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蒙散文中的“看”与“反”
任蒙作为散文家，写作风格较为多变，有优美抒情的，温婉柔和的，也有慷慨刚劲的，更有沉重嗟叹的，但总体上带有浓烈的批判色彩，尤其是他的历史散文，写得锋芒毕露，犀利尖锐，却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可谓爱之深、恨之切。他的散文对历史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和深深眷恋，又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叙述语调有着挥之不去的严肃感，与其言说对象的宏大厚重颇为匹配。以上特点形成其散文的独特风格，构成其清晰面目。
概括地讲，其散文特色重在两个字：一曰看，二曰反。以下分而论之。
任蒙的“看”，属于现代性意味的观照，且视角丰富。作为叙事者，他在文中长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大历史大文化和其间的大小人物；第二只眼睛看古往今来对前者的文化消费和利用现象；第三只眼睛是隐在的，指向了叙事者本人。
第一只眼睛借助现代性视角，着力凸显个体在大历史中的存在和意义，其中有着对于共同价值的追问，对于历史兴衰的探寻，既有政论色彩，又充满现代意味的道德感，对于很多大小人物抱有充分理解和同情，在严肃的行文中显出宽和的一面。
任蒙的中国文化情结很深，对于历史文化的风采神韵心领神会，但没有因此而丧失理智和距离感。在《反读五千年》这部集子中，作者聚焦于辛亥革命，不惜用一百多页的篇幅、十多个篇章，连缀成整体性的历史大散文，从革命党、立宪派和皇上太后等多个层面展现和评议历史，既显得立体丰腴，也折射出历史的复杂幽微。这些散文通过历史细节的铺陈，形成了丰富质感。其中《火炬高照着理想》一章，详尽讲述黎元洪被迫出任革命军政府大都督的细节，让人感到历史既是严肃宏大的，又充满了细节的滑稽和荒诞。
作家在这篇长文中激扬文字，指点江山，透出隐隐霸气，强大肺活量让其一泻千里，写得痛快淋漓，过尽千帆，甚至带上某种粗粝感，文字变得行云流水：“辛亥志士的叛离和献身，与以往革命的最大不同，是他们都怀着崇高的社会理想，他们不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的胜利，不是为了某种欺世的争夺，更不像自古以来的许多豪杰那样，以生命为代价参与某次拼夺天下的赌局。”如果时间足够，相信他愿意用类似笔法完整评述上下五千年，恰如书名《反读五千年》，来个反弹琵琶，来个大珠小珠落玉盘。
如果说写辛亥革命的长篇散文始终聚焦于大事件大人物，观点深刻但很少“标新”，那么，在另一类游记品赏性的历史文化散文中，叙事者的视角和观点就显得很微妙，他将目光投向符号背景中的小细节。他一面品赏名胜，一面借助这种视角进行惯性质疑。如《登临长城》一文中，任蒙不仅看到长城作为国家民族的图腾所显示的风姿与厚重，现代意识也让他看到了长城的另一面——小人物在历史的宏大叙述中的牺牲与艰难，每一块历史的砖瓦都源于具体生命的献祭：“两千年前以及后来的某些日子，这里的山岭上或许比今天的人流更多，可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砖石和灰土，在当年活着的‘兵马俑’们的严厉监视下，步履艰难地往上攀爬而来。” 那些蝼蚁般的小人物在巨大的历史骨架中负重爬行，如同珊瑚虫一般累积起美丽的珊瑚——煌煌的历史。由此，作者进一步生发出人如蝼蚁的感慨：“人类远比畜牲和爬虫高明……可是，苍天悠悠，星云在上，谁知道太阳爷爷和月亮奶奶怎样看我们这些直立行走的‘蚁民’。”在这里，有古今同理心，生命同理心。
他不仅看到大历史中的小人物，而且借助这种视角，将历代圣贤置于放大镜下重新审视，进行某种质疑，得出与常人不同的结论。在这种具有现代性意味的烛照下，传统文化中的神与圣，也成为有着七情六欲、生老病死的肉身之人，在大历史的人间剧场中，咿咿呀呀地穿梭于饮食烟火之中。
在《大江流过古城》中，他这样写到：“关云长镇守荆州时，开始没有城墙，是他为了有效防守，才组织百姓筑了道土墙……那时豪强混战，地旷人稀，想想那急于筑起的简陋护墙，也必是将喝士吼，抡起鞭子强令老弱病残的百姓日夜赶修起来的……这般推测，也许更让人觉得关公不是那么可爱，往事也不是那么令人沉醉。”这里，关云长从抽象崇高的图腾还原到人的生活现场，还原到那些带血带泥，毫无光晕的历史现场。而这一点，比一般的历史大散文更能凸显其写作的特殊性。
任蒙的“看”并不总是平视，也有仰视的时刻，构成了“看”的丰富性。那一刻，历史文化符号变得人格化，与作家形成跨越时空的通灵感应。比如，他形容长城：“它像一条浴火的长蛇，曾在漫天硝烟中疯狂地舞动了几千年，曾在天空的血光中痛苦地扭曲了几千年，才留下了今天这具弯曲的遗体；它像一道高高挥舞的粗大鞭影，千百回抽打过我们的民族，最后沉沉地落在这块土地的脊背上”（《登临长城》）。在作者笔下，长城呈现出诗一般的壮阔优美，尽管在后面，作者迅速将这种宏大的抒情压低。
对于某些认可度更高的文化人物，作家的视角也会微微上仰：“如今，不闻低吟高诵之声，横笛漫吹的悠扬也已渐渐远去，但有苏轼伫立在这里。无论是秋色中的黄州，还是春阳下的黄州，见到苏公，都能让人遐想翩翩”（《黄州赤壁谒东坡》）。这类文章充满抒情笔调，少有史实铺陈，在黄冈这座城市里，作者充满了浪漫想象。任蒙散文风格总体上偏刚，但在其大色调下，有时也会显露三寸柔肠。
叙事者的第二只眼，看向历代的文化建构和消费现象。在《大江流过古城》中，他这样写到：“关公精神的核心是忠，降曹后反水被渲染成了对原先主子的忠诚不改，正好这个主子因为姓刘而被认为是乱世中的正义化身，加上关羽身上的江湖之义，太适合他们的‘包装’条件了。寻遍上下几千年，到哪儿去找这么个人物坯子呵！”对于历史的某些文化套路和成因，作家写得颇为大胆，颇有见地。
在《登临长城》中，有着这样地表述：“红男绿女在宽阔的城垛间欢呼嬉闹，宣泄着他们登临的快感。小伙子们看到有女孩子还在墙根带着哭腔发嗲，就愈发在城头上高举着双臂欢叫个不停，尽管那种只有调弄意义的嗓门运动在崇山峻岭中没有什么回响。”在长城这类宏大符号面前，个体几近消失，或不值一提，但任蒙将眼光投向蹈虚和消费的个体们，让文化符号折射出斑驳色彩，讥讽了从古到今的文化消费和文化利用。
叙事者的第三只眼睛，形成了隐在视角，指向叙事者本人。任蒙在一些散文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设计，叙事者与历史文化符号的相遇，一开始会显得比较被动和随机。如《大江之上吊诗魂》写的是诗仙李白，开头写得漫不经心：“因为行程紧张，许多景点不得不省略，但我们顺江而行，李白墓是不可绕开的。”强调的只是顺道拜谒，显得相当随意。
再如《草堂朝圣》这篇散文，写的是千古“诗圣”杜甫，但开头偏偏是：“我终于有机会来到成都，果然，当地主人安排我们游览的景区，只有这两个地方，尽管我们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可这已经成了远来客人的必到行程。”似乎是被动式游览。这类开头与后文的敬仰和称颂形成巧妙张力，是其价值观的微妙折射，可称为“任蒙式开头”。
对于文化光晕形成的神话和偏差，任蒙不仅骨子里警惕，也有意无意地投射到行文当中。这几重“看”，彼此间相互交织融合，生成丰厚的思想和审美意蕴。
任蒙的“反”，在这里是指批判质疑精神。与“看”的关系密切，但又算作相对独立的层面。任蒙是有着“反骨”的，从某种角度来讲，他是传统文化的拆解者，有一套自己的历史文化解读方式，能够让他抓住历史文化的叙述漏洞。他对于历史文化的质疑是全面的，不仅针对具体的历史文化事件，也针对叙事视角和方法本身，看到其复杂性和幽微性，不迷信所谓的必然性和光环效应，其观点有理有据，并非故意唱反调。
这种“反”也分为三种：首先是反传统文化的可疑成分；其次是反文化建构中的虚假成分；再次是反文化中的浅薄成分。
第一种“反”，是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某种犀利乃至“刻毒”地审视，让他们在现代价值的透视镜下变得可疑，显出其本质，显出其缺陷。在《曲阜，沉重的步履》的结尾，任蒙如此写道：“这处让人沉闷压抑的古建筑，却储藏着几千年间中国人的一部精神史，至少是一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那青灰的大墙和晦暗的空间，在过去漫长时代始终标注着和限制着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高度。”对儒家文化的评估是一件复杂而微妙的事情，作家针对其客观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富于逻辑性的评价，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二种“反”，可以用《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来说明：“我们的某些历史学研究者也乐于去这般‘推理’。一个宫闱之后的女人能够决定战与和的军机大事，朝廷派去的就不是什么贤良女子，而是吕后和慈禧之类的野心家了。”历史美人王昭君与匈奴单于的所谓婚姻，普遍被认为利于汉朝的边境稳定，也是史实，但任蒙认为不能无限夸大和亲的作用，历代王朝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和亲策略证明，“和亲就能换来安宁”这种逻辑关系过于简单化，是不能成立的，并且，围绕着这个不可靠的逻辑关系，一些文化故事更经不起真实性的推敲。
第三种“反”在任蒙的散文中随处可见，虽然不如前两者那么“重大”，但最能说明任蒙散文的独特性。一些历史人物经过漫长的传播与接受，极容易被加上耀眼光圈，封神称圣，任蒙一方面承认这些历史人物的伟大，敬仰其品质才华，另一方面将夸大美化的成分予以过滤。
任蒙常以事实为据，戳破人们的文化想象，对于“诗仙”，他如是写道：“诗人李白醉酒后跃入江中捞月，这故事要比‘猴子’更早，竟然还有人相信过……死亡没有浪漫，包括我们最浪漫的诗人”（《大江之上吊诗魂》）。李白几乎可以被视作中国浪漫主义的终极符号，但在这里变得形而下起来，赋予了肉身，还原了那个“反浪漫”的，因病而亡的诗仙。
对于“诗圣”杜甫，则有如下表述：“如果我们不为圣贤讳言，杜甫之死不但没有丝毫的悲壮，反而显得有几分‘窝囊’，甚至有人说他是由于饥饿至极，得到耒阳县令所赠的酒肉，一时痛饮过度，当夜暴病而卒的。”杜甫恰恰是作者高度认同和敬仰的文化先贤：“杜甫始终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封建文人，但又是一个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民诗人”。这种前后对比的笔法，塑造了一个立体的诗圣，也建构了一个立体的叙述者。
文化人物和各类符号在任蒙这里，变得更加实在，更加具体，如“失焦”形象被拉得更清晰，变得更可信。任蒙是一个文化的祛魅者，对文化并无不敬，而是怀着自觉的理性意识，将历史一砖一瓦地砌实，将崇高与悲壮的历史感和道德感建立在清醒的理性基础上，拒绝过分浪漫化的不实光环。越对文化怀有认同感，越需要真实的基础，后者让内心的接受更加可靠笃定。
在这种“看”与“反”，硬性犀利的背后，有必要留意到他的另一类散文，它们与前者形成了互补性结构。在这种互补性结构中，能够更好地理解任蒙。《古老桃花潭》中写道：“虽然没有断壁残垣的神秘与荒凉，但独自一人行走在凉意习习的深巷，行走在悄无声息的古老村落，真有几分恍如隔世的感觉。” 这一段颇能体现任蒙对于文化的那种微妙感受：空巷漫步将作家重新“清空”，回归诗意本身，邂逅那个逃遁于文化喧嚣，静默而灿烂的桃花潭。
进一步地，可以看看那些跟文化保持一定距离的“非文化”散文，这类散文里，作家对于大自然和乡村生活有着发自内心的亲近。如《深山小村》里写道：“这条山溪之于小村，就像长江之于我们那座特大城市的意义。同样是依水而起，同样是一水穿流，但前面两者之间的构图及其密切关联，要远比后者精巧、清晰、直观，并且更具有诗情画意。”尽管这里面，也有着对于中国农民沉重命运的叹息，但含有一种深层次的宁静，而非那种在大文化面前的暗含批判、质疑和对抗的紧张激烈情绪。
《家在汉口》这类散文则更为典型，虽然写的是作者居住的文化空间和地理空间，但这种空间让作者的自我意识充分投射其间，能更直观、更深入地看到作者的内心世界。汉口对于作者而言，不仅是繁华都市和辉煌历史，更是其依托于此安身立命的生命底色。他小小的家庭像隐秘的心脏，像夜色的寓言，早年，只有他走上那黑暗脏乱的楼梯时，一个真实的、安宁的自我才会显现出来。这种静气在其散文中不时溢出，在那些慷慨激昂、刚性锐利的文化批判的背后，这类宁静感既是构成前者的某种成因，也丰富了散文的质感：“这里的江水湖泊，这里语音很重的方言，这里的阴晴风雨，对我却越来越重要了。哪怕自己远行到千万里之外，最终还得赶回自己的城市，还得赶回那间攀着黑乎乎的楼梯才能走进去的小小居室。”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叙事者在骨子里并没有与生活彻底和解，形成完全融洽的关系，哪怕是在那些富有生活气息的散文中，仍能嗅出“最后一公里”的距离感，这可能正是其批判气质的某种成因。
此外，任蒙的某些散文有着新闻的写实性与客观性，并不呈现出单一的色调。而在他很多写于国外的游记散文中，由于空间和文化的隔阂，反倒是写得格外轻松和富于烟火气，充满了故事性，如在卢浮宫遭遇保镖不礼貌地开道，在法国遇到国人售卖香水的宰客行为，都没有被任蒙过滤掉，而是如实记录下来，貌似缺乏剪裁，却是其个性化视角的体现。
最后要说的是，任蒙的很多散文既属于文化大散文，也属于人性小散文，写得非常“实”，虽然是属于故事加评说，但往往会附上史实的确凿证据，各类知识信手拈来，加上有血有肉的细节，构成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让情感和观点找到坚实的落脚点，不仅增强了散文本身的趣味性，也让大历史变得可亲可感，巍峨构架中显出人的身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