玛才旦根据西藏民间“尸语”故事编译的讲述如意宝尸不断循环的经典故事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中，如意宝尸对背尸人德觉桑布说：“兄弟，这一路上只有咱们两个人，怎么也得想个法子解解闷呀”㉛。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万玛才旦小说中魔幻传奇因素的真正意图。汉语文学本不缺魔幻与荒诞元素，神话传说是汉语小说的源头之一，从《山海经》《庄子》到《搜神记》与《酉阳杂俎》，从《西游记》《封神演义》到《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汉语文学一向有说神道鬼之传统，但在现代，小说中的鬼神隐退，经验写作遮蔽了想象的魅力，阅读小说逐渐变得无趣。万玛才旦小说基于藏民族生活与文化传统而叙述魔幻与荒诞，“给汉语小说中几近衰竭的想象力，输入了罕有的精神活力，输入了藏族人繁复而诡异的心灵世界，这种异陌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质地，让汉语小说获得了别开生面的崭新语境”㉜。
其次，万玛才旦小说以其鲜明的诗性思维而具有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中国当代小说突破现代理性逻辑思维的困囿，更有效地讲述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经验，提供了良好借鉴。
在维柯看来，人类的理性思维占据统治地位，但理性思维却生发于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相较，诗性思维源于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人在无知中就把他自己当做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人在不理解时却凭自己来造出事物，而且通过把自己变形成事物，也就变成了那些事物”，因而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㉝
万玛才旦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处事方式均肇源于藏民族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体现出鲜明的诗性思维。《气球》中卓嘎怀孕之后的犹疑与痛苦来自藏民族投胎轮回的文化信仰，《八只羊》中纾解甲洛丧母之痛的是母羊艰难产下羊羔，《嘛呢石，静静地敲》中酒鬼洛桑因死去的阿妈托梦便要已死去的刻石老人雕刻嘛呢石，《诱惑》中嘉洋丹增死而复生后成为活佛，《牧羊少年之死》中牧羊少年和牧羊少女为相聚而经历小鸟、猛虎、有情男女四世轮回，《流浪歌手的梦》中次仁与女孩在梦中相伴长大，这些故事已经自足于现代的理性逻辑之外，将读者导引进藏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内里，生发出迷人质地，“在历史与时间边缘的想象中解放精神，同时深化了关于生命议题的思考”㉞。
中华民族有着悠远的诗意抒情传统，初民的神话传说滋养了诗意心灵，传统汉语文学讲述的先民故事尤具想象力与创造力。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汉语小说讲述的故事越来越理性，许多不能被纳入“现代”的情感与故事都被摒弃，逐渐远离中国人独特的生命与情感体验。万玛才旦小说以“以己度物”诗性思维方式，以自己的感受，诉说藏民族普通人的困惑、忧伤、无奈与迷惘，进而体验外部世界给藏民族生活带来的改变，并用最具体的感性故事来讲述。因此，万玛才旦的藏民族故事不是理性支配下的冷静讲述，而有着感性体验的情感温度，藏民族无数普通人的个体经验汇聚成的中国故事也因而更具可信度，即维柯所谓“愈掌握住殊相(个别具体事物)，就愈确凿可凭”㉟。
最后，万玛才旦小说的简约风格，使小说直切人物最基本的生存状态，让读者直接面对生活世界里的人，强化对藏民族信仰与文化传统的情感认知，为中国当代小说处理当代人的存在命题提供了新的美学经验。
进入20世纪，与现实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相对应，现代人的内心世界愈益幽暗复杂，以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开始借助大量的心理描写来传达人类生存困境，试图使幽暗内心世界与复杂现实世界同构。但万玛才旦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大段的景物描写、人物肖像描写、心理描写都不再是必须的了，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人物身上最本质的东西都隐藏得更深，这些描写根本触及不了”㊱。其小说几乎拒绝对藏民族艰苦的外在生活环境的任何描写，也少有对人物内在心理的详细交代，更不见多重繁复的故事情节，而是直接切入人物当下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以凸显人的存在。《陌生人》中，陌生人为何寻找卓玛，为何最后带着卓玛离开?悬念并未在小说中解决，伴随着每一个卓玛出现的，是陌生人疲倦和哀伤的神情，这疲倦和哀伤似乎正是藏民族的现实体验。《第九个男人》中，雍措寻找理想男性的故事历经九次循环，她最终对所有男人失却信心，但万玛才旦对雍措的痛苦似乎毫不在意，他关心的只是雍措对命运不断重复的承受。《诱惑》中嘉洋丹增为何会对黄绫经书有如此执念，万玛才旦无意揭示，书写诱惑才是他的本意所在。
当然，简约并不意味着万玛才旦小说没有技巧。万玛才旦小说在植根于藏民族文化传统之外，还深受马尔克斯、卡夫卡、福克纳、契诃夫、莫泊桑、卡佛等一众现代、后现代小说大师影响。他不断探索各种现代、后现代表现技法，在《陌生人》《午后》《一块红布》《我是一只种羊》《牧羊少年之死》《一页》《永恒的一天》《诗人之死》《神医》《一篇小说及其两种结尾》《月亮升起来了》等众多篇什中，现代与后现代叙事元素随处可见。因此，万玛才旦小说的简约风格实质上是超越高度叙事技巧之后的“表象上的单纯”㊲，具有反常规的美学效果。
这三重叙事新美学，使万玛才旦小说既有植根于藏民族信仰与文化传统的瑰丽炫目的魔幻色彩，又有“以己度物”诗性思维，更有超越现代、后现代叙事技巧之后的简约美学品格，具有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体现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在这一维度上，万玛才旦小说是“汉语意义上的元小说，其本质接近诗歌，富有哲学蕴藉”㊳，为中国当代小说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经验提供了全新的叙事美学和写作典范。
结语
民族文化在场书写与万玛才旦的遗产
对万玛才旦小说稍有了解的读者不难发现，死亡是其小说最为常见的主题，《乌金的牙齿》中活佛乌金圆寂，《诱惑》中佛爷嘉洋丹增坐化，《牧羊少年之死》中少年与少女几世轮回，《死亡的颜色》中达娃被卡车撞死，《赤脚医生》中产妇难产而死，《撞死了一只羊》中羊被卡车撞死，《流浪歌手的梦》中次仁梦中女孩坠河而死，《故事只讲了一半》中扎巴老人凌晨去世，等等，死亡几乎出现在他每一篇小说中。2023年5月8日，当听到万玛才旦不幸去世的消息时，与这些死亡故事一起浮现的，是他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中借老手艺人之口道出的几如谶语般的预言：“财富如草尖的露珠，生命如风中的残烛，这就是无常啊。你看我今天好好的，也许明天就不在了。”
这死亡，这故事，早已化为藏民族的生活内里，轮回的信仰坚韧得足以抵消死亡的悲伤。万玛才旦如此频繁地书写死亡，实是透过死亡讲述藏民族在面对现代时的内心体验这一时代“大故事”，这一“大故事”的演绎者是藏民族的普通个人，正是有了这些普通人具体的欢乐、忧伤、孤独、惶恐与无奈，小说所讲述的时代“大故事”才更具普遍性，正如法国作家安德烈·莫罗亚在论及《追忆似水年华》时所认为的，普鲁斯特这样伟大的小说家能够“通过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笔下”㊴。在这一意义上，我愿把万玛才旦归入“伟大的小说家”行列。
正是在这一维度上，万玛才旦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树立了典范。万玛才旦小说的藏民族文化书写深入藏民族信仰与文化传统内里，以生活化叙事讲述藏民族的现代境遇，把藏民族信仰和文化传统完美融合于小说故事讲述中，缔造了丰饶多姿的文学世界，却又看不到任何人工强加的痕迹，得以脱出詹姆逊“第三世界寓言”的阐释困囿，为民族文化的在场书写提供了新的路径与可能性。
“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也许你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根据万玛才旦小说《撞死了一只羊》改编的同名电影结尾，当杀手金巴被困在复仇传统与现代精神之间难以抉择时，万玛才旦以藏民族传统的善念和救赎助其脱离困厄，终结了复仇传统的轮回，结尾的这句谚语则是万玛才旦对面临现代的藏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可见，万玛才旦小说中藏文化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以其普适性与现代文明互融互生，因为“即使两种文化出现了这种对话的交锋，它们也不会相互融合，不会彼此混淆；每一文化仍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得到了丰富和充实”㊵。
而这，也正是万玛才旦小说的使命与意义所在。唯其如此，即使他如小说《故事只讲了一半》中讲故事的扎巴老人一般，把藏民族故事只讲一半就溢然长逝，但“这一半的故事也足够让人久久回味”㊶;也只有如此，小说《黄昏·帕廓街》中那个站在“世界”中心拉萨帕廓街上的小男孩，才会笑得更加灿烂。
我想，这就是万玛才旦最有意义的遗产。他幼时体弱多病，家人以藏语里意指生命永固的“才旦”寄托美好愿望，他的小说、电影，他所讲述的藏民族故事，必将如他的名字一般生命永固，正如他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中借老手艺人之口所预言的那般，“他一生行善积德，灵魂一定会往生天界的”。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注释
*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当代江苏文学批评的范式衍变与艺术贡献研究”(2022SJZD140) 阶段性成果。
① 扎西达娃语，见万玛才旦：《嘛呢石，静静地敲》，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封底。
② 万玛才旦：《黄昏·帕廓街》，《塔洛》，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
③ 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④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页。
⑤ 阿里夫·德里克：《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化”》，曾艳兵译，《东方论坛》2001年第4期。
⑥ 阿来：《西藏是一个形容词》，《离开就是一种归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9页。
⑦ 增宝当周：《万玛才旦的双语创作、后现代因素与民族文化的不同表述》，《西藏研究》2018年第6期。
⑧ 何晶、何彦禧、李嘉楠：《万玛才旦：真正心灵的回归很难》，《羊城晚报》2014年6月22日。
⑨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⑩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⑪ 万玛才旦：《流浪歌手的梦》，《气球》，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85页。
⑫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204页。
⑬ 贺桂梅：《“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138页。
⑭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⑮ 万玛才旦：《塔洛》，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
⑯ 万玛才旦：《寻找智美更登》，《撞死了一只羊》，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页。
⑰ 《2020年南方文学盛典“年度小说家”奖授奖词》，《南方都市报》2020年9月19日。
⑱ 唐红梅、王平：《宁静中的自信与优雅——论万玛才旦小说创作的特色与意义》，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4年第6期。
⑲ 龙仁青：《民间叙事背景下的文学艺术诉求———种书写“佛经”般的冲动：万玛才旦的电影、小说及翻 译》，《东吴学术》2015年第4期。
⑳ 万玛才旦、徐枫、田艳茹：《万玛才旦：藏文化与现代化并非二元对立》，《当代电影》2017年第1期。
㉑ 方文莎：《万玛才旦的〈寻找智美更登〉：创造“少数电影”》，《东吴学术》2015年第4期。
㉒ 易雨潇：《重新思考空间——Site-Specific Art与在地艺术》，《上海艺术评论》2018年第5期。
㉓ 万传法：《语言与言语——游走在民族间的万玛才旦导演研究》，《当代电影》2017年第1期。
㉔ 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张旭东、王斑译，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7页。
㉕ 马钧：《风雪夜归人如是说——万玛才旦的小说世界》，《青海湖》2014年第9期。
㉖ 郑靖茹：《“西藏新小说”的兴起与终结》，《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
㉗ 色波：《序言》，色波主编，《玛尼石藏地文丛短篇小说卷·智者的沉默》，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 2-3页。
㉘ 卫毅、刘芮：《朝圣者是不创造世俗价值的——对话扎西达娃》，《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第25期。
㉙ 万玛才旦、李韧：《静静的嘛呢石——万玛才旦访谈》，《电影艺术》2006年第1期。
㉚ 加·马尔克斯：《我的作品来源于形象》，傅郁辰译，《世界电影》1984年第2期。
㉛ 万玛才旦：《西藏：说不完的故事》，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㉜ 马钧：《风雪夜归人如是说——万玛才旦的小说世界》，《青海湖》2014年第9期。
㉝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页。
㉞ 洪士惠：《启蒙时代的宗教视域——万玛才旦小说的西藏写述》，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6辑)，四 川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34-238页。
㉟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㊱ 万玛才旦、徐晓东：《万玛才旦关于小说创作的访谈》，万玛才旦，《撞死了一只羊》，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226页。
㊲ 杨慧仪：《万玛才旦的寓言式小说——在深层意识对精神状态的叙述》，《东吴学术》2015年第4期。
㊳ 郭建强：《孤儿·谜团·尸语者——万玛才旦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读后》，《青海湖》2014年第9期。
㊴ 安德烈·莫罗亚：《序》，施康强译，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在斯万家那边》(第1卷)，李恒基、徐继曾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6页。
㊵ 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晓河译，钱中文主编， 《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第411页。
㊶ 龙仁青：《这一半的故事也足够让人久久回味——纪念万玛才旦》，《文艺报》2023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