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实践助推中国文化传播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使得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逐步缩小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曾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以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作为代价的。这一点早已被一些有识之士所洞察。尤其是那些作家和人文学者对之更是十分敏感。他们或者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对过去美好自然环境的眷念，或者直接在专著或论文中表达自己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悲伤，呼吁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保护好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环境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在中国学界方兴未艾，并逐步成为一门显学的。

通过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译介，我们的一些人文学者进一步意识到，人与自然这个话题早就存在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清醒地认识到，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就生态意识而言，其传统或者说“根”在中国。很多西方作家在创作中是受到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影响的。最近读到青年学者华媛媛、李家銮的学术著作《生态之道》，就是沿着这样的理路展开研究的。这本书一方面向读者阐述了中国古代道家哲学中的生态思想，如“天之道”，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价值论”，主张非人类生物甚至非生物的自然界都具备“内在价值”；另一方面也通过细读美国的自然文学旨在告诉人们，中国古代的这些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早已为西方作家和批评家所接受，并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书中所提及的尤金·奥尼尔、加里·斯奈德、勒古恩等美国现当代作家不仅有意识地接受了道家的思想，而且还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阐发。比如，奥尼尔在戏剧创作中汲取“循环回归”“阴阳和合”“齐物论”等道家思想。他们的文学实践有效地助推了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探讨中国文学和人文思想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应该成为今后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外，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也使我们感到，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即我们不仅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没有后者，前者也无法持续下去。

我们都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就要切实从其基础抓起，也即首先要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反拨人类中心主义的专断和排他意识，使人们重新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尽管我们深知，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古代哲人那里大多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但由于人类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不断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而没有善待自然，因而使得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毫不奇怪，自然也向人类发起了无情的报复。因此，正如青年学者们在《生态之道》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中国从古代绵延至今的生态思想为全球生态学提供补充或提供可供借鉴的替代性参考框架。这部专著通过揭示中国古代生态哲学在美国文学中的接受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自己的贡献。

今天的自然生态研究者和生态批评家在讨论自然生态这个话题时总免不了要提及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文学的先驱梭罗的散文作品《瓦尔登湖》。确实，梭罗作为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和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的代表，认为人除了必需的物品外，即使其他一无所有也能在大自然中愉快地生活。他的这种近似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境界也许是今天的人们很难做到的，但梭罗的这种尊重自然甚至对其顶礼膜拜的精神至少对今天的人们有着启迪作用。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也效法梭罗，远离都市的喧嚣，隐居在荒山野岭，静心地思考和写作。还有人出于保护生命的动机成了素食主义者。这些在我看来都是试图建设生态文明的初步尝试。但是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在一个具有各种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消费社会提倡梭罗式的素朴生活，至少是对奢侈喧闹的都市生活的一种反拨。

作为中国的生态文学和环境研究者，我们更应该重视从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中发掘出丰富的生态学思想，通过与西方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实现与国际学界在这一层次上的对话，从而真正为改变中国长期以来作为一个“理论消费”大国的形象。从《生态之道》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丰富的生态学资源，并对西方的生态哲学和生态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影响。但长期以来由于翻译的缺席，这些思想仅为少数汉学家或关注中国的生态环境研究者所知，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把学术成果翻译为英文发表在国际刊物上，扩大中国思想的影响力。最后，我想再次重申我一贯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大国，中国应当对全球经济作出重要的贡献，中国更应当对世界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方面，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