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鲜明的荆楚文学地标

江汉平原上的竟陵清荷垸，是有名的戏乡。孩子在娘胎里就被熏陶，一出生就习惯了哟哎哟的唱调。这个地方戏种，就是“花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花鼓戏滋润着一方水土。

长篇小说《花鼓》，通过对江汉平原上社会变迁和百姓生活的描写，为读者展示一幅富有水乡特色的百年生活画卷，以此地民间流行的花鼓戏贯穿全篇，建立起了一座特色鲜明、引人注目的文学地标。

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这样几个基本要素。

一是完备的物质生活属性。文学地标的建成，在于它有不易遮蔽、不可替代的地域特性，即所谓“江山之助”。构成地域特色的实质，在于日积月累、生生不息的实际生活内容及其乡俗民风。一年四季，衣食住行，喜怒哀乐，《花鼓》提供了一份荆楚大地传统日常生活的完整档案。

二是方言口语的丰富储存。这是走向文学地标的必由路径。《花鼓》对方言口语的大量运用，涉及荆楚世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一部江汉平原生动的口语方言辞典。这些方言土语，能让我们由陌生到熟悉，进而感到亲切、真实，进入荆楚大地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内心。

三是地域文化的有力支撑。荆楚文化源远流长，长期积淀，不断传承，在江汉平原人们的日常细节和生活肌理之中，发挥深刻而持久的作用，构成一方土地的传统生活伦理。梦境的提示，大槐树的灵异，家蛇的隐喻，请七姐的习俗，《花鼓》让我们尤其感触到了荆楚巫文化的厚重身影。

正是在荆楚文化背景、水乡生活内容和方言表达系统上，花鼓戏这一民俗文化的形象表征，得以脱颖而出。作为荆风楚韵的代表，花鼓戏从此就和荆楚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相依相伴，水乳交融。它是荆楚大地百姓生活的寄托和抚慰、应答和印证、提示和预见、写照和缩影，是一味药，是精神上、心灵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身体里藏着的另一个人，是荆楚大地的显著地域文化标识。长篇小说《花鼓》正是艺术地呈现了作为地域民俗文化符号的花鼓戏与一方土地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活面貌之间绵密而悠远的生命联系，成为了荆楚大地上一座引人注目的文学地标。

《花鼓》产生于荆楚大地，这座文学地标是如何构建的，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和启示呢？

我们说，文学地标要有地域生活、表达系统和文化根基，更要有它的文化形象表征，花鼓戏就是地域文化的形象表征。《花鼓》所以能建立起一座文学地标，还在于它借助花鼓戏这一文化表征，承载了一方土地的历史记忆。

小说《花鼓》以“花鼓”的韵致和史家笔法，细致而审慎地再现了乡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一部荆楚大地百姓的生活史。作者无意于展现地域生活如何走向宏大叙事，而是写在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之下荆楚大地涌动的生活涟漪，以及大时代对人民生活内在的触动和改变，着眼于一方土地的感受和遭遇。这样的运思，更凸显了作品作为文学地标的独特价值。

更重要的是人物。这是《花鼓》这一文学地标的“眼”。小说成功塑造了形形色色、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生动表现出荆楚人民的性格和精神。货郎刘五的英勇不屈、戴季平的隐忍担承、秋叶的受辱自尽、乔章氏的虔敬实诚、沈菊花的坚强刚勇和豁得出去的劲头，都闪现出荆楚人民的性情特质。尤其是作品对林静芝九十年人生经历的展示，更张显了荆楚人民那种不屈从于命运的摆布、不放弃个生的不断努力、不小气于仁厚大义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作品对以林静芝为代表的荆楚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国小说人物长廊增添了一组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

长篇小说《花鼓》建立了一座文学地标，呈现了一部鲜活历史，写活了一群荆楚人物，给我们的地域写作带来了丰富的启示。

启示之一，作者蒋彩虹就读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经历，为她提供了难得的创作视野：跳出本土写本土。同时，她又能深入本土的生活肌理和日常细节之中，不急功近利，不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而是怀着对土地、对生命、对人生的无限敬畏，去表达自己的文学理解和人生领悟。这样一种写作态度，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启示之二，一部作品的成功，离不开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加持。在长篇小说《花鼓》的写作过程中，湖北省作家协会给予及时指导和支持，将作品列入第三届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并安排对地域写作有着深入研究的中南民族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彬进行一对一、面对面辅导；荆州市宣传文化部门和作者所在单位提供的有力支持和帮助，共同促成了《花鼓》的写作、出版和传播。相信《花鼓》在进一步完善后，经过有效的艺术转化，将会对荆楚文化的发扬光大，产生积极而又重要的推动作用。

“极目楚天舒。”我们坚信，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社会生活的荆楚大地，一定会有更多的文学地标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