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懿辰《仪宋堂后记》

原文

三代之下，道义功利，离而为二。而犹幸道义得附功利而存。何也？自孔子雅言《诗》、《书》、《礼》，翼赞《周易》，因鲁史成《春秋》，其后群弟子相与撰次其言辞行迹，为《论语》，而又各以意推衍为《大学》、《中庸》，《七篇》之书。

经火于秦，《论语》伏于屋壁，《大学》、《中庸》汩于《戴记》，而七篇夷于诸子。岂经书之藏显固有时乎？何尊慕而信用之者少也？汉武帝始以英杰之才，崇向儒术。用孔子六经，收召当世贤良俊茂之士。其俊遂为成格。而史迁读功令，乃至废书而叹。班固继讥之，以谓儒道所由广，禄利之途然耳。

明太祖既一海内，与其佐刘基，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于今。议者又谓以排偶之文，汩传疏之体，束发小生，哆口执笔，代圣人立言，为侮圣伤道之大者。夫二君诚不能以道义躬先天下，不得已而为此制，盖亦厄于世变，而其为效，亦有以阴福天下后世，而人不知。

且使秦汉迄元明至今二千余年之久，田不井，学不兴，圣君贤宰不间出。苟无孔子之六经，与夫有宋程朱所考定四子之书在天壤之间，如饮食衣服常留而不敝，则夫乾坤几何而不毁坏，人类几何而不绝灭耶？徒以功令之所在，爵赏之所趋，故虽遐陬僻壤，妇人小子皆能知孔子之为圣，程朱子之为贤。言于其口，而出于其心，猝不知其纳于义理之域。是其为效固已奢，而泽天下后世固已博矣。

二君者，以功倡天下，而道赖以尊；以利诱天下，而义赖以著。盖于此非甚失者。向使汉不以经术取人，明不以制义试士。虽圣贤精神与天地相凭依，必不至归于泯灭无有。然亦安能家喻户晓，焯然如今之盛邪？不察是而尤之，亦徒好为高论而未达事实之过也。

余友苏君厚子，为正谊明道之学，而弃科举，十年于兹矣。名其堂曰仪宋。属余为之记。盖既以志其趋向，而亦以病夫世之穿凿新异名为汉学者。夫汉学长于考订，宋学长于义理。固不可畴为轻重。

然自明至今，所承皆宋学也。士大夫必用四书义进其身。程朱之传注，童而习之，既长而畔焉，何异虫生于苗而还食其叶。其为蠹学也大矣。余于兹未暇与辨。而且论古今学术之通乎世变者若此，俾夫学者知循今之法，犹可恃以安，而无为哗世取名，骤变经常之制也。是为记。

译文

夏商周三代以后，道义和功利就分裂为两件事了。但还值得庆幸的是，道义还能依附于功利而得以留存。这是为什么呢？自从孔子经常讲授《诗》、《书》、《礼》，阐释注解《周易》，依据鲁国史书修撰《春秋》之后，他的众多弟子们又共同记录编纂了他的言论和事迹，写成《论语》，并且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推演发挥出《大学》、《中庸》，以及孟子那七篇著作（即《孟子》）。

然而，秦始皇焚书，儒家经典遭劫。《论语》被藏匿在孔子故宅的墙壁中才得以幸存，《大学》、《中庸》埋没在《礼记》里（未被特别重视），而《孟子》则被等同于诸子百家的著作。难道经书的埋没和显扬本来就有时运吗？为什么尊崇仰慕并真正信守实践它们的人那么少呢？

到了汉武帝，他才以其英明杰出的才能，开始尊崇倡导儒家学说。他采用孔子的六经（来教化选拔人才），招揽收罗当时的贤良俊杰之士。这种通过经学选拔人才的制度便逐渐成为固定的模式。但司马迁读到选拔人才的官方文件（功令）时，竟至于放下书卷叹息。班固后来也批评这种现象，认为儒家之道之所以能推广开来，实在是由于它成了追求功名利禄的途径罢了。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后，与他的谋臣刘基一起，决定用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章句大义来考选士人（即科举八股文）。这个制度施行了五百年没有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议论的人又批评说，这种用排比对偶的文体（八股文），淹没了传统的经传注疏之学，使得那些束发读书的少年，张口执笔，就代替圣人发表言论（作八股文），这是侮辱圣人、损害正道最严重的行为。

（诚然）汉武帝和明太祖这两位君主，确实不能亲身以道义为天下做表率（来引导风尚），不得已才制定了这种制度。这大概也是被世道变迁所逼迫吧。然而这种制度的实际效果，却也有在不知不觉中造福了天下后世，只是人们没有觉察到罢了。

试想，假如从秦汉直到元明至今这两千多年里，井田制废弃，学校不兴办，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也很少出现。如果没有孔子的六经，以及宋代程颢、程颐、朱熹所考订阐释的四书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像日常的饮食衣服一样长久留存而不衰败，那么天地乾坤还能支撑多久而不毁灭，人类还能延续多久而不灭绝呢？正是因为功令（科举制度）规定了它们，功名爵禄的赏赐趋向于它们，所以即使是偏远角落、荒僻乡村，连妇女小孩都知道孔子是圣人，程子、朱子是贤人。他们口中谈论着，心里想着，不知不觉间就进入了义理的境界。这种制度所产生的效果，本来就已经非常宏大，而它惠泽天下后世的恩德，也实在太广大了。

这两位君主，用功名来号召天下，而儒家之道却因此得到了尊崇；用利禄来吸引天下，而仁义却因此得以显扬。从这方面看，他们并非做得很失当。假使当初汉朝不拿经学来选拔人才，明朝不用八股文来考选士人，那么圣贤的精神虽然与天地共存，也必然不至于完全泯灭消亡。然而，又怎么能像今天这样家喻户晓、光芒显赫呢？不考察这一点却去责备他们，也不过是喜好发表高论而不懂得事实真相的过错罢了。

我的朋友苏厚子君，致力于正谊明道（追求正义、阐明大道）的学问，并且放弃了科举功名，至今已有十年了。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叫“仪宋堂”（尊崇宋学之堂），嘱咐我为此写一篇记文。这既是为了表明他的志向，同时也是为了批评当下那些标新立异、穿凿附会，却打着“汉学”名号（实则偏离根本）的人。汉学的长处在于考据订正，宋学的长处在于阐发义理，本就不该分谁轻谁重。

然而从明朝到今天，所传承的都是宋学。士大夫们必须凭借四书义理（八股文）才能进身仕途。程朱的注释，人们从小学习，长大成人后却背叛了它，这就像虫子从禾苗中生出，反过来啃食禾苗的叶子一样。这种（背弃宋学根本）蛀蚀学问的行为危害太大了！我在这里没空与他们辩论。姑且就论述一下古今学术如何随世道变迁而相通共存的道理，使求学的人明白：遵循现行的法度（科举制度），仍然可以依赖它来安稳立身，而不要为了哗众取宠、博取名声，就骤然改变长久以来的根本制度。这就是我写的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