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占小说：边缘空间、人文生态及文化想象

青岛，是阿占小说创作的文学原乡。作为一位具有鲜明地域书写特色的作家，阿占的小说创作展示出其对于社会现实、个人生存、历史文化变迁的精妙的构思与想象。从文本创作的内容来看，阿占的小说在日常化的现实缝隙中表现出对于边缘空间——即带有“他者”意义的空间探寻，女性身份并未使阿占落入封闭化的“身体写作”与欲望叙事的窠臼，女性细腻敏感的情思以及她天然的艺术禀赋与绘画经验，使其文本在当下形成感人至深的穿透力量，小说对于底层社会、城市变迁、海洋文化等与人相关的主题的关注，本质上表现出阿占的人文主义关怀。

对于边缘空间的关注是阿占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倾向。古朴且富有侠义气息的语言风格之外，边缘空间是一个由血肉与骨骼组成的有机的生命空间，阿占通过对当下生存现状的书写展示出现实生活的时代变迁，对于城市中处于边缘地带的透视描写实际上是关乎精神、自然、社会、文化的全面映现，并表现出带领生命主体走向更为广袤、智性、无限的空间的可能。

文学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文学描绘对象的世界具有空间性，阿占对于边缘空间的书写首先表现在对边缘地带的发现与拟像中，日常的并不引人注目的一个地点将人们引入曾经鲜活的记忆之中。比如，《人间流水》的开篇对小五哥的啤酒屋浓墨重彩的描写，“路从谷底爬起，向北抬升，形成夸张的锐角。沿路几排老房，已经上了岁数。长窗和旧瓦，都是被时间盘剥过的。啤酒屋夹在歪歪拧柠的门脸之间，眼前一米宽，堆满不锈钢啤酒桶，像个重金属音场。”阿占以一种低姿态的崇高，关怀着“路边的风景”，将目光转至这些经由时间盘剥侵蚀的刻凿着时代印迹的“上了岁数”的“老房”等被我们忽略的边缘场域。从小五哥的啤酒屋、胡三和韩五开的小提琴作坊，到王不辞“南北进深”的客栈，再到满载守护的胡家林，小说文本中对于形态各异的边缘空间的描写，如同魏尔伦诗行中的《小夜曲》，“请敞开你的心灵和你的耳朵/向我的曼陀铃：/我为你，为你奏起这支乐曲，/它残忍又温存”，立足于日常化的空间，阿占揭开了被色彩斑斓的城市所遮蔽的边缘空间的序幕，这些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边缘空间，作为记忆的媒介搭建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的桥梁，成为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纪念碑。

阿占的小说有一种天然且鲜明的色彩感。对于色彩的关注，源自阿占的绘画经历与艺术天赋，在她的小说中，色彩成为表达空间的工具与材料，其高超的叙事技巧以及极强的艺术感知力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小说的审美基调。在阿占的笔下，色彩成为搭建起文学与艺术的桥梁，通过明暗色彩的转换，青岛独具特色的空间，如啤酒屋、德式客栈、渔村、码头等反映出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与交错。在《不辞而别》中，阿占对王不辞客栈的描写带有明显的艺术创造力，“客栈南北进深，下午三四点钟，光线暗了下来。这是德式老房子的东南拐角。一百年过去了，斜坡红瓦已经变成褪色胭脂，镂花的黑铁门锈死在半空”，色调昏暗的画面给人一种沧桑之感，悲凉的底色将人们带入典型的历史纪念地，通过感官上的视觉冲击，读者获得了更多的情感体验。边缘空间的古朴与厚重既表现出凄怆悲凉的生存画卷，同时还传递着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精神的怅惘，反映着古典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摩擦与隔阂。色彩的呈现不止是为读者提供具有视觉意义的人物行动的背景或剧场，事实上表现了边缘空间的分裂瓦解与混沌失序，揭示出空间自身的差异性，在差异化的空间中，阿占确立起颇具挑战性的联系。

在小说创作中，阿占不仅将经验与记忆赋予在可供寄居的日常生活描写之中，她还在探求一种新变，并非是进行自我封闭或是加固躯壳，而是表现出极为强烈的消弭界限打破边界，从而获得更为开放且包容的空间的意识。阿占对于边缘空间的探寻是敏锐且富有创造力的，它们常常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展现着当代的人文生态。

阿占笔下的小说现象世界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对于空间的极力探寻实际上反映出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在小说中，将诸如老房子拆迁、疫情捐款、市民的爆红，以及保姆的人格尊严等社会的焦点问题陈列于人们面前，对于社会问题的反思使我们将目光聚焦与人性、生存、精神。阿占的小说并不为了追求故事情节而将情节刻意复杂化，但是读者却能在这些白描似的故事中感受到文学的张力，比如《私奔》中仅仅通过对志芳姐几个场景的描写，便表现出快节奏下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与距离。除此之外，小说还表现出时代群像中人性深处的良善底色，他们既是城市中生存的个体，同时又面临着边缘化的处境，这些小人物并非电影中拥有绝世武功的英雄人物，但却拥有着光辉灿烂的人性之善，比如《人间流水》中的拾荒者喜子、小五哥、片警李、啤酒屋的老酒鬼们等。阿占的小说正是通过这些社会生活中细节的展示，使我们触摸到一个真实鲜活的兼具生存与精神意义的空间。

在小说中，阿占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古典的中国文化想象的“昨日之物”，如琴、长剑、折刀、钟、高跷等。在《满载的故事》中，“高跷”本是满载的祖传之物，不仅是个人的生命隐喻，同时还是承载时代集体的记忆的“昨日之物”。“据说，满载所得家传只有一样，一幅两米长的高跷。楸木的，很直，见海水也不走弯”，“高跷”既是村里的鱼把式们扛在肩头之物，也是世世代代用来捞毛虾的一件家什，千百年来，“高跷”和生长在胡家林上的人的命运也紧紧连接着，但最终失去价值不知所踪的“高跷”与流散的物件以残缺的形式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文化纪念，不仅代表着老一辈人生存法则的逝去，也指代着往日生活状态的消亡，这些故事也成为转折的时代中留下的文化剪影。

阿占几乎在每一篇小说中都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想象空间，比如《不辞而别》中魏铭与王不辞的无告别的告别，以及对于满载最终结局的书写等。在《满载的故事》中，阿占以饱含深情地笔触书写着渔把式们对于海的敬畏，以及对于逝去记忆与历史的缅怀。“满载开始计划自己的死法。死于大海，他相信还会有来世。但绝不是这片化了妆的海，要去更远更野的海。若能驾着舢板，随风浪漂泊，逐渐解体；或者在某个瞬间凭借风浪与礁石的夹击而粉碎，转眼沉入海底——这些都可以让满载拥有从生到死一直属于大海的荣耀感”。对于满载来说，生的使命早已完成，死亡则意味着另一种开始，因此，当满载毅然走向大海时，“雾气积重，水沫飞溅，须臾之间，孩子好像看见满载转过头，冲自己笑了笑”。满载在选择中获得了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当他微笑着面对孩子时事实上已摆脱身体的桎梏，走向象征更多可能的空间。

本雅明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确切地说，在由最为热忱的信徒所形成的共同体中，一个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孤独：一种自我为了唤醒自我而对抗理念的孤独”，在具有压迫意义的现代化进程中，阿占对于边缘空间的选择既是无奈的边缘化，也体现出其思想的创造性力量，对于老一辈人的生存法则以及社会人文生态的摹写，表现出当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并将读者带入传统文化根源以及生命原乡的思考。在阿占的笔下，那些已经逝去或即将逝去的“边缘”不仅是变革时代下鲜明的速写，同时它们的存在亦是为了斗争、自由与解放而存在的空间，从这一意义来看，无论是对于边缘空间的探寻，还是对人文生态的叙述，亦或是民族文化想象的构建，阿占的小说反映出作家自身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