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干部张文波
我的大伯张文波是一名公社干部。
他走了20多年了。我们今天怀念他，是因为《善琏镇志》。我从1962的吴兴县委文件上找见了张文波的名字。张文波（1929——1998年），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先后在善琏、含山、洪塘、练市任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等职。在我的记忆里，他农村工作经验丰富，很重视乡镇工业发展。他与群众关系密切，公私分明，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心都在公社上。
含山蹲牛棚
大伯为人敦实厚道。他常穿着一身半新不旧衣服。1961年，他在含山公社党委当副书记（全面负责）。干了两届，约6年。据说，这是新中国第一代公社党委书记。在练市区委含山公社党委名单中，依次是张文波，周志虹，罗金阶等。含山公社以境内的含山得名。这里属平原水网区，地貌景观很美。含山向来被称为蚕花圣地，方圆百里的蚕农们每年清明时节纷纷前来游含山，有轧蚕花、摇快船等活动。我儿时记忆中，为了维护节日安全，大伯每年清明节便要带队坐着汽艇开赴该辖区，从章家环桥到山塘桥，在数里运河上巡逻，真是热闹、威武的样子。
含山公社是大伯人生出彩的地方。当时，公社干部常与农民打交道，所以，要与群众关系很密切。公社党委领导成员要坚持站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切实改进领导作风,为干部树立榜样。大伯在这方面口碑很不错。1979年10月11日，我师范实习到含山一中。邻居胡琛老师听说我是张文波的侄子，很兴奋地说：张书记是个好领导，说话和气，给人一种亲和力。他人缘也很好。早起晚归，关心穷苦百姓的事。有一个冬天，张书记带头“蹲点包村”，见一穷苦人家，还在草棚里，床上揉成一团，棉垫也没有。他就将自己一床新的纯棉被给人送了去。对方十分感动。当时，一个公社上万人，他吃喝拉撒，生产生活都要管的。
但是，到了十年浩劫的特殊时期，我大伯被当作走资派，受到政治迫害，他成为重点的批斗对象，跟那个年代的很多公社领导一样，被下放到牛棚里接受改造。
大伯蹲牛棚，是在含山和平大队。这是我在卜家堰村调研时，听周阿兴说的，他当年是含山公社总会计。说牛棚这里因地低洼，很糟湿。队上有一位好心社员看到后，便从家里取来工具，在牛棚周围撒上稻草灰和石灰粉,使虫、蛇不敢接近,蛇是怕具有刺激性气味。然而，遭到一位造反派的阻止。当场将石灰桶推倒地上，将石灰倒入河里去。此事过去数十年，今天和平村的老书记还很清楚。他说，张书记在蹲牛棚时，就在他们和平村月茶圩，得到了王志清母亲的好心相助。后来张书记解放，念念不忘，多次带礼物来看望她。
2021年6月3日下午，我们《善琏镇志》调研组一行从观音堂丰韵农庄出来，来到和平村。汽车在乡村水泥公路上奔驰，过牛场桥，回头又上牛场桥。我在想这古老的牛场桥与大伯蹲牛棚的情景。汽车终于在和平村落地。到了村支部，我们在二楼开坐谈会。自然介绍我与唐坤田是谁的侄子和儿子。唐坤田的父亲唐财富与我大伯同在含山公社当领导。讲到这段经历，唐老师回忆说，当年，牛棚的位置就在和平村。后来，纠正“双突”错误：对于文革突击提拔的干部回到原岗位；突击发展入党的人,也分别作出处理。这些人，改革开放时，有人想重入体制，曾到遭张文波与周志虹的坚决反对。
大伯被关“牛棚”，他的遭遇和命运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依稀记得，那年在港南,一个石磨在农家屋子劳作的生活场景图。大伯被打倒了，关在牛棚里，没有人关心他。大妈要去看他。让我们从家里做些圆子给送去。我由此想到，咱们做镇志的意义，要存史资政。文革时造反派大多是没人性的，据说，大伯在窑里村受造反派“批斗”是最厉害的。
大伯的“平反会”是在1978年10月9日。这天，我正在家烧晚饭，大伯来了。他放下背包，便要去大队窑上办事。说是刚从含山公社来，组织上为他召开了平反会。晚餐时，我们准备好酒菜庆贺。他高兴地说，今天这会是声讨“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罪行的，我只讲了20多分钟。他们说我保守，会上点的名少了。我说，在文革中，大伯吃尽了苦头，蹲牛栅，游街、审查、挂牌上台斗争会。今天，终于扬眉吐气了！我父亲不胜酒力，满脸通红，大伯酒喝完了，便再续斟酒，父亲不停的分发香烟。这晚上，大家欢聚一堂，有说有笑。
洪塘图书柜
书柜,是七八十年代读书人少不了的书房家具,是书房里面的王者，它是一个人的文化、文明的象征。作为公社领导干部，大伯要旗帜鲜明讲政治，锤炼党性修养，牢固树立政治理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懂得更加重视学习。在洪塘的时候，他有一个党性的图书柜，给我受益最多。
1975年9月，我练市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参加善琏公社“九曲湾”填河劳动，任大队通讯员，在战天斗地中，我做出了成绩。得到公社广播的表扬，还派记者来采访我。次年，我申请参军。在菱湖镇体检后，经选拔到湖州（蚕种场）复检，验上了特种兵(海军)。我们善琏公社参加复检有三名，通过有两位。当时，带兵的讲我是高中毕业的，部队很需要。因此，只要体检合格，便可选上。我满怀信心，来到洪塘公社，告诉大伯这个喜事。然而，不曾想，结果还是让人在我“家庭出身”上做了手脚，没去成。
1976年，大伯在洪塘公社任职，我去看望。他宿室有个党性书柜，所谓“党性”，是指阵列的多是马列主义著作。大伯没有高深的理论功底，这些书也就是放在那里吧？见我看上厚厚的书。他要给我一套《列宁选集》。我说这太高深了！于是，又拿些带文学性的书，有《马克思传》，《恩格斯的回忆录》等。可是，书到家，我就想，这些书不能总是放着。我便开始读马克思主义，边看边做摘记，可为人生指南。如，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又如，恩格斯非常无私和乐于助人，他为了让马克思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负担马克思一家的大部分生活费用，他就到英国曼彻斯特一家公司当总助理，忍受这种“鬼商业”的桎梏，而且一忍就是20多年。可以说他从经济上无私地支援马克思，使马克思得以完成《资本论》这部天才巨着的写作。再如，在当时俄国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面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列宁写成《怎么办?》一书,对当时国际和国内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斗争和批判,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指导了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仍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上世纪七十年代，毛主席的“小红书”和他的数十首诗词风扉全国。大伯的“党性”图书柜，有一本《毛主席诗词》，这个小红本前面有毛主席去安源，游泳，写作等，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彩色照片32张，我很喜欢。当时，大伯在我面前“献宝”，他自己也喜欢。但最后还是给了我。我于是读上了毛主席的诗词。毛主席诗词，是当代艺术明珠，每当遇到困难时，从中能找到力量和信心。参军没去成。大队让我参加公社文艺创作学习班。记得在班上，我创作了《样板戏革命花》词，由镇文化站汤建驰谱曲传唱。我是喜爱文学的诗意的生活。自订了《朝霞》文学杂志。在大队书记吴志芳支持下，还创办《东风战报》，积极编写大队“双抢”劳动事迹。同事中有高中毕业生徐土根、吕发林。1979年1月27日，是新春佳节。天下着雨。我与二姐整理家里的东西。下午，我开始读胡万春的小说《内部问题》，又写条幅:毛泽东的词：《清平乐.会昌》。每年换一幅，这是第四幅了。诗言志，感觉年年有进步。晚上，大伯来老家，看到了这字幅说，“好象印出来一样”。我回荅：不好也不坏。他给的这个小红本《毛主席诗词》，我一直保存着，一直跟随我。
练市区工办
改革开放后，公社干部普遍得到上级领导机构和领导的重视，县级领导人和县级机构的进人渠道，主要源自公社干部。当年同大伯同在含山公社党委的周志虹已经到市里任职，后为湖州市副市长。大伯在领导职位上总是受挫多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一直在练市区工办任职。在这期间，他为发展乡镇集体企业忙碌，总照顾不了自家。在我的日记也多有记载。现在想起来，真是难为他了！如，1978年7月14日早上，我乘大队挂机到练市，知道大伯在练市公社东风大队粮种场。古镇练市，小桥流水，一派水乡田园风光。然而，我好心致马上没有了。因为我到达时，大伯已到湖州开会去了。第二天傍晚，我爸在屋里看到“喜蛛”挂下来，说今有客人要来。果然，不一会见大伯来到。但是，他脸上没有喜事。当初我参加考试时，他曾对我说，只要你考上，毕业分配事，会帮助的。可眼下，我师范毕业分配了，他一点不关心。这次，他给我讲要提早退休了。1980年2月14日，我师范毕业，为分配事去菱湖大伯家问信。因为听着没有希望。中饭时，我便说，“我们姐弟三个，一个也没出山。”大伯感叹道，唉，真是没良心。我本来想“出口气”，但看到没用，便静默了。1983年2月18日，我在家看书，转而练大字。阴冷的天，做什么也不是。吃过饭，便上楼躺着，睡着了。迷糊中，大伯来逗我。我睁眼看时，见到他在楼上转了两圏。这次，他跟我谈起上次调我去练市中学的信，说“没有此事”。
张家的厅宅
大伯是公社领导，个子不高，面很和善，常挂着微笑。他很会关心人的，谁家有什么困难，也乐于相助。他关心政治，带客人来老家时，常讨论些国家大事，很有见识。我们与大伯交往最多的便是在张家厅宅里。
大伯出生在夹塘福溪兜的张家厅宅。张家本是大户，族中张坤山是当地名医，为了体面行医，借巨资坐北面港建造了气派的“三间门面一只厅”。历经风雨，这古老的宅子依然耸立。张坤山生有四子，大伯为长子，我父亲是次子，还有两位弟弟。我父亲一直住在老家。大伯在公社当领导，常带客人过来。在此接待过许多领导。1979年1月26日，下午，太阳很好。我在家前做煤球，后去楼上擦玻璃窗。大伯在楼上，听两位客人（本公社的，地道农民模样）在申诉，原来他们都在公社当过官，因犯了错误被开除了。我一边擦玻璃，一边听他们谈话。从中了解，其中一个被打倒后，同老娘去摇运输船，橹邦绳断了，老娘掉进水里淹死了。大伯很同情他的遭遇，不时地叹息。1980年2月5日上午，我在家里守着煤炉灶。大伯领了一位客人来我家。这位客人是县委副书记，原做过大伯的秘书。我见他穿着毛货长大衣，文雅的举动，认为是知识分子出身。客人见我桌子上有一本《唐诗三百首》，便拿起来翻看。看见他的茶杯是桔子皮和人参。大伯开玩笑说：“你这是资产阶级生活了！”
大伯很喜欢吃鱼,来老家时，总会带上一条大鱼或一网袋蟹之类。然后，一定是我妈妈来张罗做一桌菜。我妈忙着做菜。让我帮忙，去港南下伸店买白酒和酱油之类。通常有客人来我家桌子上菜肴很丰厚。请客人吃饭，总是在我家大厅八仙桌上。一桌菜肴在我妈有条不紊的操作下先后纷纷上桌。八仙桌堆满了各种菜肴，有本鸡肉、鱼头豆腐汤、梅干菜扣肉、千张结、皮蛋、咸鸭蛋、花生米。因为是喝酒，吃饭时间很长。闻着香喷喷的美味、看着满桌的佳肴，肚子饿得咕咕作响。我从小是在楼上闻到酒香，等待客人吃好才下来。有时重要客人到，妈妈让我们先在厨房间简单用餐。1980年12月25日，大伯回老家，参加邻居张美芳的婚宴。晚上，他喝多了，精彩点评了同桌子的每个人。这真是严寒冬日里，暖心暖胃的最佳酒宴。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下午，含山西面不远处的一个村子——东桥头，三伯家在请客。大伯同在。我记得房前有个很大的水泥场。大伯坐在一个长条凳子上，讲起退休以后要回老家的事。我回答说，这不可能的。你的好朋友都在练市镇上。虽然善琏，洪塘，练市公社都任过职。但是，练市是最后落脚地。我们知道，大伯似乎是工作后，就成为不顾家的人。菱湖的家，也只是在走个亲戚。
大伯是在湖州二院去世的。医院的报告说他病已经难治。我们多次去医院看他，见到脸色很黄。他的毛病似乎是与酒有关。酒精将他的肝损坏了。他很乐观，以为吊上几次盐水就好了。他还给我们讲张家祖上的事。他父亲张坤山是地方名医，逝死之后，葬在福溪村西边的一块桑地里，面对圣堂洋。祖坟风水是不错的。
我家祖父母的双棺椁是石套构成的。因墓葬很好，文革时，我曾将它视为剥削阶级的产物。因为大字报说我家是“漏外富农”。
大伯逝死之后，便安葬在祖坟傍，安息。
人民公社离我们已经远去。但对那时的一些人和事,却是记忆犹新。张红方至今保存着他父亲的一个奖状：张文波在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有显著成绩，本定为本县1958年度农业生产一等先进工作者。大伯作为人民公社的干部，无论是在土改、四清运动中,还是在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包产到户、大办乡镇企业等各个历史时期,都是知行合一，做出应有的贡献！一晃20多年了！我们深切怀念他。大伯为人实在。他常说“有个七托做个八托。”他一生，不求闻达，不事功利，不仰人鼻息，不故作清高，不经营算计，不为稻粱谋。他的微笑，荡漾在人民公社群众的心间，很是温暖。
2022年5月12日
