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融通与创造：张胜友报告文学论
一
张胜友1948年出生于福建永定，2018年11月6日在北京去世。他历任《光明日报》记者，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有人说他奇人异相，其实其貌不扬、身材小号。他有着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激扬的才情和风趣的谈吐，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作为作家，张胜友有着多方面的才华，最重要的体现在其报告文学的创作方面。张胜友不仅是在传统的以纸媒为载体的报告文学写作中，创作过大量有重要影响的作品，确立了他在从20世纪新时期到21世纪初十多年的这一时段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更以对影视报告文学这种媒体间融通方式得心应手的运用和蔚为大观的创作成就，拓展并创造了报告文学存在的新美学样貌。
成就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需要具备许多的条件。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时代文体。“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由产生而且风靡的根因。”[1]张胜友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发生着伟大的历史转折，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纷繁快进的时代生活，为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资源。
这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时代和时代文体赋予了张胜友使命与责任，但这只是一种公共性的语境，它为个体创造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性。张胜友所具有的内在素养和能力，与特定时代的“遇见”相应和，才使这样的可能性成为现实。通常而言，从报告文学文体来看，它是一种新闻文学样式，题材与内容具有新闻性、真实性和实效性，而叙事和语言表达等又要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性。这样，就需要写作者具有相应的新闻和文学等方面的素养和能力。张胜友恰好与之适配并有卓然的表现。“胜友”之名是由其父取自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张胜友父亲毕业于中山大学华南分院的中文专业，后任中学语文教师。除了家庭的文学影响外，张胜友的文学天赋也是突出的。他能够写作多种文体，而于散文的写作尤能自出机杼。1977年12月26日，张胜友同一天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了散文《闽西石榴红》和《登云骧阁》。其时他还是刚参加恢复高考后首次考试的待榜考生。作为散文家，张胜友有《武夷山水情》《闽西：客家神话》《土楼宣言》《走进徐迟故里：南浔》《父亲》《人生的卡片》等作品，出版过散文集《记忆》。从某种角度而言，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更关联着散文的“文学”，尤其是作者的语言和结构作品的能力。曾有一个时期，报告文学或类属于新闻作品，或收纳在散文特写之中。新闻记者是张胜友1982年春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后所任的第一个工作。新入职的张胜友就以《文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记沈阳张桂兰家庭剧团》《一包就灵——改革带来了希望》等长篇通讯的成功写作，初显为人瞩目的新闻写作才华。其实，富有文学情采的长篇通讯也可视为报告文学的一种。张胜友在中央媒体的记者工作，既激活了一种职业的新闻敏感，同时又使他获得了更为阔大的视野和思想的时空。这些都直接促成他走向报告文学的创作之途。
还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张胜友对报告文学的情有独钟。这与新时期文学特有的时代氛围有关。中国的报告文学萌生于近代，在20世纪30年代有正式的文体名称，并且有夏衍《包身工》等名篇刊出。但在相当长的时期，报告文学并不独立成体。真正成为独立的文体，以卓异的面貌和气质立于时代文学的潮头，则是在文学的新时期。时代需要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也需要时代。时代生活的激荡与丰沛，思想解缚后作家主体性的激活等，将报告文学推衍为波澜壮阔的“中国潮”。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张锲、程树臻、李延国、黄宗英、陈祖芬、柯岩等作家的报告文学，以文字见证实录中国当代历史的演进，并以报告文学特有的方式参与到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进程中。“张胜友与报告文学最初的结缘，可追溯到1978年春赴上海复旦大学报到的奔驰的列车上。在拥挤的车厢里，张胜友手捧一份1978年2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一口气阅读完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入学后，张胜友又利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徐迟、柯岩、理由、黄宗英、陈祖芬等一批当红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2]这一细节和大学作品阅读选择情况的叙述，既真实地反映了其时报告文学的巨大影响力，又清晰地表明了张胜友的文学价值取向。顺着这样的逻辑理路发展，张胜友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很特殊的毕业论文选题。那时有的大学有“大”的精神，因材施教，有容乃大，允许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优长，以文学作品代替毕业论文。张胜友的毕业作品是报告文学《世界冠军的母亲》。世界冠军是乒乓国手李振恃，当时的报告文学写明星冠军题材的比较多，张胜友在采访中发现李振恃的母亲很有故事，就另辟蹊径，以世界冠军的母亲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世界冠军的母亲》发表在《青春》1981年9月号，并且获得了《青春》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这是大学生张胜友的报告文学。这一作品写作过程中题材视角调整的细节，显示了张胜友题材创新和智慧写作的意识和潜质。从张胜友报告文学创作的全程看，他的作品具有题材求异多样化、形式开新跨媒体等特点，尤其在影视报告文学创作上独树一帜，都与作者这种先在的创新思维有关。正是兴趣使然和初步成绩的牵引，使得张胜友得以逐渐在报告文学领域登堂入室，成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名家。
以上诸种因素对于报告文学作家张胜友的造就，大致都是外显的，有迹可循。在我看来，作者苦难生活的体验和独立思想品格的建构等，是内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张胜友入读大学时已届而立之年，此前的他差不多是一个“农民”：“我汇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队列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秋收，经年劳碌，尚不得温饱不得安宁。于是，我去筑公路、架大桥、修水库、挖矿槽、炸山石、打零工；我还去拜师学裁缝，挑着缝纫机走村串户挣钱糊口。割‘资本主义尾巴’风声一紧，还曾被捉拿归案，扔进当地私设的大牢里喂蚊子。”[3]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的具有更多社会性价值的写作方式，它需要作者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切实的感知生活的能力。有着这些困苦艰难经历的张胜友，更能理解底层生活的不易，体悟现实前行的意义，从而更能深刻地把握书写对象的本质及其意义。而入读复旦大学、在光明日报社从事记者工作这一时期，正是一个思想激扬的时代，张胜友深受浸润，对于历史和现实有了更多更深的思考。“思考，是一种智慧的痛苦” “我学会了思考”“我思考的目光，得以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舞台”“我为做人与作文立下了新的信条：‘不再说一句违心的话，不再写一个违心的字!’”“我要写自己认为值得写的文字”.[4]张胜友的这些言说至少包含了三个关键词：思考（思想）、真实（拒绝违心）和价值（“值得写”）。主体思考的意识和能力，对于报告文学写作而言，是作品叙事获得某种深度模式的保证。深刻而独立的思想，既可保证报告文学写作不可或缺的真实性，也可以使写作者对这种真实性的存在作出理性的符合公理的价值评估。不违心的报告文学写作，基于作者善于思考的头脑。只有包含了真实而又有思想价值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我们阅读张胜友的作品，特别是介入具有争议的社会热点题材的作品，如《命运狂想曲》《世界大串联》《历史沉思录》等，就可以感知其中真实的信度和思想的力量。
通过以上有限的梳理，我想确认的是，仅从作家这一身份来看，张胜友是一个集记者、思想者和散文家于一体的报告文学作家。这是生成他的报告文学具有丰富的信息性、深刻的思想性和饱满的文学性等重要特质的根本原因。
钟建红：《张胜友评传》，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二
从《青春》1981年9月号发表《世界冠军的母亲》起始，到2012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的《天网恢恢——中国公安“清网大追逃”纪实》和2014年5月27日至31日《光明日报》连载的《百年潮·中国梦》电视专题片解说词为止计时，那么报告文学作家张胜友的创作绵延了三十多年，从报告文学磅礴潮涌的新时期，贯穿到此类写作已经常态化了的新时代。张胜友的报告文学具有显见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既体现为作品书写题材和内容的多样广泛——作品所写在当时是时代第一现场的实录直播，而从今天看来，大多已沉淀为存活历史的档案卷宗；同时又显示出在作品写作方式的多机制和文本结构的因“体”制宜。“合作机制”是张胜友创作中一个特点，他的作品不少是独立完成的，但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品部分是合作撰写的，尤其是与大学同学胡平的优化组合，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时空中璀璨的“双子星座”。胡平也是知名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单独写作了不少重要的非虚构作品。从作品的题材形态看，张胜友的作品有的是人物类报告文学，有的则以报告事件、反映现象为主。从作品的体量和结构看，有采用传统结构模式写作的中短篇，也有因为与题材和主题的适配，采用集纳式或全景式结构的中长篇作品。从传播载体看，有只以传统的纸媒（报纸、期刊、图书等）为介质出版的文字作品，也有基于声像传播，以多种媒体（包括但不限于纸媒，如电视、电影、广播等）为载体的解说词类作品。张胜友作品这些丰富的多样性，为我们认知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的形态和肌理，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视窗。
在此先论述张胜友的传统纸媒作品。这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给自己近十年创作所做的一个充满张胜友式激情的小结：“我写知识分子的辛酸历程犹如在写祖国的辛酸历程；我为赵燕侠率先组团改革却最终流产悲愤不已；我为中国五千万残疾人的命运掬一把泪唱一曲歌；我为祖国背驮十亿人口重负艰难前行而哀惋叹息；我展示红卫兵们昨日的悲剧场景与投身‘世界大串连’洪流的莘莘学子今日之喜剧心曲；我探寻‘海南汽车狂潮’的始末得失令某些人暴跳如雷；我抨击光怪陆离的‘官倒’现象击节扼腕怒发冲冠……我和我的合作者胡平像两条狗气喘咻咻奔窜于大江南北，又似陀螺一般被裹卷入一场又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官司’旋涡中。然而，我没有一丝犹豫，半点悔意。”[5]在这小结中，张胜友给出了作品所涉及的种种题材，写作时的心境、状态以及他们的执着。由此可见，这一时段的作品主题是与时代一致的改革，方式是当时报告文学流行的对现实的介入。这些作品的年代感非常清晰，在场地及时地为读者报告了改革演进中颇有意味的人和事，为后来者研究这一特殊而重大的年代提供了珍贵的“化石”。
检视张胜友创作的行程，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人物报告文学的写作启程的，早期的作品多为人物类纪实之作。《世界冠军的母亲》是一篇人物报告，1982年第12期《福建青年》发表的他与章世敏合作的《飞到联合国总部的神奇石块》，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残疾青年，这是张胜友大学毕业后发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1984年与胡平合作写有多篇作品：《迢迢征途难——赵燕侠纪事》《你展示时代，展示自己》《从泥土里站起来的人——余守春纪事》《摇撼中国之窗的飓风——记陈天生和他的伙伴们》，从题目就可知道作品叙写的重心所在。1985年第12期《文汇月刊》刊有合作的《在人的另一片世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纪事》，而此作同时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更名为《邓朴方和他的伙伴们》。张胜友笔下的这些人物都是时代人物，不仅人物存在的背景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激扬着富有特质的时代精神。“文学是人学，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的尊严与崇高与高贵，就在于它要表达的永远是热切呈现社会生活的纷繁多姿，深刻揭示人的命运和人性的本质。”[6]这是张胜友多年以后体悟文学真谛的言说，实际上在他的创作中很早就有了切实的体现。赵燕侠、陈天生等是改革人物，而当时的改革注定艰难险阻。时代的命运规定了个人的命运，但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就是改革者“人性的本质”。张胜友的作品通过具体的叙事体现出的就是改革者冲破阻力、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陈天生领办重组《科学与人》杂志，进行全方位改革，他和“他的伙伴们的事业，有如武汉三镇到处可见的正在建造中的高楼大厦一样崛起”，他本人被特邀到北京“参加城市改革青年积极分子经验交流座谈会，并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但作品叙事的重点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其背后的艰难。
张胜友：《父亲——张胜友语文教材作品集》，上海：文汇出版社，2014年版。
《飞到联合国总部的神奇石块》与《邓朴方和他的伙伴们》是题材和题旨相近的作品。《飞到联合国总部的神奇石块》所写人物，是“先天严重残缺，四肢仅存左手的年轻人”蔡天石。一个只有数千字篇幅的作品，内容却是丰富充实的。作品题名醒目而充满悬念，牵引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全篇用三个小标题——《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是一块具有怎样神奇魔力的石块哟》《当他呱呱坠地时，命运就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一道非常人可以解答的难题啊》和《人们应该赞扬你的母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三个部分分别叙写了这位青年残疾篆刻艺术家将刻有“纪念国际残废人年”的印章，通过外交途径送到联合国总部获得赞誉；出生即肢残，特殊年代家庭困厄和他自强不息苦学篆刻的故事以及改革开放后残疾人受到社会关怀；业有所成，回报祖国等事迹。在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的叙事中，凸显出人物坚强不屈的性格和开阔向远的精神。《邓朴方和他的伙伴们》所写人物及其故事有些特异，作品的容量也较大，但主题意蕴与《飞到联合国总部的神奇石块》是一样的。作品通过邓朴方、王鲁光、郭建模等个人命运的叙说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创办前后重要事实的记写，深刻批判了动乱年代对人的摧残，肯定了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复归与弘扬，赞扬残疾人不屈服于命运，“将大写的‘人’字铺向蓝天”的精神价值。因为题材的独异和主题深新，作为此作压缩版的《在人的另一片世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纪事》，获得了第四届（1985—1986）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张胜友报告文学中的人物不拘一格，他们有着不一样的面孔，他注重所选人物的差异性及其意义的表达。《升腾的大地——彭培根纪事》中的彭培根“是赫赫有名的加拿大籍华人建筑师、中国第一家民办建筑事务所创办人”，是一个有性格有故事的人物。“按大陆的说法，他也是‘高干子弟’”，父亲为黄埔六期学生，曾是中将。彭培根在中国台湾上大学，到美国留学，移居加拿大创业有成。彭培根身上有一种刚正不阿的品格，更深怀着爱国之情，“真像一个巨大的谜”的中国大陆深深地吸引着这位游子，1981年10月，他放弃加拿大的优渥生活，携妻带子回国定居，立志做一个“龙的建筑师”，入职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办大陆第一家民办建筑事务所。“彭培根纪事”是对“升腾的大地”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注释，它以一个典型个案彰显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的中国所出现的巨大新变。
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张胜友他们以人物报告文学为主，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张胜友和胡平明确地表示：“今后，报告文学也许会将视野投向更加广阔的天地。不断地拓展自己的题材容量，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际，从社会到家庭，从人生到自然，从心里到哲理……并细腻地、不动声色地处理每一类题材，追求平缓里的深沉，追求弹性中的力度，追求人们身边大量熟视无睹事情里的丰富蕴含。同时，报告文学也许会挑剔起自己，它将与诗一样，讲究给读者留下情绪的空白地带；将与小说一样，注重结构与叙述方法；将与新闻一样，更多地在信息上下功夫。”[7]这是张胜友1986年到1993年间与人合作的主要作品：《命运狂想曲——雷宇与海南“汽车狂潮”》（与邓加荣合作，《中国作家》1986年第5期）、《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祭》（与胡平合作，《中国作家》1987年第l期）、《世界大串联——中国出国潮纪实》（与胡平合作，《当代》1988年第1期）、《东方大爆炸——中国人口问题面面观》（与胡平合作，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5月）、《沙漠风暴——海湾战争纪实》(《江南》1993年第2期）。这些作品使他们的“也许”大部分变成了事实。只是出于对作品新闻性和政治学、社会学等意义的更多的求取，使其曾经设想的“它将与诗一样，讲究给读者留下情绪的空白地带；将与小说一样，注重结构与叙述方法”等美学理想，无法得到落实。张胜友纸媒报告文学创作题材与结构的这种转型，也为他转向影视报告文学的写作做了铺垫。
张胜友报告文学创作由以人物报告为主，到以反映重大事件、重要现象为主的变化，是当时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大势使然。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思想解放的深入，报告文学的客体和主体都发生了许多显著的改变。一方面在改革的推进中，社会问题凸显了出来，另一方面作家对现实生活介入的激情普遍高涨。这样展呈社会现象、揭示现实问题的报告文学就应运而生。1988年是报告文学年，由全国百家期刊联合举办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极大地影响着其时的文学界和中国社会，不少作品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张胜友和胡平的《世界大串联——中国出国潮纪实》获得了“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优秀作品一等奖。同时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共10篇，其中大多数是像麦天枢《西部在移民》、李延国《走出神农架》和徐刚《伐木者，醒来！》这样的“问题报告文学”。由此可见，当时报告文学创作的“问题”转向是一个年代性的基本特征。相应于作品题材和主题的调整，作品的结构也由原来写人叙事的单一制式，转设成开放的全景式、集纳式以及“卡片式”的组织方式，作品信息报告的容量得以有效地扩大，对于对象介入的力度也有了明显的增强。我们通过张胜友他们作品的分析，可以认知这一类型报告文学的具体特点。
《东方大爆炸——中国人口问题面面观》写的是中国的人口问题。20世纪80年代，因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无法支撑起巨量的人口，因此“人口问题”就“大爆炸”。这部作品内容上直击“问题”，而写法上则是“面面观”。作者围绕写作的主题，从住房、就业、人口出生质量、社会治安、交通、资源等多维度，作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展示，强化了“问题”存在的严重程度。此为典型的“问题报告文学”。《世界大串联》是张胜友纸媒作品中最具广泛影响的代表作，副标题《中国出国潮纪实》揭示了作品写作的内容。久被闭关锁国的民族，一旦改革开放，留学出国就势如潮涌，不可阻挡，成为当时社会的重大热点之一，有人以为有利于改革开放，有人以为是严重问题。《世界大串联》用报告文学“纪实”的方式，介入这场争论之中。作品有对“出国潮”生成时代背景的概述，有对准备出国留学者签证历程和场面的细描，有对相关的“托福”考试的介绍以及由考试缴费所形成的外汇黑市的插叙，而主体部分“着重记述的是已经参加或者将要参加这一‘世界大串联’的人们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采写的人物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代表性，他们各有各的故事，作品详细地记写他们各自的人生遭际、出国的直接原因和心理、准备过程中的种种经历等，汇集了大量的信息，具有社会调查中的“样本”意义，也可视为当时对“世界大串联”感兴趣的读者的“参考书”。《沙漠风暴——海湾战争纪实》为张胜友独著作品，是一部国际题材的报告文学。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震惊了。美国人也感到震惊。”1991年1月6日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沙漠风暴”席卷而起。海湾战争牵动全球的高度关注，张胜友以记者的职业敏感，通过查询汇聚相关的新闻信息，阅读大量的背景材料，以对重大事件及时跟进的写作方式，实录正在进行之中的海湾战争。作品虽为“纪实”，但作者并不简单地堆砌新闻与材料，而是基于传播效果的提升，对所取材料作重组强化，叙事也多具体生动。开篇以“上帝大概嫌世界太寂寞了”一句领起，交代战争发生的前端事由，正文则用“美国东部时间”和“海湾时间”对举等结构方式，并叙美国和伊拉克双方的军事决策、军事行动以及种种反应，有效强化了“沙漠风暴”的进行时态和现场感，文本又有读者期待的海量信息。这部作品因其题材的独特和结构方式的创意获得好评，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举办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经过多年的创作历练体悟，张胜友和他的合作者已经形成自己的报告文学观。“我们以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在于向社会传递众所瞩目的人物或事件；而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则在于通过对众所瞩目的人物或事件的真实而生动的描摹，昭示其深刻博大的社会意义。”[8]《世界大串联》《沙漠风暴》《命运狂想曲》等作品报告的是“众所瞩目的”事件、现象和人物，以信息容量大、受众关注度高的新闻性传播获得成功，同时，其中又有极其可贵的“战斗性”。这里的“战斗性”也可以理解为基于对写作对象客观呈现基础上作者的“思想性”介入。《命运狂想曲》的副标题是《雷宇与海南“汽车狂潮”》，雷宇曾任海南行政区主要领导，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者，因为对海南汽车倒卖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而被免职处理。作品所写的人物和事件颇有一些敏感，但正因为“敏感”而更有书写的价值。作者不仅全面地呈现了海南汽车事件的过程和雷宇在海南主政的作为，而且也对人物作了客观的评说，雷宇没有徇私牟利，“为着开发建设海南而来”，“为着锐意改革而来”，“同时，他也是为着海南、为着改革而犯错误”。作品对人物的介入性评价，涉及的是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失败的重大问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作品深刻的预见，体现出此作重要的思想价值。《世界大串联》也具有作者的深思卓识，作品不仅展示了专业人才外流的严重现象，揭示了外流人才的深层心理，更透过纷繁的现象，挖掘现实中影响人物有所作为的体制机制弊端，提出了合乎对象逻辑的深刻思考，在作者看来，“在出国留学热的大潮里”，“或许还有隐隐生出某种危机的潜流。但与其不屑地或困惑地盯住它们，甚至夸大它们，不如将目光调回来”，“来一番严肃、深刻的自省”，“以更热情的双臂，去呼唤正在祖国广袤土地上崛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更坚决些！更深入些！更猛烈些！”“我们将敞开宽广的胸怀，欣喜地拥抱知识与人才奔涌的潮头。”观点极其鲜明，在辩证全面的论析中显示出作者的卓识。
张胜友：《报告文学艺术论》（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理论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在张胜友事件类报告文学创作中，还有三篇作品也值得论析。1993年以后，随着他工作岗位的变动和创作重心转向以影视报告文学写作为主等原因，张胜友传统意义上的纪实写作较少。《让汶川告诉世界——写在“5·12”大地震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09年5月12日）、《北川重生》（《人民日报》2010年9月29日）和《天网恢恢——中国公安“清网大追逃”纪实》（《人民日报》2012年6月18日)等是他后期不多的同类写作中的重要作品。前两篇作品取材于汶川大地震后的救灾和重建。汶川大地震题材一度成为纪实写作的热点，张胜友的作品是热点过后的写作，作品写作的视角有所调整，基于大地震发生一周年的回溯，通过《生命高于一切》《众志可撼山岳》《托起明天的太阳》等段落的具体叙写，“告诉世界”震后汶川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力量。《北川重生》的写作重心收缩到北川，“仅仅一年时间，一座北川新县城如神话般地矗立在安昌河畔。”作品以“选址”“援建”“新生”过程的再现，呈现“北川重生”神话的真实，其主题与《让汶川告诉世界》一致。《天网恢恢》一篇可读性强，以“杀手：必倒于枪口之下”“‘演员’：最终在舞台上谢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富有故事性、戏剧性情节的叙述，从较小的切口，记写“中国公安‘清网大追逃’”的成果，凸显“共和国公安，人民的守护神!”的写作主题。
四
在张胜友三十多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两次重要的“变轨”：一是由人物报告文学转为事件现象以及社会问题等的报告，结构模式由传统小型的人物叙事转向开放的多维度的宏观建构。这是在纸媒写作内部的转变。二是由纸媒写作“变道”到多媒体写作，由基于纸媒传播的宏观报告文学写作，转向基于声像等多媒体传播的影视片解说词的写作。这是一次具有全新意义的“变轨”。张胜友的影视解说词写作从1988年与胡平合作的《世纪风》发端——此篇作品包括《中国梦》《原野潮》《世纪风》等六个部分，可以说是一部百年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大叙事，收笔于2015年的《龙岩映象》，这是一部反映张胜友家乡福建龙岩的历史文化片。在近30年的写作生涯中，张胜友大约完成了近40部专题片的解说词，其中重要的代表作有《十年潮》《历史的抉择》《让浦东告诉世界》《风帆起珠江》《海南：中国大特区》《百年潮・中国梦》《海之恋：厦门25年大跨越》《闽商》《闽西：山魂海恋》《中国平潭岛》等。张胜友的这些作品有一些是与人合作完成的，但多数为其个人创作。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在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中可能无出其右者。“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是夜，邓小平调看了‘十四大献礼片’……大型时政纪录片《历史的抉择》。在长达90分钟的观看中，老人家不感疲倦，兴致盎然。他充分地肯定这部片子传递了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走下去的现实意义。”“代表们也分批观看了《历史的抉择》。”[9]《历史的抉择》解说词的作者正是张胜友。张胜友的许多作品借助于影视传媒，将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富有内在感染力的音响和博大的信息容量、深刻的思想融汇一体，产生了巨大的传播力。他也成为一个时代此类写作的一个整体性的标高。
张胜友报告文学写作的影视转向，有着相关联的时代文化逻辑、文体发展逻辑以及作者个人的逻辑。我们的时代已进入全媒体时代，影视等大众文化传播方式早已“嵌入”日常生活，基于电子网络的移动传播和接受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原有基于纸媒的写作方式依然重要，但更显然的是它已不能满足新的受众在“读图时代”多样化信息接收的需要。正如青年学者刘浏所说，“新的传播技术不仅给予我们新的考虑内容，而且给予我们新的思维方式。以影视政论片为代表的新媒体写作带给我们新的文化价值观。”“大众媒介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工具”，“它成为文学作品意义延伸的新载体，不仅受益无穷，更是大势必行。”[10]这就是我说的文化逻辑，它表征了作家写作传播方式变化的某种大势。而从报告文学文体发展来看，作为新闻文学的这种写作方式，原来主要是内容相对单一、结构容量较小的形态，而这样的建制自然不适应重大题材宏大叙事作品的写作需要，于是就有了新时期宏观报告文学的发生，而这样的构型和影视报告文学就有了内在的逻辑联系。评论家秦晋看到了两者之间存有的联通：“政论电视片是电视专题片中的一个新鲜品种，是宏观综合报告文学与电视音像艺术的联姻。由于创作方式是先撰稿后编片，所以语言文字关乎整部片子的成败得失。报告文学的全景透视、综合结构，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总体思考和对现实问题的宏观把握、系统剖析，在语言系统与画面系统的结合中可以充分展现，再加上音响的烘托，使电视思维与文学思维融为一体，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相互对位，于是便出现了具有极大感染力和冲击力的‘综合效应’，形成一种包容社会政治文化、兼有文学和视听觉审美意味的新形式。”[11]秦晋较早地看到了“宏观综合报告文学与电视音像艺术”“联姻”所生成的具有更多更强张力的新审美形式，肯定了“电视思维与文学思维融为一体”影视报告文学写作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谁对于这一文体逻辑能有自觉的把握并能够付之于实践，谁就有可能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开拓出新的天地。尽管有一些研究者固守传统报告文学写作的观念，并不接纳影视非虚构文学这种新的文学类型，但张胜友自有定力。“我也不管人家说这个算什么东西，算不算报告文学？”“我今后还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12]张胜友之所以能坚持和“坚守”影视报告文学的写作，是因为他从此类写作中看到和感知到了它的新的传播价值。“影视政论片正是传统的报告文学与新兴的电视的一次有意义的联姻，组合的结果把报告文学的功能成几何级数地放大。”“政论片由文学元素与电视元素相组合，即文学解说词与电视画面、音乐的自由切换又互为补充的组合形式，能够包容巨大的时空跨越，包容丰富而多层次的思想情感，包容从宏观到微观的阐述。大时代呼唤宏大叙事与鸿篇构架”。[13]由于笃行和潜心，张胜友创造了属于他的影视报告文学的品质和风格。
首先是作品凸显了鲜明的时代主题。中国的报告文学具有显见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表现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关注，体现为作品对现实生活和时代主题的优先表达。张胜友的影视片解说词，很大部分属于“政论型”作品。政论性是报告文学文体的一个重要特性，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承担了部分思想启蒙的功能，因此这种特性更为彰显。张胜友的影视政论写作，其基本主题是改革开放。改革是第一关键词。这样的主题设置是时代的客观反映，也是作家的自觉选择。张胜友很明确地指认自己：“我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见证者、记录者、参与者和直接受惠者。”[14]告诉我们他“在写作题材上的坚守，就是中国改革。”“我到现在撰写的电视政论片已经有30多部了……全部指向一个主题：中国改革。”[15]他的主要作品所写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时空紧密关联：写于1992年的《十年潮》，是对新时期十年改革发端和潮涌的真实而又深情的摄照。《历史的抉择》的副标题是《小平南巡》，作品以邓小平与深圳特区的特殊关联，呈现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风帆起珠江》是一部“献给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作品，从珠江口切入，在近代历史的痛点起笔，大写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时代镜像和重大意义。而《让浦东告诉世界》《海南，中国大特区》《风从大海来——献给厦门特区建设30周年》等作品，都取材于改革开放的重地，其主题的价值取向是在实录、深思中，表达了对时代大主题的生动而深刻的诠释。张胜友作品这种前置题材和主题的重大性以及信息含量，奠定了他创作当代史志性作品的价值之基。
其次是时空交错中的作品容量与分量。影视报告文学的写作需要主体有机融合文学思维与影视思维。解说词本身是一个自在的系统，但它会直接影响到载体影视化的声像组织；而作者在创作解说词的时候，需要建构起可能的相适配的声像呈现模式，也就是说解说词的写作也受制于声像等载体。张胜友影视报告文学写作总体上实现了两种思维的协同相生。影视报告文学由纸媒写作中的宏观报告文学转型而来，全景集纳的开放式结构大致与影视载体时空交错的画面组接方式相近。张胜友的作品大多为关联着时代重大主题的宏大叙事作品，因此，他注重基于作品主题的总体性规定，设计能有效达成写作大旨的结构装置。《十年潮》的主题反映新时期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作者根据题材的客观存在和电视片的可能规模，将电视片结构成序篇《历史的选择》《农村新崛起》《艰难的起飞》《走向新世纪》等四集。序篇从“这是一个久远而深邃的梦”起始，影像从形制巍峨的故宫进入，“推开厚重的历史之门”。这样就极其自然而又富有逻辑地导出第一集《历史的选择》，承接的三集分别展示农村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艰难进程和标志性成果，真实地反映出十年改革开放的大要和细节。《百年潮·中国梦》是张胜友和徐锋担任总撰稿的一部重要作品，于2014年5月推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作以“中国梦”这一核心关键词，也是时代的主题词为统领，以电视政论专题片的形式，第一次对中国梦作了文字与声像融合的解读。电视政论片的“政论”其要义之一就是“论”，要体现出基于题材材料客观存在的具有穿透力的思想深度。《百年潮·中国梦》全方位多角度地解析中国梦的理论和实践，思想性的凝聚和挖掘贯穿其中。第一集《百年追梦》叙说中国梦的背景由来，解释它的基本内涵。其后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从不同的方面解说中国梦的具体构成和基本内含，终集《筑梦天下》从“天下”视角看取中国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当然，电视政论片的思想之“论”，并不是凌空蹈虚的空泛之说，它的力量来自文本具有声像传播特点的现实与历史信息的汇聚。《百年潮·中国梦》在材料的选择和调度上注意了信息的有效扩容，既有历史纵深的回溯，也有全球视野的观览；既有领导人的形象呈现和直接发声，也有中外许多权威专家的出镜点评，还汇入普通群众的生活实景和采访画面。叙事、说明、论说、画面描写以及情景实录等有机合成一体，使接受者能从多种路径获得作品中包含的事实视像、思想启发和情感力量等。张胜友的《风帆起珠江》等代表作大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另外，张胜友影视报告文学有一种激扬文字中诗性流溢的风致。影视媒体作品的解说词，其文学性或艺术性生成、呈现的方式自然不同于以纸媒为单一载体的作品，尤其是政论或文化专题片的解说词，文本的主要建构不是相对完整的人物事件等的故事叙述，而是“想象”着跃动的镜头画面等的多样化的解说，因此很少用静态的单一的方式构篇，作品的艺术感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表达。既有具象生动的画面直观、诉诸听觉的适配的音乐，还有富有多种张力的语言艺术。“影视政论片对语言运用也有其特殊要求，既是纪实的、叙事的、新闻报告式的，又是文学的、哲理的、诗化的，以造成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的，还须给画面和音乐节奏留足空间，给观众留足思索与回味的余地。”[16]张胜友影视报告文学的语言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多声部”的“交响”。张胜友不是诗人，但却是一个充满着诗人激情的报告文学作家。因此他的作品纪实中伴有激情，结构关键处蕴含诗意。《石狮之谜》是张胜友第一部福建题材的电视专题片解说词，下为作品的《序》：
大海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是什么？”
一个遥远的声音：“财富。”
大海问：“人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一个浑厚的声音：“创造财富。”
大海问：“石狮人的品格是什么？”
海浪声、惊涛裂岸声，伴随着一个坚毅的声音：“敢于创造财富……”
这无疑是一首别致而有深意的诗，诗的主旨直抵《石狮之谜》的谜底。石狮是一座滨海城市，作者以切合对象地理特性的想象，用拟人的修辞手法结构序篇，语言所呈现的画面由远及近，声音由低回、“浑厚”而“坚毅”，为全篇立定了意象丰富、诗意扑面而来的基调，接受者由此获得对作品审美感的确认。
“论”是电视政论片的灵魂，因此通常理性色彩较浓。但理而无趣会有损于作品美感的建立。张胜友作品中自有其深刻的思想性的表述，但他的表述往往显示出某种理趣：“旧经济体制的败叶随被纷纷摇落，但堤坝尚未最后冲决；新经济体制的芽苞已绽开枝头，但大厦尚未拔地而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正是在两座山峰的峡谷间奔湍飞泻。”（《十年潮》）“有人把长江比喻为一条龙，那么上海刚好处于龙头的位置，而浦东则是龙的眼睛。”“有人又把长江比喻作一张弓，那么地处海岸线中心点的浦东，恰似一支射向太平洋滚滚风涛的离弦的‘箭’。”（《让浦东告诉世界》）这样的表述不只是生动形象，而且在新颖的喻说中，蕴含着深刻而富有意味的思想。思想之美，由此呼之欲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18ZDA264）]
参考文献：
[1]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卷第11期，1937年2月20日。
[2]钟建红：《张胜友评传》，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3][4]张胜友：《人生的卡片》，《中国青年》1989年第2期。
[5]张胜友：《人生的卡片》，《中国青年》1989年第2期。
[6]张胜友：《文学与时代（自序）》，《父亲——张胜友语文教材作品集》，上海：文汇出版社，2014年，第5页。
[7]胡平、张胜友：《冰箱边的缀语（代后记）》，《东方大爆炸》，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
[8]胡平、张胜友：《〈生命交响曲〉后记》，《生命交响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
[9]钟建红：《张胜友评传》，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
[10]刘浏：《话语的聚变：张胜友报告文学创作的文体史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
[11]秦晋：《奋起于忧患的呼鸣（代序）》，张胜友：《十年潮》，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
[12]张胜友：《“坚守”是一种追求》，《报告文学艺术论》（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理论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13]张胜友：《影视政论片的时代性与艺术性》，《光明日报》2010年5月7日。
[14]丁晓平：《一朵爬山的云——张胜友纪事》，《中国作家·纪实版》2016年第2期。
[15]张胜友：《“坚守”是一种追求》，《报告文学艺术论》（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理论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92页。
[16]张胜友：《影视政论片的时代性与艺术性》，《光明日报》2010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