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筋道和学者的温润——陈思和教授印象小记

思和教授本是我的复旦中文系学长，其实该说是我的老师。说学长是因为我入学复旦时，他还没毕业。等到我毕业时，他已经是留校任教的本系老师了，那就是我(们)的老师。——77、78届大学生在读的1980年代早期的本科生年龄代际，这该是常态吧。连绵到我应届毕业读研究生时，同届同学中有一位比我大了整整12岁。如果考虑学术辈分的话，那妥妥地我就该称他为陈老师了。学术和学科的历史上，陈老师一辈是承传了我们共同的老一辈学者的衣钵、又很快成为世纪之交以来新一代宗师的学者。我们只是追随者。可以说，1980年代以后的应届毕业生而后从事专业学术生涯的中青年学者，在目前多仍是陈老师一辈的学生。我特别想说，在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前几辈学者中，陈老师个人的学术贡献尤为显著，他是一位以引领性和建设性的贡献能够留在学科史上的重要学者。

思和教授的学术贡献有示范意义。他是新时期最早一批成长成熟、具有跨学科影响、并赢得了广泛国际学术声誉的中青年学者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融通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方面的学术实践，在我看来最具有典范性。并不能说有史著形式的作者都是史家。思和教授治史在史料、史识、史论和史德上，都体现出了一个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的杰出楷范风貌。他是一位具备个人的文学史观的史家。他的史观是整体性的文学史观，本来，“整体观”就是他对于现当代文学史的一种考察学术观点，我更看重的是他自身的治史特征就是整体观。抽象地说，整体观或为治史的常识基础，但是显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至今并没法真正做到整体观。常识虽明，践行万难。学术内外都有羁绊。

在整体观的视野中，思和教授提出了一系列文学史的核心概念，这是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没能具备、难以表现的学术专业能力和思想提炼能力。仅举一例以为说明，就是他提出的文学史“潜在写作”之论。我个人非常看重、敬佩思和教授的这一观点。原本在他之前，曾有人提出过类似概念，但从概念使用的普遍性和概括性来看，狭义的动机虽然具有针对性，也会直接造成概念效用的限制性。这在文学史研究中就易捉襟见肘。相比之下，潜在写作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准确性显然更具学术性特质。这不仅是一个可以充分讨论、打开讨论空间的概念，而且能在文学史意义上产生系统性阐释或历史构造功能的一个概念，即潜在写作的学术能动性能够激发出有关文学史现象的多重阐释动能。甚至，更重要的、也是非常微妙的意义在于，潜在写作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同时也开启、鼓励了对于潜在写作具体案例和现象研究的歧议——因为潜在写作在文学史上往往并不能准确建立一个确定的坐标点。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和问题就出现了：一方面潜在写作的现象确定无疑，而且不乏普遍性；另一方面，潜在写作的文本确认往往难以定论。文本文献首先就成为一个问题——这与后来“史料学的转向”趋势的成形，也有着学科学术的内在关联吧。潜在写作概念在完成了一种文学史现象的学术命名的同时，生发出了文学史阐释的歧议及更多关联问题。但是后者并不能因此否认、否定潜在写作的文学史研究价值。这就是我看到的思和教授原创性思维的学术智慧在文学史研究上的体现。

一言以蔽之，原创核心概念的提炼和阐释，并以之推动和推进、引领和形成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前沿方向，这是思和教授的一个突出学术特点。也可以反过来说，他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理论性和学术性，主要就体现为促成了原创概念的提出，个案具体研究进而产生或具备了广义的学术价值。举一个相对更具有文学批评色彩的案例来说，比如他近十几年来多次强调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概念。(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一般说更多是个共用通行的概念，很难成为一个研究者专属的概念。尤其在批评活动中，世界性的措辞使用更像是一种修辞术。然而，这个概念在思和教授的阐述中，早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学史价值观。从1980年代最早的“重写文学史”迄今，显然，世界性已经成为思和教授“重写文学史”学术实践伸展线上连贯的思想发展标志。换言之，世界性是思和教授“重写文学史”的一个自觉的价值指标和学术设定的特定概念。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从他在近年对于严家炎先生中国现代文学“起点论”的评价中能够见得最分明。而且，我发现从世界性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中，还可以看出思和教授的“重写文学史”仍在不断推进和完善的学术实践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如何从1980年代延伸到21世纪20年代？思和教授从年轻时开始就留下了极具代表性、又十分亲切可感的个人轨迹和其中的学术筋道。

我几次说，人文研究是对于精神文化现象和问题的一种可能性探究的学术活动。对此略作解释，可以分成两个方向说明。一是人文研究并不提供一种确定性的答案，更不要说是唯一性的答案。人文研究要推进的是知识和思想的广度拓展与深度思考，目标是在无穷的远方。具体的人文研究当然需要脚踏实地，但这并非技术性的固执和自足，应该只是对于未来想象及其能力的一种逻辑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研究的无限可能性与时代有限性是天然合为一体的。这就与我要说的人文研究的第二个方向有关，即人文研究在技术上、思想上、精神上都不可穷尽。甚至不能排除，还较常见，在一定的阶段，人文研究竟会出现自我的暧昧性或矛盾性。其实，这种暧昧性和矛盾性恰是人文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也就是人心人性根底的真实体现。这不是技术手段能够解决的问题。人文研究对我们的重要性，是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实际体认上，是在学术方法论的具体实践上，是在理论阐释和精神想象的启示上。我们所从事和进行着的具体学术活动，如果没有“溢出”(超越性诉求)的意义和价值的旨趣及体现，技术上再高明，也只能是器小易盈的小技而已。在我个人，也可以说这种认知是思和教授一代学者教我最多、且予我最深的受益。明白乎此，再读思和教授回忆贾植芳先生、包括更早的研究巴金的文字，就更会有所领悟所谓筋道的含义。

本来，这篇专栏主持人语的主要内容，我是想谈一谈思和教授的旧体诗写作。我还没看到有人谈过。但终于没能写成。有个想法倒是可以借此先说一下，就是今人而写旧体，文字文体的修辞性恐怕是最能见出作者心性修养和审美表达技术的——比一般白话散体文章更要动心思。也就是说，谈论今人旧体之作，先天的规定性决定了需要花费更多的实在功夫，连同文献外的功夫。“文学评论”可能会离题万里，言不及义。我还明显不能胜任，姑且不自为难了。即便现在，在熟悉的领域，我还不能道出思和教授学术贡献的大致面貌。但我有把握说，思和教授是同时代的几代学者中真正具有系统性原创贡献的学者。

我到南京大学任教后，思和教授几次见面，都会询及我在南京的生活。也许他很难相信我真的会去南京。他的关心确实颇有道理。我报告说，我生活在南京的表面，很愉快。这是小说家陈村一篇作品中的话给我的启示，我不止一次引用过。他说得真好，对我就是一种真相的提示：什么叫生活？生活就是生活的表面。生活的表面也是真实的生活。那么，在表面的生活中，我和思和教授也很有缘。一次我赶火车从上海到南京，结果上车发现，我和思和教授居然是紧挨着的相邻座位。而且，那次我就是为思和教授来访南京大学讲演而赶去做主持人。更早一次，是我受周宪教授委托，临时担任了思和教授的讲座主持人。邂逅和意外的惊喜，又能留在记忆里的，都会累积成长久的意义。

去年底，疫情的生活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也终于重返了上海的生活。上个月，我路过上海市作家协会附近，走在熟悉的陕西南路上，还看到了马勒别墅，忽然记起了一个大概三十年前的景象。那次我应该是去上海作协有事吧，临近路口转弯时，忽然看到马路对面思和教授正斜对着走来。我叫了一声“陈老师！”他转头看到了我，立即扬手应声道“啊，吴俊，是你呀。”几乎同时就低头看路上的人行横道线，他要折返一下准备过马路到我这边来。我赶紧奔过去。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刚看到我时的和蔼笑意，还有几乎本能的要找横道线过马路的身体动作。现在想来，思和教授真是一位和蔼善意、极富修养的读书人。他的亲切感、随和而温润，是他的情感和身心的一种本能反应。

一个人的情感修养就是他/她的道德。这是我从思和教授学术之外领教的“潜在写作”。据说孔子有自我评价：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我们的情感修养，包括学业和生活的修养，但首先须有道德的自觉。这点觉悟似乎又近于“重写文学史”之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