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看莫言先生的《檀香刑》。作为小说，读起来虽有些不愉悦的感受，但语言挺好，也是写实的，单就作品本身，无疑是成功的。
因为看莫言先生的作品，也就有兴趣看他演讲的视频。视频还挺火。看后，感到胸有块垒，就不得不说。
莫言先生诺奖发布会上的演讲，就是对社会价值观的批判，这一点他自己也不能否认。有细心的读者发现莫言先生的发言，有迎合西方价值观的倾向。于是，就有了质疑和批评，说他是“汉奸”，云云。我是觉得这帽子扣的有些大。但莫言先生获奖后，仿佛一下子长成了批评与反批评的典型。在某次演讲中，为对当时的发言辩白，他语出惊人说：“我有一种偏见，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有人说：莫言先生是个敢说真话的主儿。
获得诺奖，莫言先生在中国算是拔了份。获奖作品的创作思想，是不是符合我们向来主张“双百方针”，这里暂且不论。就莫言先生对文学功能的断言，确实值得说道说道。
如果文学作品都可以不要价值观，可以不顾客观现实，可以不要人民立场。如果把文学作品当做迎合西方利益者的工具，拿母亲的贞操博取眼球，用自黑的手法满足功利。这样的文学，不要也罢！
莫言先生笔下的人物。虽性格不一，却都把欲望和人性展现的淋漓尽致。他们都是贪婪自私的，都是狼狈不堪的，他们因贫穷都性如豺狼。他们见不得美好，但凡见到就要哄抢撕碎。莫言先生说：“这是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
莫言先生作为作家，他可以不唱赞歌，这是他的自由。他可以不歌颂美真善美、不歌颂英雄、不歌颂祖国、不歌颂母亲，这也是他的自由，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莫言先生至少不应该旗帜鲜明反对文学的歌颂功能。莫言先生，这是在挑战大众对文学的认知！
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文学作品。当然可以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和结局，或反映社会现实，或揭露人性的丑恶，这无可非议！但如果有作者热爱生活、心生阳光，反映蓬勃向上的社会。即表现正能量、歌颂真善美，这些作品，难道就不配叫文学作品了么？
在三十年前，李书磊先生就评价《废都》，“只是投合了文化大众阴暗而卑微的心理，俗到了骨子里”。莫言先生腌臜母亲、腌臜社会也就罢了。还把这种腌臜，找补成文学创作理论，莫言先生认为获了诺奖，就可以定义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么？
有人说：“诗言志”。咱没有资格对莫言先生的作品说三道四。但莫言先生这样断言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多样性，也就不是什么心理问题了吧。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八十周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也回答了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目标。主席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以优秀的作品团结人民、鼓舞人民”。
我记得我们县影剧院的舞台两侧写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莫言先生说：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
今天，看央视主持人盛楠对我国女高音歌唱家邓玉华的访谈。作为长期在煤矿一线工作的老艺术家，邓玉华谈到自己创作演唱的《矿洞歌》《映山红》等作品，八十多岁的老人激情满满。在谈到她向周总理反映：旷工们没酒喝了（井下太冷，旷工靠酒暖身子）！总理说：“我周恩来可以没酒喝、陈老总可以没酒喝、几个部长可以没酒喝，旷工们的酒不能断”时，老艺术家热泪盈眶！
心中没有阳光。他就无论如何，也写不出鲜花盛开的生动！
冒犯了。莫言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