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樊健军小说印象

樊健军一直是我比较关注的优秀小说家，他的近作《内流河》更让我觉得他的写作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这篇体量不小的世相小说中，健军将一名中年男子的生活写得活色生香却欲言又止，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小城人情世故的众生相。作为文化馆的一名普通干部，胡细楠似乎活得悄无声息，没有什么才华，没有什么钱，性格上也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魅力，在家庭关系中也属于最典型的气管炎，这样普普通通尘埃一般的男人，这样一位中国典型底层男性的代表，有着如何丰饶的、细腻的内心世界？他是如何在俗世的蝇营狗苟中独善其身的呢？或者，他是如何沉沦的呢？

樊健军用细致、雅洁、从容、缜密、流畅的笔墨为我们描摹了一幅普通中年男人最隐秘的精神图谱。

在胡细楠并不如意的生活中，首先遇到的便是跟妻子蒋文静与女儿小小的问题。在这层关系里他处于绝对的被动位置。女儿小小是个哑巴，可并没有失聪，从小就练习钢琴，与胡细楠也并不亲近。蒋文静为了小小调到特殊教育学校，小小也很争气，展现出演奏方面的天赋，事情似乎都在朝着光明的路上行进。一切都在听完克莱德曼的演奏会后发生了变化：小小竟在演奏会上睡着了。这是一处特别生活化的神来之笔，他显示了樊健军捕捉生活细节的强大能力：也许是孩子长途火车后劳累了，也许是孩子对钢琴并非真正的热爱。不管怎样，这对蒋文静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后来小小钢琴考级失败，直接导致了蒋文静对小小的撒手不管，任由小小去学画画，也许在她的内心深处，已经彻底放弃了小小和小小的人生，她热烈地盼望着能与胡细楠再生一个孩子，重新塑造一个她能够掌控的、肉眼可见的未来。而以前，胡细楠提到生二胎时她会愤怒绝望。在这层关系里，胡细楠之所以被动，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话语权，在各个紧要关头都被蒋文静压制拿捏，二是他总处于小心翼翼的涣散状态，没有去改变的意念和行动，偶尔一次反抗，就是不赞同买套层，最根本的原因却是怕被老婆彻底关在门外，成为一个家庭中的局外人。

如果说他的这种软弱在家庭关系中属于宽容的范畴，那么在胡细楠与马萧萧的关系中，胡更是一个彻底被动的人。除了在峡谷中迷路后的主动行为，他对马萧萧的态度就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马萧萧从深圳回来想开影楼，让他帮忙看路段，看来看去也没有挑到合适的，马萧萧没再联系他，他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樊健军对此类男性的此种心理拿捏得准确狠辣：一个栖身小城的孤单男子，一个没有什么信念的中年人，对付生活的态度似乎也只能如此了吧？能抓住的就顺手抓住，抓不住的任她随风而去，没有灵魂的冲动，也没有发自肺腑的惋惜和珍重。而马萧萧的内心深处，一直在解构男权主义，解构父权，她解构的最佳方式就是将男人装扮成女人，让他们从镜子中看到另外一个形态、性别的自我。

好的中篇小说往往是一面镜子，主人公和读者互为镜像，印证着文本内外的交叉重叠，好的中篇小说往往也是一个圆，故事结尾处，人又回到初始状态，起点与终点重合，没有人知道还要循环多久。《内流河》就是这样的一面镜子，也是这样的一个圆。我们在里面读到了我们熟悉的生活的质地和气息，看到了我们熟悉的人的影子和脚印，听到了我们也许并不关心的八卦情事或路边闲谈。而胡细楠与妻子重归于好，两人幻想着再生一个孩子，给生活一点光亮，一切又步入无休无止的循环。另外，《内流河》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个故意设置的隐喻。内流河是指由内陆山区降雨或高山融雪产生的不能流入海洋、只能流入内陆湖泊或在内陆消失的河流。这类河流大多处于大陆腹地，远离海洋，水量不丰，而山峦环绕、丘陵起伏的地形又阻断了入海的通路，最终消失在沙漠里。我想樊健军之所以用这个名字，就是在隐喻人到中年的男性情感世界吧？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情感世界。他似乎在更广义的维度感喟：我们的生命中虽然有河流，可河流却没有注入海洋的运气，而是消失在沙漠或变成尾闾湖，我们惟有承受这样的命运。在这篇小说中，樊健军用卓越的小说结构能力、疾缓有叙的推进速度、饱满沉静的语言和丰盈多姿的人物，为我们时代里最普通、最没有个性也最有个性的公民立了传、画了像。

《追风筝的女人》和《内流河》是风格完全迥异的小说。从《空房子》、《有花出售》到《诛金记》《穿白衬衫的抹香鲸》，再到《内流河》，我们可以管窥，樊健军是位勇敢的作家。他塑造自己的小说风格、又不断改变自己的小说风格，具有让我们这些同行艳羡的开拓性和主动性。在这里我想谈谈风格的问题，风格意味着辨识度，除了跟小说家的语言有关，更与小说家对世界的关注度有关——比如，他喜欢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在讲述故事的进程中，他获得了如何的自由，他让小说中的人物获得了什么样的尊严，那些人物又是如何巧妙地背叛了他——当这一切在混沌中慢慢地自我梳理和自我塑形时，他小说的风格也在慢慢地诞生，并得以艰难确立。这种诞生到底有多少自主性和主观性，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自觉性写作中，小说家让小说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腔调和形象。当然，大多数的写作者在多年的写作后，会有一种意识：哦，我的语言是这个样子，我的写作主题有这样的特点。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会有两种选择，一是由于长期自我重复写作主题和写作技法，他确实有一种改变的决心，他抛弃了熟悉的小说世界，开始有意识地用矫正后的语言去讲述矫正后的主题，这种主观的变化可能会催生一个更优秀的小说家，也可能让他在自我革新的过程中丧失主体性，变成虚构中的那个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知道自己的写作风格，却没有去进行自我革新。也许他会认为，一个小说家在某一时段内的作品，都是围绕这一时期内他自己内心世界的格局展开的，这个时候，他不会去刻意改变风格，风格的局限性对他而言，是一个伪命题。如此，他听从内心的声音，遵循着写作的内在规律，在时光的抚慰中缓慢地变化、调整着自己。

毫无疑问，樊健军是第一类小说家，他总是在主动寻找、调整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也调整着语言的纯度和密度，而他的每次蜕变，都会有相应的小说来佐证。

如果说《内流河》仿佛一幅巨大、沉静的油画，那么《追风筝的女人》就像是幅活泼的水粉。一个因为马戏团的到来而改变了命运的女孩，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镇上也经常来马戏团，看山羊走钢丝，看鹦鹉做算术，或者老虎钻火圈。在孩子们的眼里，马戏团三个字本身就意味着传奇、魔幻和失踪。在《追风筝的女人》中，莫莉是一个富有浪漫主义的女孩，她的人生因为马戏团的风筝而发生了偏离，没有按照她父亲的预想构建，她因为热爱风筝失身裁缝，因为参加风筝节嫁给了赵凤年，又因为风筝最终和马戏团打花棍的小丑走到一起，也算是有始有终。健军用轻快活泼的腔调讲述着故事，我们能从他的腔调中感受到他对自由和浪漫的向往，同时他也用温柔的笔触体恤着他笔下的各色人物，无论是莫莉，还是裁缝、张所长、小丑、赵凤年，你都能感受到他对笔下人物的仁慈与悲悯。

他无比地热爱他们，我想，不是因为他创造了他们，而是他们同样也创造了他。樊健军也正是在这种与小说人物的相互参照相互成长中，不断见证并铭记着自己作为一名小说家的秉性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