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从三位作家的近作看山东文学的意义
一
“东方三大”是古代山东之美誉，指的是泰山、东海、孔子。这一说法流传广、影响长、入心深，标举了文化大省的地位，乾隆皇帝有一年将其作为特科举子的试题。魏晋以后的山东，因王朝更替，首都变迁，经济贡献、学术贡献都有落后之势，但山东文学却一直繁花似锦、满园春光。在悠长文脉滋养下的山东现当代文学，因根深而叶茂，形成了文学鲁军。
《易传》云：“修辞立其诚。”“诚”在文学活动中有着独特的重要作用。黄发有曾言：“山东的优秀作家在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方面有高度共识，他们重视文化积累，不抄近道，精雕细琢。”① 他把山东文学称之为“有根的灿烂”。“诚”可理解为“根”的重要内容。山东文学作品，集中体现出“诚”的特点。这种“诚”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格外重视“诚”，这一理念在《中庸》里阐发得最为深刻，也最为丰富：“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上天的准则，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即是诚；造化流行，自然运转，即是诚。“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一个是证明，一个是显示。”（别林斯基）这里的“显示”，在海德格尔那里表述为“真理的自行置入”。“显示”或“自行”，是创作者的精气神整体性的、自然而然的显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鲜明的“诚”的蕴味。也正是因此，巴金主张“把心交给读者”，列宁把托尔斯泰的作品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因其作品体现出自己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
与齐鲁文化的滋养有关，山东作家素来讲求“修辞立其诚”，不同的作家操持的笔法不同，但“诚”心正意的根柢大致一致。正如诗人吴开晋所写：“土地是有记忆的/正如树木的年轮/一年一道沟壑/贮存着亿万种声音/当太阳的磁针把它划拨/便会发出历史的回声。”（《土地的记忆》）山东文学作家用一道道“沟壑”书写着土地的记忆和历史回声。近几年来，王方晨、马行、夏立君的创作，从不同的方面，诠释着“修辞立其诚”，引人关注，富于启发。
二
王方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执著于乡村世界的文化、人性、生态的书写，创作了《老大》《公敌》《芬芳录》“乡土与人”三部曲等作品，展现出独特的“乡土先锋”的风格，取得不俗的成就。近些年来，他创作了《老实街》系列，从“塔镇”到“老实街”，从乡野进入城市、从老村走向老城，展现出一种异样的风貌，似乎显现出不同的写作路向。
王方晨的文字向来充溢着混沌的气息，原始、黏滞，充满了被压抑的生命冲动。《老实街》构成他的一个转向，写得月白风清；但与此前相通的是轻中有重，用“不老实”的笔法书写老实街的悲欣交集，彰显出小说的非凡质地。《老实街》系列作品，赢得了许多赞誉，如“一条老街就是一个世界，几个人物就是一个时代。人世间的纷繁复杂，个人命运的未卜难料，在一条巷子里深入得风生水起，令人欲罢不能”（孟繁华），“器物、手艺和人性、道德互相纠缠，展示出生命之复和幽微”（梁鸿），等等。这一系列体现出王方晨与老城济南之间的“诚”，是人与文化的内在契合，是他创作的秘笈，也是他创作的底气。他感激生活城市，因它让自己的写作“言之有物”。作家曾在济南求学两年，后调到济南工作，在这方土地上生活上十余年。他把这座称为“吉祥之城”，这是他写作的“吉祥之城”。评论家李敬泽和他开玩笑，认为其把自己变得“很济南人”。王方晨与济南，一个作家与一座城池，带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变中有不变。变者在于，《老实街》系列与《老大》等相比，更为典雅有致；不变者在于都是真诚地书写文化体验的笔法。塔镇和老实街，物的场景不同，但都是承载文化的地域性符号。老实街正如生活本身，本来就是说不透的。老实街是道德的象征，但生活时时会溢出道德的局囿，并会逼迫道德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沦”入无语之境。小说中令人动心、令道德失语的鹅，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她依自己的原始的感觉来生活，愿意和一位又一位的男性交往。她最终觉得，自己让父亲丢了脸，对父亲的离世负有责任，但同时“觉得自己好像一朵硕大的鲜花，盛大地开放着，无私地芳香着整个世界”，在读者这里后一种感觉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性欲”非她所求，她达成的是“爱欲”的境界。当道德的信仰与人性的复杂狭路相逢时，人性的复杂会逼迫道德走向异化，而这其中的曲折又不是明晰的语言所能讲明的。生活说不透，需要不说透的文学来加以折射。文学对生活的反映，在其表现形态上总是“不全”的，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性，这也正是艺术的长处。唐代画论家张彦远曾对“了”与“不了”所做的分析，正是描述艺术的“全”与“不全”：“夫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真不了也。”“人心有多深呢？”哪能说得透呢？王方晨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把自己的体验真诚书写出来，实践着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
王方晨写作中，凝结着他对写作意义的探索。他在一篇访谈中，曾讲道：“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包括写作，本质上都是为了形成、丰富我们的精神、信念，涵养我们的德性。”② 这一理念可与荀子《劝学》中所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互证。“为己”的写作，“以文学为宗教，把写作当修行”（赵德发语），如此理念下的创作有着格外不同的面相。
三
王方晨是用文化的“浓汁”把凡常的生活写得不凡常，这也是评论者将其称为“乡土先锋”的原因所在；诗人马行，作为大漠荒原上石油勘探者的歌者，则是把不平凡的生活写得非同凡响。两者的创作殊途同归，作品异曲同工，都是在“诚”推动下的精神创造。
2021年，马行出版了《无人区的卡车》和《无人区手记》两部作品。前者是诗集，后者是随笔，有着一种有意思的互证，都有着浓郁的诗意——在“无人区”体验到“人”的存在，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好诗。在“美得令人想哭”的无人区的戈壁，人作为人，与万物坦诚相遇，也就是与天地相遇，也就是人与自我相遇，最外在的即是最内在的，最平凡的即是最深刻的，最生活的也即是最诗意的。
他感受到“轻盈而透明的夜”，他把国道旁的一棵树视作“一个顶天立地的柴达木王”。“那么高那么远的草原上，只有那么一个小院/梯子竖着/土墙下，停着一辆木板车/那是大朵的格桑花，在青海西，再次盛开//那小院，看上去/多么眼熟，仿佛很多个很多个世纪以前/有一个人把院门打开/等，等我此刻/再回来”（《青海草原上》）。梁邹评论他的作品：“好诗，是触摸幸福，书写幸福。好诗，是将痛苦看作幸福的一部分来触摸和书写。好诗是将企望也看作幸福的一部分。所以在好诗里，看不到痛苦，看不到绝望。一切都是那样被珍惜，被珍藏，被当成神灵，好好供奉，高高景仰。不知何时降临的、在遥远路途上的那些期待，也都成了诗人生命中用尽全力去接近的幸福”；“他是个不会随着时间的流转而发生质变的人。他那份最初的真纯永远不会变异”。③马行感受到勘探生活带来的神秘能量与影响，他感知到最是羊的羊，因而也是最美的羊……他也就体验最是自己的自己。
马行的诗便只能是马行的诗，不模仿别人，也无法为别人所模仿，这赋予他的诗以一种迷人的特质。
四
作家用“虚构”的魔法，创造一个“其声铮铮，其光闪闪”（海德格尔语）的世界。夏立君2023年出版了新作《天堂里的牛栏》，书的后记名为《虚构的诱惑》。这是一篇关于虚构的极深切、真诚的论述，作家在简短的文字中，构建了自己的虚构观：虚构与天性有关，生物皆有“虚构本能”；虚构“抵达”“异样真实有趣”的世界；虚构使自我“自由”，“多一点自我回望”，“破除一点我执”；真诚虚构的动力。因为有了语言，“人类是唯一的偶然将虚构能力进化发挥到极致的动物”，在虚构的极致中，许多事物被“唤醒与照亮”。
从散文创作中抽身出来，投入到小说式的“完全”的虚构，作者力图“唤醒与照亮”什么，是否收获了诱惑的满足？
在《时间的压力》等散文作品中，夏立君将自己融于历史文化的体悟、发掘、感动之中，“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笔下古人，部分满足了我的虚构欲”。从散文写作中一次次“奔入”小说创作的夏立君，是要在这一文体中享受“纯虚构”。散文中“部分虚构”的加工原料是历史、文化、文字、诗意……，而在小说的“纯虚构”中，作者把“乡野”当作虚构的核心动力、最深厚的发酵池。
夏立君的文字，不是乡村的，而是乡野的，追求土地氤氲神秘、生灵活蹦乱跳、宇宙天高地远、人事千奇百怪。其笔下有许多非乡野则消失的特别的事物人情，写得斑斓多姿。生产队的牛棚，是作者笔下凝聚了乡野特色的，因而也是“最有味道的地方”（《俺那牛》）。乡野的一天是从独特的声音开始的。乡野的一天，是全福《俺那牛》和马大爷（《天堂里的牛栏》）用独特的声音唤醒的：（马大爷）“牲口一样将手臂伸向空中，牲口一样打个呵欠，使劲发出一声全福特色的咳嗽”。这一有声有色的场景，为作者所珍爱，在《天堂时的牛栏》一篇中几乎是搬过去又用了一遍。这一场景在作品的心象中打深深的烙印，这就是他心中的乡野的清晨。在名为“上海”的孩子耳朵里，牛是“踢里踏拉”地跑，老犍子牛“四个圆大的蹄子呱嗒呱嗒敲击着”。这是有声有色、有味有境的乡野图景。
夏立君写乡野，显然不是认同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念，他的作品中洋溢着人天一体、人天未分的氤氲之气。心疼全福的队长、嫂子精心策划、密切配合，是要唤醒他的欲望？但这种唤醒最终害死了全福；抑或，全福的欲望本已苏醒，但因羞辱而不就犯，却又终死在自己的欲望之下？这是作者精心用虚构展示的迷局，也是其深刻的困惑所在，是诚心诚意之作。
夏立君心里有一块“土地”。2007年的1月，65岁的陈忠实在西安的二府庄书房写成一篇回忆性叙事并带抒情和思考的散文，题为《接通地脉》。这篇散文写他全家当年带户口进城后，他把村里的责任田交还给村委会，村长又把无人耕种的二分地让他种玉米等作物。他住在乡间，既莳弄这二分地，也写作，由于接通地脉，他感慨地说，“这几年间，大概是我写作生涯中最出活的一段时光”。这篇文章其实也是在阐发一个乡土作家与土地的内在关系，一个乡土作家的生活积累、情感蕴蓄以及理性思考，都与是否“接通地脉”有着内在而微妙的关系。这也就可以理解，郭澄清等山东作家，如柳青一样，坚定地不离开切实、温暖、丰饶的土地。夏立君一直珍藏着心中的这块土地，几十年秘而不宣，一旦出手，便精光四射。
夏立君的创作也体现出作家之“诚”难度，彰显出生命体验与思考力提升的共谋。他的小说包孕着强力的生命体验，未止于生活体验展示上，有效地完成了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蛹化成蝶。检视夏立君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时间的压力》是一块极为不错的思想的磨刀石，这一古往今来、天下地下、纵横捭阖的创作历程使得作家的文字“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孔子曾言，“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有境界的人才能真正地“诚”心“诚”意地喜欢谁、厌恶谁。同样，从夏立君的创作中得到的启示，只有真诚地体验、思考，才能创作出“修辞立其诚”的文学作品。
五
三位山东作家“诚”心正意的创作，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近些年来，中国当代文坛屡屡引发热议，如廿余年、十余年前的私人化写作、青春实力派写手的写作，到近些年这些写作方式的延伸与变种，等等。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事件源于创作者的德艺未能双馨，如追求集体性的狂欢和扮酷式的颓废姿，等等。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者说德艺不能双馨的原因是立体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在文艺观念上以“纯文学”作为文学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纯文学”成为“很”文学、好文学的代名词。“纯文学”的来历与最初的内涵，尚值得细细研究，在目前的语境下，这一词语所指向的更多是形式、技巧方面，还隐含着与生活疏离的倾向，由此引发的有代表性的问题表现为：对形式探索的追求的遮盖对社会历史的深入，对身体感性的依赖代替“深入生活”，用对残酷性的追求代替对“历史必然性”的追求。试问，古往今来，可有“纯”而又“纯”的文学？评论家顾随评价鲁迅：“鲁迅先生有的是一颗诗的心：爱不得，所以憎；热烈不得，所以冷酷；生活不得，所以寂寞；死不得，所以仍旧在‘呐喊’。也就是《西游记》中孙大圣说的‘哭不得了，所以笑也。’” ④好文学，充满张力。
在“修辞立其诚”上，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论相会通。中华传统文论主张“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信中讲道：“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主要还表现在她叙述故事时使用了“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马克思主张，人的感觉器官以及相应的外部感知的能力不是给定的，而是伴随着人的自我生成的现实过程，“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家把自己的人生与文学创作融合为一体，才能如英国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才能让读者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王方晨近些年的创作，是在与文化的亲近之中，体现出体验、酝酿生活之诚；马行则投身于天地洪荒，其创作有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度；夏立君用极虚构彰显最真诚，营造了一个非同凡响的文学世界。简而言之，“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诚”的表现；尊重内在的情感，是“诚”的过程；让文学意义上的“真理”自行显现，是“诚”的目标。立基于“诚”，构建丰厚的文学观念，方能推进文学的发展。
注释：
①黄发有：《山东文学：有根的灿烂》，《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2月5日。
②钱欢青：《王方晨：以精诚之心，“熔铸”短篇小说的东方美学神韵》，中国作家网，2022年7月26日。
③梁邹：《马行的高地》，搜狐网，2020年5月17日。
④《顾随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