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
原文
英吉利法兰西以咸丰七年冬十一月攻陷广州，执总督叶名琛，久踞不退。注谋在改约章，索偿款，增商埠。自谓据城为质，必可如其所请，讲解以罢也。于是总督两广兼通商大臣者，为侯官黄宗汉。宗汉亦承平文俗吏耳。盱衡厉色，操下如束湿薪。退驻惠州，既不激励兵练，筹克会城，又不与英使会议立约退师事。习见通商以来，主和者例干清议，挑衅者亦膺严谴，举凡驭远绥边暨战守方略，惟以闭口不言塞耳不闻为能。英使额尔金久不得我要领，乃纠法美二国，驶兵船北上。
咸丰八年夏四月，骤至大沽海口。大沽绿营兵素不练，多忄匡怯。一见敌船惊溃。洋兵踞我南北岸炮台。直隶总督谭廷襄提督张殿元等，皆以疏防获罪，遣戍监候有差。洋兵以大小轮船七，暨舢板船驶入河内，直薄天津。额尔金等照会内阁：此来非用兵，盖欲修好。请面见天子诉其事。文宗特遣侍郎衔耆英谕止之。不能。耆英归，赐死。遂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以钦差大臣视师通州。遣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往议和约。英人多索偿款及商埠。许之，恐伤国体，拒之，虑挑强敌。乃以两江总督何桂清兼通商大臣。特派桂良花沙纳驰赴上海，会同桂清先与英人商定税则，再议约章。亦欲姑退之以纾近患，修戎备也。六月，英法美三国兵船退去。秋七月，王移军海口，修筑大沽北塘营垒炮台，购巨炮分布要害，檄州县伐大木，输之海?Й，植丛桩水底，以御轮船。又奏请调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及蒙古两盟马队。前后赴军者，可五千骑。
九年春三月辛未朔，怡亲王载垣驰赴天津，察勘海防事务。桂良等在上海与额尔金商定税则。额尔金遣其弟卜鲁士率兵船北驶，声言将入京换约。桂良等告以大沽设防，当进自北塘。夏五月庚寅，卜鲁士至拦江沙外。壬辰，遣其兵船闯入大沽海口，先觇形势。王故羸师以张之。癸巳，洋轮十七艘驶进鸡心滩，用炸炮摧断铁练，甲午，鼓轮直进，毁我防具。皆树红旗催战。直隶总督恒福派员持天津道照会，告以桂相已由上海驰还，请移驰北塘口外，静待换约。否则，暂令换约官数人，由北塘至天津。英人标使者，不受照会，开炮击我炮台，分遣步队蚁傅登岸。王挥鞭上马，督军鏖战。戒炮台同时开炮，沉毁数船，击杀登岸洋兵数百，生擒二人。英领队官伤股而?。殒焉。洋轮入内河者，皆已中炮，不能驾驶。惟一艘遁至拦江沙外。是役也，英人狃于往岁海口之无备，且窥见台中炮力微弱，未知我增置大炮也，贸然轻进。迨我炮击坏数船，洋兵相顾?Ф眙，心手瞀乱，纵炮骛击，多不能中。海潮方上，易进难退，仓卒不能出口。而我台了击敌船，蔑不中者。是以获捷。
英船未入口者，留驻大沽以南，分向旅顺、威海卫、大连湾、大孤山游泊测绘，皆海口形胜也。或在此购煤汲淡水，转若为济寇后路焉。疆吏营将闻之瞠然。咸谓荒岛无足?者，会英粮船且尽，始悉南驶。当英兵开战时，美使华若翰由北塘登岸，诣京师，呈遽国书。款以优礼，换约而返。华洋巨商知英人耻其败挫，必兴师报复，惧妨互市也，自议集捐白金二百万两，输偿英饷，沮其再举。于是英使法使照会通商大臣何桂清。若事事遵八年原约，即可罢兵。桂清据以入告。得旨，卜鲁士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由自取，并非中国失信。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若彼自知悔悟，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令其有以回报本国。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倘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贻后悔。
当是时，庙谟以获胜之后，欲改前约，冀英法二国或就范围也。然犹申戒疆臣帅臣，不得见敌辄先开炮，致碍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为通使议和地。顾北塘地势扼要，不亚大沽。明代防倭，已有炮台。康熙道光年间皆修葺之。迨王督办海防，营度于大沽北塘之间，已二三年。北塘用帑百余万金，仅成南北三炮台。曾有言宜纵寇登岸击之者。王心韪其说。旋奉旨撤北塘之备，退就大沽营城，移其巨炮，置大沽南北岸炮台。营城距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议者谓御寇不于藩垣而于堂奥，失计已甚。北塘绅士御史陈鸿翊密疏争于朝，不听。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在幕府，亦力争之。王狃于大沽之捷，谓彼以船来，不能多携马队。俟其登岸，我以劲骑蹙之，可以必胜。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惧哉！嵩焘以议论不合，遂辞去。
十年夏，英将额尔金，法将噶罗率轮船帆船，共百艘入寇。复至大沽口。讠?我设备严，惩前败不敢阑入。徐窥北塘之弛防也遂移向北塘。先纵小火轮船至海岸，以铁链系巨桩，鼓轮拽之。须臾桩则自拔。一桩去，复拔一桩。不二三日而数百桩拔尽矣。六月丁丑，英法马步队各挽炮车登岸，先据炮台。官军犹以其来换约不之御也。大吏委员持照会，请其使臣入都换约，不应。王整军以出，所部马队，已调赴他军，不满五千，合京旗步队，几及万人。英军马步可一万，法军八千。壬午，洋船由北塘进内港。我军驰往扼之。适值潮缩，船不能动。惧为我军所袭也，高悬白旗，示欲议和状。我军信之，不敢纵击。比潮长，洋兵出不意，薄我师。我师被挫。洋兵由北而南，将逼大沽。抵新河，我军御之。洋兵先以七百人出战。王瞰其寡也，麾劲骑驰之。洋兵退，乘势蹴之。洋兵各执一枪，精利无前。数十步外，即不能近。俄而七百人为一字阵，每人相去数十步，阵长数里，辂我马队三千，渐围渐迫。我军不能退，突围欲出。洋兵发枪无不中我军如墙之ㄨ。纷纷由马上颠陨。近世火器日精，临阵者以俯伏猱进，为避击之术。骑兵人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为众枪之的。然后知枪炮既兴，骑兵难以必胜，或反足为累也。
戊子，王师败绩于新河。收合马队，出者七人而已。精锐耗竭，势遂不支。退保唐儿沽。英法军张甚。出全队攻军粮城，又攻副都统德兴阿之营于新河，皆陷之。大沽北塘，如左右户。新河复居大沽之背。是时洋轮由北塘分向大沽，驾大炮拟我炮台以扼我前，步骑踞新河以鱿我后。大沽炮台益危。炮穴外向，不能反击。王所经理三载之工程，与数百万之帑金，悉置无用之地。王始悔纵敌登岸之非计。而事已不可挽矣。庚寅，我军复退。洋兵进踞唐儿沽。辛卯，奉朱谕云：僧格林沁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正在危急，谅汝忧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稍有挫失，须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头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拌命，太不值矣。南北岸炮台，须择大员代为防守。汝身为统帅，固难擅自离营。今有特旨，非汝畏葸。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殊负朕心。握管凄怆，谆谆特谕，汝其懔遵。壬辰，特派侍郎文俊武备院卿恒祺，驰往北塘海口，伴送英法二国使臣，入都换约。秋七月癸巳朔，上命大学士瑞麟尚书伊勒东阿，统京旗马步官兵九千防通州。
丁酉黎明，洋兵攻大沽北岸石缝炮台。一开花弹飙入火药库，訇然震发，雷砰电飓，土崩石飞，炮台失陷。提督乐善死之。惟南炮台尚存。王念屡挫之后，精锐伤亡，南炮台孤立难持久。适奉密旨退防后路，乃撤营城及南炮台防兵，次于通州之张家湾。与瑞麟军相依护。庚子，以疏防故，夺王三眼花翎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洋兵进至天津。会和议屡讲不就。遂逼通州。八月戊辰，光禄寺卿胜保，率偏师邀战于八里桥，胜保红顶黄褂，骋而督战。洋兵丛枪注击，伤颊坠马。师奔。瑞麟军闻风凶惧，宵溃。王军朝阳门外。已巳，天子以秋?巡幸热河，洋兵纵火燔圆明园。甲申，王军亦溃。闻恭亲王在长新店，与瑞麟等皆往从之。英法按军郭外，欲邀恭亲王主和议。恭亲王用恒祺居间排解，往复关说甚苦。浃两旬，和约始定。九月壬寅，暨英人法人平。当是时，曾文正公国藩督师祁门，胡文忠公林翼驻军太湖，进剿粤寇。相持甚急。闻变合疏奏请于两人中简派一人，率精兵万人入援。会和议成，乃不果行。
英法军以海口封冻为虞，皆于初冬退去。议者始悟咸丰七年广州被陷之后，未始不可善为讲解。内外大臣无一谙洋情者，遂于刚柔缓急取与操纵之诀，未能适中机宜。又或专为身谋，玩视大局，瞢然置之不理。使彼激而生变，纷纭者数年。局势乃弥棘矣。不然，则乘大沽挫败之后，隐示转圜。倘得能者善为迎距，则八年原许之款，或可择其重者抽去一二。即使仍用前约，其愈于十年所定之款犹多。且敌情叵测，大沽北塘与各海口，皆当严备。夫濒海设防，犹在海驾舟也。舟之大数十丈，凿方寸之孔，纵水漏入，则全舟沉矣。寇一入口，内地震惊，防不胜防。彼且反客为主。又以津沽屏蔽京师，而能战之兵，实不满万。亦觉军势过单。况骑队不敌枪队，更出人意计外乎？自古战守和互相为用，两国修好，军卫不撤，设防之无害于和，亦明矣。是故战愈奋，守愈固，则和愈速。不战不守，和亦虽久。要挟孔多，和固受瘥，自然之理也。北塘撤防为议和地，时论颇归咎于载垣、端华、肃顺之误大计。彼时三人赞襄密勿，其责自无可辞。盖战和两歧，断非万全之策。若十年之役，仍能却敌，勿令深入，则彼已频年动众，师劳饷匮，势当自沮。然后遣明炼沉毅夙有威望之大臣，驰赴上海，揆时度势，与之定议，岂不愈于天津立约哉！岂不更愈于京师立约哉！
译文
咸丰七年（1857年）冬十一月，英国和法国攻陷广州，抓获两广总督叶名琛，长期占据不退。他们的意图是修改条约、索取赔款、增开商埠。自以为占据城池作为人质，必定能够实现要求，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当时担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的是侯官人黄宗汉。黄宗汉不过是个太平时代的庸俗文官罢了。他故作威严，对待下属像捆扎湿柴一样苛刻。他退驻惠州，既不激励士兵操练，谋划收复省城，也不与英国使节谈判订约撤军的事。他习惯了自通商以来，主张议和的人总是被舆论指责，而对洋人挑衅的人也会受到严厉惩罚，因此凡是涉及安抚远人、守卫边疆以及作战防守的策略，他都以闭口不言、塞耳不闻为能事。英国使臣额尔金长期得不到中方的明确答复，就纠集法国和美国，派遣兵船北上。
咸丰八年（1858年）夏四月，洋人兵船突然抵达大沽海口。大沽的绿营兵平时不训练，大多胆小怯懦。一看见敌船就惊慌溃散。洋兵占据了南北两岸的炮台。直隶总督谭廷襄、提督张殿元等人，都因为防守疏忽被定罪，分别发配戍边或监禁候审。洋兵用七艘大小轮船以及舢板船驶入内河，直逼天津。额尔金等人照会清廷内阁：这次前来不是为了用兵，而是想要修好。请求面见皇帝陈述此事。文宗（咸丰帝）特地派遣侍郎衔的耆英去劝止他们。没有成功。耆英回来后，被赐死。于是朝廷命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以钦差大臣身份到通州督师。派遣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前去议和。英国人索要大量赔款和商埠。答应吧，怕损伤国体；拒绝吧，又怕挑起强敌。于是任命两江总督何桂清兼任通商大臣。特地派桂良、花沙纳赶到上海，会同何桂清先与英国人商定关税规则，再议条约。也想暂且把他们打发走，以缓解眼前的祸患，同时整顿军备。六月，英、法、美三国兵船退去。秋七月，僧格林沁移驻海口，修筑大沽、北塘的营垒炮台，购买巨炮分布到要害处，命令各州县砍伐大木料，运到海边，在水底打下密集的木桩，用来抵御轮船。又奏请调集吉林、黑龙江、察哈尔以及蒙古两盟的马队。前后到达前线的约有五千骑兵。
咸丰九年（1859年）春三月初一，怡亲王载垣赶到天津，视察海防事务。桂良等人在上海与额尔金商定了税则。额尔金派他的弟弟卜鲁士率领兵船北上，声称要进京换约。桂良等人告知大沽已经设防，应该从北塘进入。夏五月十七日，卜鲁士到达拦江沙外。十九日，派兵船闯入大沽海口，先试探形势。僧格林沁故意用弱兵示弱以引诱他们。二十日，十七艘洋轮驶进鸡心滩，用炸炮炸断铁链。二十一日，开足马力直进，摧毁我方防御器具。洋船都挂起红旗，催逼开战。直隶总督恒福派员拿着天津道台的文件，告知桂良已经由上海赶回，请他们转移到北塘口外，静候换约。否则，暂时让几个换约官员从北塘到天津。英国人傲慢地拒绝接受文件，开炮轰击我方炮台，并分派步兵像蚂蚁一样爬上岸。僧格林沁挥鞭上马，督军激战。命令各炮台同时开炮，击沉击毁多艘敌船，击毙登陆洋兵数百人，活捉两人。英国领队官大腿受伤后死去。进入内河的洋轮都被炮火击中，无法驾驶。只有一艘逃到拦江沙外。这一仗，英国人因为往年海口没有设防而轻敌，而且窥探到炮台火力微弱，不知道我们又增设了巨炮，所以贸然轻进。等到我方炮火击坏多艘敌船，洋兵面面相觑，惊慌失措，心慌手乱，胡乱开炮，大多打不中。当时海潮正在上涨，洋船容易进却难以退，仓促间无法出港。而我方炮台瞄准敌船，没有打不中的。因此取得了胜利。
没有进入海口的英国兵船，停驻在大沽以南，分别向旅顺、威海卫、大连湾、大孤山一带游弋测绘，这些都是海口的险要之地。他们有时在这些地方买煤、取淡水，反而像是在为后续进攻做准备。地方官员和守将听说了目瞪口呆。都说荒岛不值得担忧。等到英国人的粮船快用完了，才全部向南驶去。当英军开战时，美国使臣华若翰从北塘登岸，前往北京，递交国书。清廷以优厚礼节款待他，换约后返回。中外大商人们知道英国人耻于失败，必定会兴师报复，害怕影响通商，就自己商议筹集捐款二百万两白银，送给英军作为军饷补偿，想阻止他们再次出兵。于是英国使臣和法国使臣照会通商大臣何桂清：如果事事遵守咸丰八年的原约，就可以停战。何桂清据此上报。朝廷下旨说：卜鲁士擅自带领兵船，破坏我方海口防御器具，首先背弃条约，结果损兵折将，实在是自取，并非中国失信。所有八年议和条款，一概作废。如果他们自己知道悔悟，必须在先前议定的条款中选择道光年间曾经有过、又不损害大局的，通融办理。让他们有个交代回报本国。仍然在上海商定，不得擅自北上。如果再敢有兵船驶入拦江沙，必定痛加进攻剿灭，不要日后后悔。
当时，朝廷的谋划是，打了胜仗之后想要改变原先的条约，希望英法两国或许能就范。但是仍然严令地方和军队统帅，不得见到敌人就先开炮，妨碍和局。又命令保留北塘一个出海口，作为沟通使节、议和的地方。然而北塘地势险要，不亚于大沽。明代防倭时，就已经有炮台。康熙、道光年间都曾修葺过。等到僧格林沁督办海防，在大沽与北塘之间经营谋划，已有二三年。北塘用了一百多万两库银，只建成南北三座炮台。曾有人建议应该放敌人登岸然后攻击。僧格林沁心里赞同这个说法。不久他奉旨撤去北塘的防御，退守大沽营城，把北塘的巨炮移到大沽南北两岸的炮台。营城距离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议论的人说，抵御敌寇不在边境而在内院，失误太大了。北塘籍的御史陈鸿翊秘密上疏在朝廷力争，不被采纳。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在僧格林沁幕府中，也极力谏争。僧格林沁因为大沽的胜利而轻敌，认为敌人乘船来，不能多带马队。等他们登岸，我用精锐骑兵逼近攻击，必定能胜。洋兵的本事，我深知，有什么可怕的！郭嵩焘因为意见不合，就辞职离开了。
咸丰十年（1860年）夏天，英国将领额尔金、法国将领噶罗率领轮船帆船共一百艘入侵。再次到达大沽口。他们侦察到我们防备严密，鉴于上次失败不敢闯入。慢慢发现北塘防守空虚，于是移师北塘。先放小火轮靠岸，用铁链拴住大木桩，开动轮子拽拉。不一会儿木桩就被拔了出来。拔完一根，再拔一根。不到两三天，几百根木桩全被拔光。六月十七日，英法两国步兵骑兵各拉着炮车登岸，首先占据了炮台。清军还以为他们是来换约的，没有抵抗。当地官员派人拿着文件，请他们的使臣进京换约，对方不理。僧格林沁整军出战，他手下的马队已被调走一部分，剩下不到五千人，加上京旗步兵，将近一万人。英军步兵骑兵约一万人，法军八千人。二十三日，洋船从北塘进入内港。清军赶去扼守。正赶上退潮，洋船动弹不得。洋兵怕被清军袭击，高高挂起白旗，表示想要议和的样子。清军信了，不敢进攻。等到涨潮，洋兵出其不意，逼近我军。我军受挫。洋兵由北向南，逼近大沽。到达新河，我军迎战。洋兵先以七百人出战。僧格林沁看他们人少，指挥精锐骑兵冲击。洋兵后退，清军乘势追赶。洋兵每人拿一支枪，精良锐利无比。几十步以外，就无法靠近。不一会儿，七百人排成一条线阵，每人相隔几十步，阵长数里，包围了三千清军马队，逐渐收紧包围圈。清军无法后退，突围想冲出去。洋兵开枪百发百中，清军像墙一样倒下，纷纷从马上坠落。近代火器日益精良，临阵的人以趴下匍匐前进作为躲避射击的方法。骑兵人马相依，占地又多，而且目标高，就成为众多枪弹的靶子。从此可知，枪炮兴起后，骑兵难以必胜，甚至反而成为累赘。
二十九日，清军在新河战败。收拢马队，只有七人突围出来。精锐耗尽，势力无法支撑。退守唐儿沽。英法军更加嚣张。出动全部兵力攻占军粮城，又攻陷副都统德兴阿在新河的营地。大沽和北塘就像左右两扇门。新河又位于大沽的背后。此时洋轮从北塘分兵驶向大沽，架起大炮瞄准我方炮台，扼住我军前方；步兵骑兵占据新河，从背后夹击。大沽炮台更加危急。炮台的炮口都是朝外的，无法向后还击。僧格林沁经营了三年的工程以及数百万两库银，全都成了无用之物。僧格林沁这才后悔放敌人登岸是失策。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八月初二，清军再次退却。洋兵进占唐儿沽。初三日，接到皇帝朱笔谕旨：“僧格林沁，与你握手告别，转眼过了半年，大沽两岸正处在危急之中，想必你忧心如焚。天下的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稍有挫折，必须退守天津郡城，从北向南，迎头拦截剿杀。万万不可把性命寄托在炮台上。以国家依赖的身躯，与丑敌拼命，太不值得了。南北两岸炮台，要挑选大员代为防守。你身为统帅，固然难以擅自离营。现在有特旨，不是因为你畏缩。你若不念及大局，只图自己了事，就辜负了我的心意。握笔凄怆，谆谆特谕，你要敬畏遵从。”初四日，特地派侍郎文俊、武备院卿恒祺，赶赴北塘海口，陪同护送英法两国使臣进京换约。秋七月初一，皇帝命令大学士瑞麟、尚书伊勒东阿，统领京旗步兵骑兵九千人防守通州。
初八日黎明，洋兵进攻大沽北岸的石缝炮台。一发开花弹飓风般射入火药库，轰然爆炸，如雷击电闪，土崩石飞，炮台失陷。提督乐善战死。只剩南岸炮台还在。僧格林沁考虑到多次受挫之后，精锐伤亡，南炮台孤立难久守。正好接到密旨让他退守后方，于是撤去营城和南炮台的守军，驻扎到通州张家湾。与瑞麟军互相依托。十一日，因防守疏忽，被夺去三眼花翎、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等职。洋兵进至天津。此时和谈多次不成。于是洋兵逼近通州。八月初四，光禄寺卿胜保率领部分军队在八里桥迎战，胜保头戴红顶帽、身穿黄马褂，骑马督战。洋兵众枪集中射击，胜保面颊受伤落马。军队溃逃。瑞麟军听到风声惊恐万分，夜间溃散。僧格林沁军驻扎在朝阳门外。初五日，皇帝因为秋季木兰秋狝而巡幸热河。洋兵放火焚烧圆明园。二十日，僧格林沁军也溃败。听说恭亲王在长新店，与瑞麟等人一同前去投靠。英法军队驻扎在城外，想邀请恭亲王主持和议。恭亲王让恒祺从中调解，反复往来劝说，非常艰苦。过了二十天，和约才定下来。九月十九日，与英法两国议和。当时，曾国藩正督师祁门，胡林翼驻军太湖，进剿太平军。双方相持正紧。他们听说京城变故，联名上疏请求在两人中选一人，率领精兵一万人入京增援。后来和议成功，就没有实行。
英法军队担心海口封冻，都在初冬退去。议论的人这才醒悟，咸丰七年广州被攻陷之后，并非不能好好谈判调解。朝廷内外的大臣没有一个通晓洋人情势的，于是在刚柔缓急、给予索取、操纵决断的分寸上，没能恰到好处。又有人专门为自己打算，玩忽职守，对大局茫然不理。使得洋人被激而生变，纷乱了好几年。局势才更加棘手。不然的话，乘着大沽挫败之后，暗中表示转圜。如果有能人善于周旋，那么咸丰八年原来答应的条款，或许可以挑其中重要的去掉一两项。即使仍然沿用前约，也比十年后所定的条款好得多。况且敌情难测，大沽、北塘以及各海口，都应该严密设防。沿海军设防，就像在海里行船。船有几十丈大，凿一个方寸大小的洞，让水漏进去，整条船就会沉没。敌人一旦进入海口，内地就会震惊，防不胜防。他们反而会反客为主。再加上津沽是京城的屏障，而能作战的士兵实在不满一万人。也显得兵力过于单薄。何况骑兵不敌枪队，更是出乎意料之外？自古战、守、和互相为用，两国修好，军队不撤，设防并不妨碍和谈，这也是很明白的道理。所以越是奋战，越是固守，和谈就越快成功。不战不守，和谈也不会持久。要挟越多，和谈自然越受损害，这是理所当然的。北塘撤防是为了留出议和的地方，当时舆论多归咎于载垣、端华、肃顺误了大事。那时这三个人在朝廷参与机密，他们的责任自然无法推卸。因为战和两条路分歧，绝不是万全之策。如果十年那场仗，仍然能够击退敌人，不让他们深入，那么他们连年兴师动众，军队疲劳、粮饷匮乏，势必自行沮丧。然后派遣精明干练、沉着坚毅、素有声望的大臣，赶到上海，审时度势，与他们订立条约，难道不比在天津立约更好吗？难道不比在北京立约更好得更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