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年，我的诗歌集《法间余墨》出版，收入诗歌两百首。有忒铁的朋友评论说：“语言欠空灵，过于粗砺；但好在有一股男人气”。我认同他的评判；但反对他把“粗砺”弄成批评！这书，我追求的就是男人气，“粗砺”当然得是体现男人的特征。
近段，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贾浅浅女士的几首诗歌，广受社会各界批评。
我说的社会各界，当然是包括我在内的吃瓜群众了。
还在穿开档裤时，我们就知道咱国家是诗的王国。前几天，和中文兄在平顶山，见到他郑州大学中文系八四级的几个同学。酒后，当然的谈到的是诗歌。他们都是当年郑大中文兄治下，清潭诗社的骨干成员。诗歌从先秦、两汉、初唐、两宋、明清，直至近代，如数家珍。当谈到当代的诗歌，大家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当代诗歌。如果没有余秀华和贾浅浅，诗坛哪会有这么热闹？
是贾浅浅们，让一潭死水的诗坛总算冒出点生气，可见女性写诗歌，大有可为。
有人质疑贾浅浅的诗不能与余秀华相提并论。我说他俩各有春秋，都算是诗坛的“爆款”。诚然，贾浅浅的诗谈不上有多好，但也并不相被“暴打”的那么差。贾浅浅是一个挺像诗人的正常诗人，她的诗好比我所居住的小县城，大排档的“厨师的菜”和广场“书法家的字”。不能说多好，也没有传的那么恶心人。
无论是当代的诗歌还是文章，我觉得目前都有病。清风明月有病、是屎还尿有病、穿城睡你有病，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有病！
女诗人写“荤诗”，也就罢了；那，男诗人那？那些有着雄性特征的同胞，事实上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我之前就批评男性的女性化。男人的诗如果都去抢女人的专利了，女人可不就得耍不要脸了。这都是男人逼的！
唐诗宋词汉文章。有唐以来，一千多年了，好像还没有现在这样子，男不男、女不女，都往阴柔处下功夫。
事实上，我本人不喜欢李白。什么“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矫情！我还是喜欢杜甫，虽然读他的诗，有些痛苦。更喜欢高适、岑参、王之涣们，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脊梁。
两宋文学的成就，就是将诗词分成了豪放、婉约派。有女有子，才是好嘛。有李清照、柳三变，就有苏轼、陆放翁。
元朝汹汹然骄骑弯刀而来，却短命的。坏，就坏在了那些销魂蚀骨的元曲里了。
大明王朝，虽然在诗词上乏善可陈，但有史可法、铁铉和有些骨气的崇祯，足可彰显，这个民族的骨气。
清王朝后期和元朝，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大漠讨生活的主，非得去酸文假醋的弄文艺。丝铉皮黄中，那些捏嗓款步，扭扭捏捏的男人，都被捯饬成了新宠。期间虽有袁枚、龚自珍，但他们显得是那样的小众，也只剩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叹息。与宋明的灭亡相比，清王朝死亡的一点不冤屈，堪称遗臭万年。
说到近代诗。诗词、诗歌两说，才算是与当代有些可比性。
旧体诗词方面，就连大汉奸汪精卫都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慷慨，就别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之豪迈了。之后，主席的诗词更是立意弘大，气象万千，否则就不会有“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和“战地黄花分外香”之险绝。
再说近代诗歌。虽然有略显阴柔的徐志摩、戴望舒、林徽因，但对应的就有秋瑾、闻一多、艾青。也算是刚柔相济了。
改革开放后，诞生了北岛、舒婷、顾城、海子等。一时间，山也朦胧、水也朦胧起来。但无论如何，诗人们都在积极的探索。这个时期是诗歌的鼎盛期。
反观目前，诗人们把奖项看得很重，把上刊当做成功。有的相互诋毁，有的以诗泄愤，有的把诗歌当成筹码，也有的把丑陋当做新颖。总之，一句话利欲熏心，当然也就臭不可闻了。
菩提、轮回、深渊、黑洞，都成就了诗人的高深，如果以正常文字书写，则会被诗坛所鄙视。
我既不赞同某君对诗歌“心学”的论断，也不同意某敏的曲高和寡论。不能说他们是胡诌八扯，至少他们没有明白诗歌的时代性，更没明白历史，需要什么样的诗歌！
谢冕先生说：“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谈道、谈时代、谈政治好像都是没有面子的事情，这样是不对的，诗能够离开时代吗？我们的表达能够离开道吗？不载道，我们载什么呢？重要的是要看怎么表达。政治是大事情，事关国计民生、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诗人表达它不是诗人的羞耻，他必须这样，而且越是大诗人越是不能脱离这些，只有小的诗人，在那儿嘀嘀咕咕的，都是自己的一些事情，而不顾及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非常广阔的，是千变万化的。诗人越来越往内心走，走得越来越小越窄化，小得别人都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别人都读不懂，成为梦呓”。
中国的诗歌，应该像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的奋进姿态一样。诗歌应当是产业工人的手、是哨所战士的枪，是农民脚下的泥巴，是科技者的2B铅笔。
诗人怎么写，写什么；原本就自由；自娱自乐的东西，孤芳自赏尚可，拿出来搅和成屎尿就有些过份。我不反对鸳鸯蝴蝶，她也是文学的一种。但我反对集体的阴柔，就像我反对男人化妆一样。
纵观文学史，诗是一个时代起承转合的象征，诗歌彰显的是历史风骨！
诗者，还是不要把自己弄成精致小女人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